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州汽车站外的告示牌。
儋州街头上随处可见的悬赏告示。
如今的高梨村一片破败。
苏东坡绝不会想到,他自称为“平生功业”之地,后来被誉为“诗乡歌海”的儋州,如今以电信诈骗闻名天下。
这个人口刚过100万的旅游城市,常年贴在大街小巷上的电线诈骗悬赏人员就有接近150名,反电信诈骗的标语比比皆是,甚至举报重大线索的群众可获得50万元奖金。在这儿,你很有可能与一位从未出过远门,却操着一口口音浓重的普通话,远程指挥别人如何进行“机票退改签”的诈骗者擦身而过。
餐馆小老板激情谈“荣耀”:
我被骗过,但我又骗回来了
晌午刚过,走在儋州南丰镇街头上,人烟稀少,不远处有路标指向海南第一大水库——“松涛水库”,除此之外,让南丰镇闻名的,还有过去一年间南丰镇频频出的“大案子”。
记者随意走进一家破乱的餐馆,除了店门口招牌,你很难通过屋内其他摆设来判定这是一家餐馆。几位当地中年男人打着赤膊围在一起正吃饭,见到记者寻觅菜单,便热情招呼记者一起吃饭。
初中文化的李永福(化名),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曾闯南走北的他如今在南丰镇上开一个小餐馆,说起电信诈骗,一桌人都显得犹豫,李永福更是目光躲闪,对记者笑着连连摆手:我们都不是做这些的啊!
几杯酒下肚,1983年出生的李永福逐渐打开了话匣子,“你说南茶村啊,那个我们当然都知道。”2015年9月,儋州警方出动近300警力在南茶村抓获涉嫌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30名,现场查扣涉案小汽车2辆,电脑14台、手机16部、赃款现金7.5万元。
身边人被捕,在南丰镇,并不难见到。他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像网络诈骗的话,我们镇上抓的人就多了,即使不上百也有九十多,年轻人居多,我的朋友都是做这些的,骗了几十万上百万上千万元的都有。”
李永福的朋友中也不乏身陷囹圄的。诈骗,在许多平常人看来是有失道德、违反法律的事情,在这里的某些人看来,却只是一种让人暗地里垂涎不已的“谋生手段”。
“打工一个月四千元,他两个月能挣一两百万元。”李永福夸耀着对记者说,看到记者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他大声地重复说:“真的,平均下来每个人过上两个月都能挣一两百万元。有出头的,就带动那些小的,很多人见到钱就眼红,就这样慢慢做下去咯。”
想到发财,尽管三十出头却显得比同桌人沧桑许多的李永福,神秘地加了一句,“我们这,那些发了财的都是做这个的。”
不仅仅有普通民众参与,个别公务员甚至也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实施诈骗,比如,儋州市兰洋镇原人武部长符志良,利用自己的身份,骗取“失独”老年夫妇购房款20余万元,令他们无家可归。
“我自己也被骗过啊,被骗的多了,假钱啊,在街上让你打破什么东西要你赔的,有一次我的熟人让我买彩票来骗我啊。”说起被骗经历,尽管身处诈骗之乡,一桌人仍慷慨激昂。
“不过,后来,我又骗回来了。”说到这,李永福有些洋洋得意,不停向记者讲述骗熟人的细节。在他们口中,能骗别人似乎是一种荣耀。
骗子屡屡得手自有一套逻辑:
又不是偷你的,又不是抢你的
下面的场景大家也许并不陌生:某女士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提醒她在收到短信后请及时与航空公司联系办理退票或改签,并让她立即联系客服。而某女士刚好购买了机票,信以为真,立即拨打了“客服电话”。
接电话的“客服人员”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表示,某女士的航班取消了,让她办理改签。某女士给对方提供了银行卡账号,并按照对方的提示,在ATM机上进行最后一步的操作,随后在转账时,输入了对方所说的“32015”验证码。某女士一查账户,卡里的3万余元已被转走,这才发觉自己上当了。
这样的故事,李永福已经听腻了。
“像很多‘做吃’的,骗到了(受害者),还非常不理解,说都骗了那么多年了,网上都贴出来那么多(案例)了,还把钱打过来。”李永福哈哈大笑,同桌人也附和,觉得那些受骗者很“傻”。
儋州人习惯用“做吃”来形容“诈骗”。当地“做吃”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它包括“枪手”(专门负责打电话诈骗的)、提供信息资料的、提供诈骗各种用具的(包括电脑、银行卡、手机卡等)、洗钱的、联络诈骗者和洗钱者的中间人,以及临时垫资人等等。
尽管李永福似乎对机票价格并不是很了解,谈话中还屡次把ATM机说成“TCM”机,多次对记者表示这是在说笑,自己不是诈骗人员,但说起诈骗手法,却头头是道,看上去非常自豪。
“机票不都是两三百块钱嘛,比如说这里到杭州,三百块。我让你在TCM(ATM)机上操作,让你输入的不是密码或者什么,就是让你转账啦,但是一般十个里面有八个临时会反悔。”
而诈骗涉及到的一切工具,都可以购买。“银行卡的话买10张大概1500元,有人专门在搞这个,你想想,卖银行卡的话,十块钱就可以办一张,一百多元卖出去,十张就可以赚一千多元。”
“机票退改签”并不是当地唯一诈骗手段,他们早已“多元化发展”。
“机票那种能赚多少钱嘛,做公司合作的那种才赚钱,比如说我掌握了你在你们公司的信息,然后和你谈合作,或者知道你们公司一些内幕,再和你谈合作,这种才能赚大钱。”
酒过三巡,一桌人都有些兴奋,放开了话匣,对于诈骗,他们并不觉得不道德,“做吃”也不觉得“心慌”。“有什么可慌的,我不跟你(受骗者)靠近,又不是偷你的,又不是抢你的,只是一个电话,然后你就转账过来了,就像谈恋爱一样,你自愿转过来的,你情我愿的事情嘛。”
喝得有些上头的李永福说完这些,笑着对记者说:“我们是说笑的啊,我们不是搞那种的啊,说完了你不会叫人来捉我吧?”
“被抓”对骗子威胁不大
进去个两三年就出来了
在受骗者转账过来之后,诈骗者往往会在两三分钟内分批取走赃款,而取钱的过程,往往是最容易暴露的时候。
在儋州,警方对全市域200台ATM机进行24小时专人值守,市域夜晚取现金额最多为2000元,同时,警方可根据报案人员顺藤摸瓜找到取款人从而破案。但对于李永福口中胆大包天的“做吃仔”来说,被抓对他们威胁并不大。
“被警察抓还是少数人啊,一般你骗了某个人,他不报案,那谁知道是我骗的,报了案也不见得抓得到。我们这有骗了别人一千多万元的,还不是没事。”谈起被抓,李永福他们并无什么畏惧。
而在当地,即使被抓,由于犯罪受害者多来自全国各地,受害者不报案或不配合调查,造成可认定的诈骗数额少,从而影响定罪。李永福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一般都是进去个两三年就出来了。”
在这些面相老实,饭间必来点小酒的乡镇庄稼汉看来,山东女孩徐玉玉被骗猝死案只是众多谈资的一个。
“她太天真了,其实也不必要这样子啊,可能没有人开导一下子想不开就这样了。”对于徐玉玉,李永福只觉得她是新闻中的一个人物,“与自己无关”。
“那如果你骗的某个人刚好就是徐玉玉这样的情况呢?”记者随后追问道。
“我骗的时候,你不说,哪里知道你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做人应该吃一堑长一智,从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嘛。”即使对象是学生,这些部分已为人父的男人仍然觉得受害者可以从中学到“经验”。
面对记者的质问,李永福开始强调自己并非是没有良心的人。“我骗的话,他一百万元我最多还是拿二三十万元,像做机票的话,如果是学生,人家本来就只有一千多块钱,我还是留一百多块钱给他,不骗老人这种,要骗有钱人。”
说完,李永福连忙再次强调:“你不要当我是贼哟。”
曾经靠劳动致富的村庄
现在道路快被荒草埋没
在李永福的指点下,记者随后来到离南丰不远的木棠镇高梨村,2013年,在这个不过数百人居住的村落,儋州警方曾抓获犯罪嫌疑人34名,缴获电脑13部,手机63部,存折9本,现金19多万元。
辗转坐车来到木棠镇后,记者询问如何去高梨村,然而,听到外地人要去高梨村,镇上的人面上现出警觉。
前往高梨村约需半小时车程,几乎难见人烟。来到村口,记者进入祠堂,几个中年人语气不善地询问:“你是来做什么的?”记者谎称自己是学生四处旅游之后,他们才稍微放松警惕。
然而探访并不顺利,在高梨村,只要稍微涉及到诈骗的话题,刚刚露出寒暄笑容的老人,会马上摆摆手说“不懂,不懂”。偶尔见到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问到“做吃”立马扬长而去,甚至有妇女称自己不是本地人。
随行的当地女司机一脸紧张:“我说你是学生过来玩的,要是说别的他们说不定会打我。”即使是女司机,一开始也一再强调自己不懂“诈骗”,回程途中才告诉记者:“他们这边很多人都是做这个的,当然什么都不会告诉你啊。”
资料显示,从前这里是个富裕的村庄。临近不远的“铁匠村”以打铁、加工黄梨木家家致富,房屋亮堂,村里水泥路通到每家每户门口。高梨村曾经也有许多人从事黄梨木买卖,然而伴随电信诈骗的猖獗,青年劳动力频频被抓,这个名称颇富诗意的村庄彻底成为“空心”村。
村里曾经修过的道路如今已快被荒草埋没。路旁随意堆放着柴火,许多围墙已经倒塌。老人们坐在房子门口聊天,孩子很少见,年轻人更是稀少。年轻人去哪儿了呢?老人们异口同声地说:打工去啦!
整治不力
领导下课
自2006年以来,儋州开始出现诈骗,李永福回忆,“最开始是外面回来的大学生带动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看着别人发财就跟着一起做。”
那时,网络诈骗成本较低,然而破案成本却相当高,儋州诈骗逐渐猖獗。
紧随着大规模的诈骗之后的,是公安机关的大力打击。儋州市对电信诈骗犯罪活动依然猖獗的10个镇、农场及41个村(社区)实行挂牌整治,重点镇、农场年底摘不掉重点整治“帽子”的将免掉镇委书记、镇长、派出所所长职务。从去年8月截至今年9月2日,儋州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06名,打掉地域性团伙71个,端掉窝点93处,侦破案件290起,缴获赃款464.33万元,冻结赃款470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