生前向朋友诉苦“活着真没意思”

　　红梅所获得的部分证书。

　　4月1日是红梅40岁的生日，姐姐咏梅特意通过微信用蒙语给她唱了生日快乐歌，红梅用蒙语回复了“谢谢”。

　　红梅从小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曾是杭锦旗蒙古族小学的语文老师，父亲曾是杭锦旗蒙古族中学的副校长，父母从未放松过对红梅的学习和思想上的教育。

　　后来，红梅成了杭锦旗广播电影电视服务中心的一名女记者。她身高一米七三，是杭锦广电里身高最高的记者。

　　让同事小蓉印象最深刻的，是红梅对新闻的热情。只要有采访任务，年轻记者不愿意去，她二话不说拿起机器就去了。杭锦广电的业务榜单上，还常常能看到红梅的名字。

　　同事大多亲切地叫她“红梅姐”。

　　红梅出事当天，震惊、悲痛笼罩着杭锦广电新闻部。和红梅共事十几年的柳女士当天因为悲伤过度动了胎气：“他们说红梅走了，我说去哪儿了，他们说在殡仪馆。我不相信，觉得她明天还能来和我说话。”

　　“她常常给我们洗脚、做饭。结婚之后，金柱对家里不管不顾，她还要照顾得了脑梗的公公。”红梅的母亲哽咽了，没有再讲下去。

　　买菜、做饭，家里的大小家务都是红梅一个人在操持。离红梅家不远的菜市场有个梁老板，他认识金柱十多年了：“都是红梅和她母亲来买菜，做了饭还送去给公公。金柱从来不管小雅和老爹，每天喝酒，打完麻将就来喝酒。”

　　红梅曾对自己的同事小梁说，她很累，“就像拉扯两个小孩似的。”

　　事发前一天晚上，红梅在吃饭时最后一次向朋友奇女士诉苦：“活着真没意思，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