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协议书》文本原件。佚名/摄

    编者按

    今年的8月15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71周年纪念日。今年6月1日，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在北京向掳日中国劳工谢罪，双方达成和解，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行动取得里程碑式的重大胜利。值此，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联合会决定将三菱公司与中国受害劳工签署的《和解协议书》全文公布，以供读者了解此次和解协议的细节及其历史意义。

    8月15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日本战败投降的日子，到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经整整71年。在这一年的6月1日，日本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三菱公司)在北京向中国二战受害劳工谢罪，双方最终达成和解，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行动取得了里程碑式的重大胜利。因此，对于那些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生命和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中国受害者来说，今年是意义非同寻常的一年。

    如今，中国受害劳工之一、87岁的闫玉成老人与日本三菱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他授权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先生将“和解协议书”全文公开。对此，童增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双方能够达成和解是解决战后遗留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协议应该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分享。他还表示，对日民间索赔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

    “中国的《安妮日记》”

    1990年，童增写下《中国要求日本民间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发起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行动。这封“万言书”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一把烈火，成千上万名遭受日本侵华战争暴行的中国受害者以及遗属看到了赢得公平和正义的希望，他们决定为此站出来，保持了半个世纪的沉默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很快，童增就收到了来自中国各地雪片般涌来的支持信件。这些信件提供了中国战争受害者及其遗属在日本侵华战争的铁蹄下所遭受的种种暴行的痛苦回忆和控诉，其中就不乏被掳中国劳工以及遗属的来信。数年间，童增收到了大约1万封这样的信件。这些信件作为“童增书简”翻译成英文，被公诸于网上。

    为了更好地保存“童增书简”，美国华侨柴大定、曹赞文等人在美国注册了非营利教育组织“10000个正义的呼声”，并与童增一起创建了“10000个正义的呼声”网站。柴大定先生表示，这些信件令他想到了著名的《安妮日记》，如同15岁的纳粹受害者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成为希特勒疯狂屠杀犹太人的铁证一样，这些中国受害者的信件也成为侵华日军实施“三光政策”罪行的铁证。

    今年6月1日，日本三菱公司为在二战中使用并虐待中国被掳劳工表示谢罪并与受害劳工以及遗属达成和解后，童增为了让更多的受害中国劳工能知道这一信息并获得赔偿，他又从这1万封信件中发现了来自三菱劳工以及遗属的两封信，并立刻给信中提到的7位劳工发信联系。寄出的7封信中有3封因地址变迁被退回，而另外4位三菱劳工的后代陆续联系到了童增。相隔20多年后依然能够联系到其中4位受害者的遗属，让童增感到非常高兴。这4位受害劳工的家属中已有两人在当地劳工相关机构登记，而另外两人尚不知道日本三菱公司谢罪一事，因为时隔多年，他们认为对日本三菱公司索赔无望已经放弃。

    国力强盛终促“三菱”谢罪

    童增介绍说，此次日本三菱公司谢罪以及与中国劳工达成的和解同战后其他加害国所做的谢罪和赔偿相比，是形式上更为全面、谢罪金金额最多的一次。例如，德国对受害者的赔偿偏向于道义上，只是象征性的。而日本对韩国受害劳工的赔偿最多的一次也只是每人相当于7万元人民币。由于近年来我国综合实力以及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增强，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方面为索赔扣押日本三井公司商船、康健律师等为中国劳工索赔诉讼在中国成功立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屡次向日本驻华使馆要求谢罪赔偿等活动才能顺利进行。童增认为，是中国国力增强以及在国际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这一大环境下最终促成了日本三菱公司的谢罪。

    童增还提到了日本三菱公司谢罪前的一个细节：此前，日本政府并不支持“三菱”与中国受害劳工达成和解，致使“三菱”在业务开展上进退失据。最终，出于人道、人权的考虑以及为了公司未来的发展，日本三菱公司高层在今年6月董事会换届之前，作出了和解的决定。

    童增表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居，同时是亚洲乃至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两个国家，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果日本不对过去的罪行表示谢罪并持有正确的历史观，那么必将对两国关系乃至世界和平产生不利的影响。他表示，这次日本三菱公司谢罪对日本社会影响很大，准备借助这次成功的范例向日本政府施压，争取让日本政府像对韩国“慰安妇”谢罪一样向中国二战受害劳工谢罪。

    和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除了接受与日本三菱公司达成和解方案的一部分中国受害劳工，另外还有一部分受害劳工以及遗属仍在坚持以诉讼方式要求日本加害方谢罪、赔偿。对此，童增表示，参加和解与起诉是两种不同寻求公平与正义的方式，两者并不矛盾。战后，德国设立了“记忆、责任、未来”基金会，而没有通过法律手段。从日本到北京，有过20多年诉讼经历的童增认为，法律诉讼会涉及很多国际法、国内法等法律问题，因此有一定的难度。

    对于坚持起诉的劳工，童增表示支持他们的选择。另外他表示，达成和解为解决战后遗留问题开启了一种可行性，但不管什么方式，目的都是为了让日本加害方进行谢罪、赔偿。

    感谢日本友人提供的帮助

    童增在20多年的对日民间索赔活动中，接触了一些持有正义立场的日本友人。“日本人战后对国际社会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今日本人能够为爷爷辈所犯下的罪恶谢罪很不容易。”童增表示，“加害方只有表示谢罪才能化解与受害者的恩怨，一些日本律师免费为中国劳工打官司20多年，很感人，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正义与和平。”

    据童增介绍，日本政府方面也曾通过这些日本律师与进行索赔的中国受害者方面作过沟通。他表示，日本政府前不久向韩国“慰安妇”进行谢罪，虽然这里面涉及战略利益方面的原因，但它急于卸掉“历史包袱”是更主要的原因之一。因此，他表示有信心让日本政府向中国受害劳工进行谢罪。“我们这一代能解决的事，就不要留给下一代。”童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