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秀山县政府向李木富老人（左二）赠送题写着“红军的亲人”的匾额（资料照片）。

    1934年11月，红军黔东独立师在掩护红二、六军团东征湖南后，奉命东进湘西与红军主力会合。途中遭遇敌人伏击，政委段苏权左踝骨中弹受伤，与部队失散。就在段苏权伤势严重、敌人又严密搜捕的危险关头，秀山农民李木富收留了他，把他藏在家后的山洞中，并找来医生治疗，每天送饭送药，冒死守护这位红军伤员。一个多月后，段苏权基本伤愈，便告别了李木富一家，继续追寻红军队伍。

    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段苏权成为开国将军，他没有忘记当年救护他的淳朴农民李木富。1983年，已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段苏权托人问李木富需要什么帮助，李木富说自己什么也不要，只希望能在村前的河上架一座桥，方便父老乡亲。于是，由段苏权出资、村民们出力的一座水泥桥建了起来，村民们亲切地称它为“红军桥”。 新华社发

    一次前路渺茫的仓促撤退，变成了一场向死而生的英勇进军；一段险象环生的艰难跋涉，变成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这就是长征。

    80年前那个10月，当三支九死一生的红色大军在西北的黄土高原紧紧拥抱的时候，他们用双脚丈量、用血肉铺就、用意志铸成的漫漫长路，便成了一座丰碑，一座精神的丰碑。

    当又一个明媚的10月到来，在红军将士当年走过的万水千山，如林的纪念碑巍然屹立，而他们经历过的一个个不朽的瞬间，也如同这一座座纪念碑一样，高高耸立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

    被迫转移

    ——脱离实际的瞎指挥葬送了红红火火的根据地，共产党人创立的红色政权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

    清澈的河流缠绕着江西南部的于都小城。这就是于都河，中央红军的长征就是从越过于都河开始的。

    平日里宁静的于都东门码头，在1935年10月的几个夜晚突然忙碌起来：浮桥上急急驶过的车马，河面上来来去去的渡船，河两岸星星点点的火把和一队队脚步匆匆的行人……主力红军转移的消息曾经高度保密，但这会儿，对于中央苏区几个中心县的群众来说，已经无密可保了。

    大街上刚刚张贴的标语还是“为保卫苏维埃而斗争”的口号，乡亲们看到和听到的却是根据地一天天缩小，从前线运送下来的伤员一天天增多，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的枪炮声越来越近……他们不清楚，那支曾经让白军闻风丧胆的红军队伍，为何接连打败仗？用兵如神的毛泽东，此刻又在哪里呢？

    游击赣南闽西，从井冈山上一路南下的“朱毛”红军，在敌人重重包围中开辟了全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鼎盛时期，中央苏区面积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到453万。当时，全国的苏区超过1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如今河南省的面积。

    “北京、南京，比不上瑞京（金）；美国、英国，比不上兴国”。1931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宣告成立。作为临时中央政府的第一任主席，毛泽东便是从那时起被尊称为“毛主席”的。

    瑞金城外的叶坪，是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一座谢氏祠堂用木板隔成15个房间，装下了红色政权的整个首脑机关。当今国家的许多领导机关和政府部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根”。

    毛泽东对他的“内阁”成员们说：“我们的办公室，主要应该在田间地头，在军队战场，在实际工作中。在我们苏维埃政府里，只有人民公仆。”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来办公”。毛泽东率先用公仆标准要求自己。按照规定，毛泽东这一级的领导人办公可点三根灯芯。但每当看到油灯里有三根灯芯，毛泽东总要灭掉一根。红色政权还特别组织了反腐败突击队和反腐败群众法庭，让一切有损公仆形象的行为随时曝光。

    年轻的人民政权以她的亲民爱民和清正廉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当时23万人的兴国，就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红色政权诞生一个月，“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宁都起义，使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猛增到6.7万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将中央苏区作为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试验田，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写下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一系列光辉著作。“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只有动员、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等经典之论，就是在这些著作中首次阐发的。

    然而，毛泽东所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以及他在红土地上的成功实践，却被吃过洋面包的中央领导人视为另类，他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两天召开的赣南会议上，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在一年之后的宁都会议上又排斥毛泽东对军事的正确领导——1932年10月26日，因病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治疗的毛泽东，被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失去了对自己亲手创建的红色队伍的直接领导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过了几个月，口口声声指责毛泽东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临时中央便在大城市无法立足，不得不从上海迁往苏区。接着到来的还有一位名叫李德的德国人。尽管李德既不精于军事指挥更不懂中国实际，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等却对他奉若神明，把指挥大权拱手相让。正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这位洋顾问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使得红军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一败涂地。

    当时，国共双方的阵营里，分别由两个德国人在指挥。一个为李德，另一个是蒋介石聘请来的军事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将军。

    面对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李德全盘照搬苏联红军的战术，命令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打硬碰硬的阵地战、碉堡战，这自然正中蒋介石和赛克特的下怀。1934年4月21日，中央苏区南大门筠门岭被攻占；5月，建宁、永安、连城等县相继失守；10月初，苏区核心区域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只剩下瑞金、于都等三四个县。

    以党、政、军为一体的长征已成定局。曾经红红火火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此失去固定的版图，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同样因为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此后一年之内，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也不得不撤离各自的根据地，被迫突围转移。

    秋风瑟瑟，十里相送。行军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战马最后一次悲怆的嘶鸣，惊落了多少母亲和妻子的眼泪。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无数年轻的生命，从此再没回来。

    80年后的今天，位于于都县城东大门的“万里长征第一渡”纪念碑，仿佛还在秋日夕阳下默默等待，等待那些从这里踏上远征之路的红军将士。

    血染湘江

    ——8.6万人的队伍锐减至3万余人。27岁的博古举起手枪，指向了自己的太阳穴。

    从江西红土地出发的中央红军，一半以上牺牲、打散在广西北部的湘江两岸。无数年轻生命，铸成了位于湘江之畔的高大纪念碑。

    那是长征路上最为惨烈的一役。激战过后，湘江水由清变红，当地百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本来，国民党追击军离红军有两天的路程，而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的广西军阀白崇禧也唯恐中央军借追剿红军之名占据广西，并没有对红军全力设防，还悄悄给红军留下了一条通道。然而，带着印刷机、X光机甚至造币机上路的长征大军根本无法快速行走。待到蒋介石以通共之名威逼白崇禧，留给红军的机会悄然失去了。艰难通过三道防线的红军，在通过国民党精心构设的第四道防线——湘江防线时，遭遇灭顶之灾。

    中央军、桂军、湘军把红军压迫在一个宽30公里、长80公里的椎形地带内——蒋介石在任何一次“围剿”中，都未曾把红军置于如此境地。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候，红三军团四师一天之内战死两个团长；端着刺刀的敌军甚至冲进了红一军团的指挥所……

    从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鏖战。头上是狂轰滥炸的飞机，身后是潮水般涌来的敌人，燃烧弹把阵地烧成一片火海。失去了指挥权的毛泽东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一批又一批勇敢的官兵倒在血泊之中。

    掩护中央纵队艰难渡过湘江，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和担负全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全军覆没。29岁的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这位从秋收暴动起就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铁血汉子宁死不当俘虏，硬是从腹部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

    14名团以上干部倒在了湘江两岸。他们与陈树湘一样身经百战。他们本来有机会趁敌人立足未稳率部杀出一条血路，然而长征之初大搬家式的撤退捆住了原本机动灵活的红军队伍，成千上万的官兵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中如同裹进了绞肉机。

    受损最严重的红八军团编制被撤销，其余各军团人员已不足出发时的一半人数，8.6万人的红色大军血战湘江后仅剩3万余人。27岁的博古悲痛万分，一种难辞其咎的恐惧感涌上心头，他举起手枪，指向自己的太阳穴。就在他就要扣动扳机的时候，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拦住了他，“你要干什么？”博古还在惊愕之中，聂荣臻已经跑到了他的面前，“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死者的鲜血激发了生者的反思。从白区力量损失百分之百到红区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再到湘江损兵大半……宣告了“左”倾错误领导的破产。几乎所有的长征将士都在怀念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打胜仗的日子，呼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艰难转折

    ——平均年龄34岁的20位共产党人在黔北小城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命运。危急时刻，毛泽东登上船头掌舵。

    一座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西合璧的二层建筑，至今仍是黔北重镇遵义城里最醒目的标志——在人们的心目中，它与延河边上的宝塔和北京的天安门一样神圣。

    这本是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柏辉章不会想到，他在老家用以光宗耀祖的这座小楼，竟然见证了中国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

    进攻中的保守主义、防御中的冒险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从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之战的惨败中，红军将士认清了“左”倾路线和教条主义的危害——突破乌江、占领遵义，为党和红军纠正错误领导创造了条件，而长征之后与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也终于第一次不受干扰地行使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权力。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就在这座后来成为圣地的建筑里，刚刚过了41岁生日的毛泽东不仅在失去指挥权两年零三个月后重新赢得了红军，而且进入了党的核心领导层。

    那一刻，平均年龄34岁的20位与会者，决定了长征的命运，也从此将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后来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

    毛泽东说：“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仿佛是历史的巧合：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正好是14年，而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诞生也正好是14年。

    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付出血的代价后终于成熟，也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不过，此刻的毛泽东不可能有丝毫的喜悦。前有川军上百个团沿长江布防，截断了红军北上的去路，后有浩荡而来的蒋介石的中央军追剿部队。敌我之比达到了空前的40万∶3万。

    临危受命的毛泽东，能够引领这条风雨飘摇的航船，冲出险象环生的狭窄航道吗？

    走出奇迹

    ——3万红军牵着40万敌军的鼻子兜圈子。敌军哀叹：红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

    千里赤水河，如同一把被拉得弯弯的弓。

    40万大军，在这张弓上蓄势待发，拉弓的是蒋介石。箭头指处，则是3万人的中央红军。

    这就是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前，红军面临的严峻局面。

    人均枪不足1支、弹不到3发，已经连续征战3个月的红军需要枪支弹药、药品食品，更需要一场鼓舞士气的胜仗——红军，再也输不起了！

    蒋介石同样需要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除掉心头之患——从1927年8月1日共产党发起南昌暴动，连蒋介石也数不清已经下达过多少次肃清“共匪”的命令了。然而，从对井冈山“会剿”，到动用重兵对赣南闽西苏区前四次“围剿”，蒋介石自认为精心设计的必胜之局，每一次都被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搅得满盘皆输。

    不过，此时的蒋介石却是信心大增。从第五次“围剿”时红军开始不计成本地打阵地战，到飞蛾扑火般撞向自己设好的湘江“封锁线”，虽然红军还是那么英勇——但，稍有些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眼下的红军已是强弩之末。

    然而，作为军事家的蒋介石显然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的老对手毛泽东此时已经重掌红军。

    1935年1月29日这天，黔北川南之交的赤水河畔，一支肩扛镰刀铁锤红旗的队伍逶迤而来。面容消瘦的毛泽东格外引人注目——就在党和红军的航船驶进险滩的时候，毛泽东阔步走向船头。贵州，成为他力挽狂澜的开端。

    第一仗，西进土城受挫。毛泽东没有恋战，迅速渡过赤水，作势北渡长江。当蒋介石匆匆在长江南岸重兵阻拦，毛泽东杀了个回马枪，掉头二渡赤水，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两个师另8个团。

    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缺少弹药的红军得以补充10万发子弹。

    蒋介石匆匆赴重庆、飞贵阳，亲自督战；他的嫡系部队和川、黔、滇、湘等地方军阀铺天盖地涌向遵义城。红军从茅台镇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并用1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挺进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

    对红军渡江北上深信不疑的蒋介石没有吸取教训，立刻调兵向川南压缩。这时，红军主力却突然回撤，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尔后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这一招吓坏了正在此地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守军仅一个团的贵阳城乱作一团，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救驾”。

    不料红军却是虚晃一枪，继而挺进云南，前锋抵达距昆明城仅7.5公里处——由于主力赶去救蒋介石，昆明守军吓得不敢出城作战。

    “毛泽东对蒋介石故技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50年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这样写道。

    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3个团保卫昆明，川滇边界的金沙江顿时变成几乎不设防的地带。

    机不可失。毛泽东指挥红军，急赴金沙江3个渡口……那里，才是毛泽东想要的地方。

    “战士双脚走天下，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渡赤水完全是一场用脚走出来的胜利。一年之后，贺龙指挥的红二、六军团又用双脚在离赤水不远处的乌蒙山区走出了一段不战而胜的奇迹。

    1936年初春，蒋介石调集5个纵队“围剿”进入黔西的红二、六军团。贺龙、任弼时、萧克等审时度势，率部退入方圆千里的乌蒙山区。敌人以为红军畏惧怯战，竟然也浩浩荡荡跟了进来。

    当惯了老爷兵的国民党军队哪里是整天钻山沟的红军战士的对手。高山密林，红军如鱼得水，对于敌军却不啻灭顶之灾。红二、六军团在大山深处躲躲藏藏，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北，一会儿调头向南……一个多月下来，直拖得敌人晕头转向，不得不放弃“围剿”。

    1960年，来访的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赞誉毛泽东指挥的三大战役，毛泽东却向这位英国元帅谈起了四渡赤水，称这才是自己的得意之笔。

    也许，在毛泽东眼中，从别人看来注定失败的危局险局中赢得胜利，才是值得回味的胜利。

    巧渡！强渡！

    ——红军一个团打跑了川军一个旅。穿梭在金沙江上的6条小船成了维系中国革命的方舟。

    身后是17个团的敌人——尽管红军与国民党追军拉开了一个星期的路程，危机依然没有摆脱。

    声东击西，影南实北。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趁着滇军调集各地守军和民团驰援之际，按预定方针急速向金沙江挺进。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段插曲：追击红军的中央军将领薛岳因无云南军用地图，急请“云南王”龙云支援。龙云本想派飞机送去，但因机械师忽病，改用汽车运送。怎料，途中遇到红军，20多张地图悉数被截获。毛泽东、朱德大喜过望。陈云记载：“红军上下皆为捧腹，从前刘备入川有张松献图，今红军入滇有龙云献图。”

    毛泽东命令：三路红军以每日不少于100里的强行军，飞奔最近的3个渡口——龙街、皎平、洪门。

    春雨时节，金沙江水大浪急。在龙街渡，红一军团首先受挫，渡船已被敌人烧掉，架桥也未能成功；在洪门渡，红三军团刚刚渡过1个团，好不容易架设的浮桥被激流冲垮。

    皎平渡，成了红军最后的希望。

    刘伯承率领干部团先化装成国民党军直扑160里外的皎平渡，乘敌不备抢占渡口，控制了2条船只，接着又在对岸找到4条船。

    6条小船，成为维系中国革命的方舟。

    皎平渡以北40里的通安州，可以居高临下封锁皎平渡渡口。敌人一个旅正从西昌、会理火速赶来，企图抢占这一险要之地。干部团团长陈赓率两个营为先导、政委宋任穷带一个营跟进，与敌人抢时间。

    部队还未进入阵地，激烈的遭遇战就开始了。干部团一个团，打跑了四川军一个旅——干部团由苏区4所红军学校组成，成员都是红军的骨干，不到万不得已，中央不会动用这支部队。

    江边，一方巨石之上，成了刘伯承的指挥点。6天6夜，37名船工不停地划船。巧渡金沙江，未损失一兵一卒。待到敌人大队人马赶到江边，红军早已远走高飞。

    滇军说，红军的行动是曲线运动，飘忽不定；川军说，红军的行动像太极图形，神出鬼没；黔军说，红军的行动为磨盘战术，难以捉摸；中央军哀叹，整天被红军牵着鼻子走，红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

    如今，巧渡金沙江纪念碑与那块江边巨石并排而立，无言诉说那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

    如果说，中央红军在金沙江畔是以巧制胜的话，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的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之战，却是一场硬碰硬的恶仗。

    遵义会议后，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入川。

    嘉陵江江宽水急。川军两个军的主力已经在对岸密集布防——在敌人火力控制下架桥几无可能，红军迅速过江，唯有依靠船只。

    红军的动员能力和根据地群众的支前热情在关键时刻空前迸发，渡江船只以最快的速度准备完毕。1935年3月28日晚，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在激烈的枪声中拉开序幕。

    夜色茫茫，红军向对岸发起猛烈攻击，江面上万船齐发，川军苦心经营的沿江防线被突破。24天内，红四方面军连克西岸8座县城，歼敌12个团，创造了红军有史以来大兵团强渡江河连续进攻作战的成功先例。近10万将士和根据地人员，由此踏上长征征程。

    大渡河畔

    ——两支走过同一条道路军队的结局截然不同。5天之内，红军两次创造战史奇迹。

    大渡河挡在了中央红军面前。

    与金沙江比，盘旋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大渡河水流更急，巨浪能掀起几丈高，几十里也找不到一个渡口。

    1863年，太平天国骁将石达开率兵西进，在这里全军覆灭，7000强悍的太平军惨死在清军刀下。1935年5月下旬，红军在大渡河畔遭遇10万国民党大军南北夹击，又一次陷入生死之地。

    据说，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曾兴奋过三次，都与江河有关。一次是在湘江，第二次是赤水河，第三次就是在大渡河。看到红军踏上了石达开覆灭的老路，蒋介石给手下将领发报：“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覆辙，希各军师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危急时刻，杨得志率红一团突然出现在安顺场渡口。枪林弹雨中，17勇士驾一只从敌人手中夺回的小舟从巨浪尖上飞向对岸。

    但船少人多，2万人马无法迅速渡过大渡河。

    杨成武指挥红四团直扑泸定桥——毛泽东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一旦夺桥不成或敌人赶在红军到来之前毁掉了铁索桥，就让刘伯承和聂荣臻率红一师“单独去四川搞一个局面”。

    此时，红四团距泸定桥240里，他们要去完成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一昼夜飞奔240里，夺取泸定桥。

    脚下是缠在峭壁上的羊肠小道，身旁是咆哮的大渡河水，耳畔是一道更比一道紧急的催征令……

    红四团创造了昼夜急行军240里的神话，在敌人还未还得及毁掉这座古桥时，22名突击队员冒死攀上了摇摇晃晃的铁索……相隔72年，两支走过同一条道路的军队，最终有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毛泽东欣喜地说：“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大渡河畔的奇迹，成了长征路上两支开路先锋——红一团和红四团的荣耀。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半个世纪后在铁索桥上感叹：“要是渡河失败，要是红军在炮火下动摇了，或是国民党炸坏了大桥，那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那个胜利的夜晚，刘伯承、聂荣臻提着马灯登上了铁索桥，相约将来胜利了，要为勇士们立一座碑——如今，在安顺场、在泸定桥，一座巍峨的纪念碑和一座红军战士雕像，凝固了两个不朽的瞬间。

    绝地生存

    ——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雪山草地更加严峻的考验原来在这儿。

    蓝天白云下，恢宏的长征纪念总碑与远处的雪山重叠在一起。碑园选择在雪山与草地交汇处的川西松潘，是因为三支长征大军都曾在这里留下过生命的诗行。

    北上与红四方面军汇合，有三条道路可选：向西，一路荒无人烟；向东，敌人重兵把守；中央决定，翻越夹金山大雪山。

    高寒，缺氧，暴雪……对于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几乎又是一条死亡之路。邓颖超生前回忆：“不能中途休息，否则大风雪来了，就会冻死在山上……有些体弱患病的同志，一坐下来就起不来。”

    老红军郝毅记得，累得气喘吁吁，朦胧间看见有块大石头，想坐下喘口气。谁知，刚一坐下，石头居然歪倒了。原来，那是前面部队牺牲的战友，身子早已冻僵了。

    没有人能够说得出有多少年轻的生命留在了雪山上。长征路上，三支大军翻越雪山21座。每走几步，就能看到冻成雪人的战友的遗体，如同路标矗立在长长的雪路上。

    让无数红军战士毕生无法忘怀的，还有雪山下被称作“魔毯”的水草地。一丛丛野花和绿草底下，是一个又一个泥潭陷阱，水中含有毒素，伤口被水一泡，就会红肿溃烂；有人喝两口竟然肚子发胀，发病而死。没有粮食，一切可以果腹的东西都用以充饥，野菜、草根、皮带、老鼠……甚至粪便中没有消化的青稞粒。多少从枪林弹雨闯出来的硬汉子，最终没能走出川西高原一望无际的水草地。

    开国上将王平生前回忆，走出草地70多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发现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跟上来，让他带一个营去接应。走到河滩，王平用望远镜观察，只见对岸有七八百人背对背坐着，一动不动。王平带人迅速涉水过河，一个个查看，发现除了一个小兵还有一丝气息，其余的人已经全部没气了。赶紧背上小兵往回返，刚一过河，小兵也牺牲了……

    处处生死关，步步是险境。就在穿过草地的时候，严峻的党内斗争，也在考验着这支年轻的队伍。仗着手下兵强马壮，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公然闹分裂，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决议，强行带着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第二次过草地南下，最后发展到另立中央的地步。

    兴奋的会师变成了严重的分裂。党中央被迫带领红一军团和三军团北上。

    一年之后，南下队伍连连受挫，8万兵力损兵过半，不得不三过草地北上。草地上几乎再也找不到任何充饥的东西，又有一批年轻的生命倒了下去。

    后来，斯诺问毛泽东：“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最后天险

    ——走过千山万水，终于有了落脚地。毛泽东喜形于色：“我们的侦察兵，把刘志丹的根据地给‘抓’来了。”

    连续11个月艰苦转战，一次又一次闯关夺隘，当毛泽东率领7000红军来到川甘交界处的腊子口，等待他们的又是一处险峻的关隘。

    陡峭的岩壁直上云天，腊子口就像大山中用巨斧劈出的一条细缝，横跨在腊子河上的一座小木桥把两边的绝壁连接。要过腊子口，除了通过小桥别无他路。然而，敌军两个营已层层布防，桥头碉堡林立，两山之间重机枪把守……红军正面进攻受挫。

    怎么办？有人提出攀上峭壁，居高临下突袭敌碉堡，配合正面进攻。峭壁成八九十度仰角，攀上七八十米高的顶端谈何容易？

    一个从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毛遂自荐。朦胧的星光中，只见他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绑上钩子，钩住悬崖上的树根、崖缝，一段一段地往上爬，在战友们注视之下，像猿猴一样攀上高耸的绝壁——一个个官兵顺着绳索攀了上去……敌人的火力被从天而降的红军死死压住，正面进攻同时打响，横亘在长征路上的最后一道天险被打开——然而，这个苗族战士竟然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战友们只记住了他的绰号——“云贵川”！

    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肃南部的岷县境内，侦察连长梁兴初带领侦察兵化装成中央军进入甘南重镇哈达铺，不但找回了刊有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与陕北刘志丹部会师消息的报纸，还生俘了一个路经哈达铺的国民党少校。

    走过千山万水，终于有了落脚地。毛泽东喜形于色：“我们的侦察兵，把刘志丹的根据地给‘抓’来了。”他大手一挥，“到陕北，去找刘志丹！”

    “死亡军团”

    ——向死而生的长征大军走出了绝境。留在苏区的战友却在敌人的重兵绞杀中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绝地重生的长征队伍，望见了黄土塬上最后一片红色根据地飘扬的旗帜，留在苏区的许许多多人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935年8月6日，被俘8个月的方志敏在赣江边上就义——距他37岁生日还有半个月。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刚刚出发——1934年11月，时任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率红十军团踏上了孤军北上之路，担负牵制敌人兵力、掩护主力转移任务。

    那是一条比前途未卜的长征更加险恶的道路。在20倍于己的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下，部队屡屡受创。1935年1月，红十军团退至赣东北边缘，不料敌人早已设置了纵横交错的封锁线。

    一番浴血鏖战之后，方志敏和军团参谋长粟裕带领800多人率先冲出了封锁线，但大部队还陷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在方志敏召集的最后一次军政会议上，他坚定地说，我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不能先走。遂调转马头，复入重围。

    突出重围的几百残兵在粟裕率领下，后来发展为中国工农革命挺进师，与2000将士苦守怀玉山的方志敏，却在漫天的大雪中不幸被俘。

    最先发现方志敏的两个国民党士兵本以为会发大财。谁知，在这个共产党“大官”身上，他们连一个铜板也没有搜到。

    从被俘到就义的日子里，方志敏戴着镣铐写出了《清贫》《狱中记实》《可爱的中国》等30多万字的文稿，成了影响几代人的红色经典。

    早在1926年，北伐军攻克南昌时，蒋介石就曾多次设宴款待已经成名的方志敏。方志敏被俘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还许以江西省主席高位，但得到的答复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你赶紧下命令执行吧。”

    既然一代英才不能为己所用，蒋介石下令：秘密处决。

    主力红军长征时，中央决定留下项英、陈毅率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1.6万人掩护主力撤退，开展游击斗争。1个月后，瑞金沦陷，国民党军疯狂报复，苏区145个村庄完全被毁，70多万人惨遭杀戮。

    奉命留下来的人，成了“死亡军团”。

    1935年4月25日，就在毛泽东挥师金沙江的时候，一位红军指挥员带领的游击队在江西瑞金黄膳口一座名叫红林的山中被敌人包围。子弹打光，他上好刺刀，准备白刃格斗。就在这时，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右腰上方，一直穿过前胸。魁梧的身躯顷刻倒在地上，手中还紧握着枪。

    敌人从死者的上衣口袋中，搜出了一张浸染了鲜血的毛泽东照片。照片的背面，有毛泽东的亲笔题字。那是他的三弟，29岁的毛泽覃……

    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策划和领导了宁都起义的刘伯坚，当过毛泽东秘书的古柏等人，都在长征之后的第一个春夏或壮烈牺牲，或英勇就义。他们的名字，与千千万万长征英烈的名字一起，镌刻在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上。

    伟大奠基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传奇。红军的长征早已结束，中国的长征永远在路上。

    1936年8月，美国记者斯诺几经周折来到陕北采访红军，为毛泽东拍下了头戴八角帽的著名照片——这张照片，让人们目睹了毛泽东睥睨天下的风采，也让全世界认识了一支红色的队伍。

    此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已经与陕北红军汇合，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落脚点，其他两路大军也接近长征的终点——“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历史性时刻就要到来!

    10月9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3天之后，红一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会师——至此，历时两年的长征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宣告结束。

    一度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朱德总司令在分别一年之后回到毛泽东身边，战友重逢，分外欣喜。这时的朱德正好50岁，毛泽东就要迎来43岁的生日，而周恩来年仅38岁，正是人生年富力强的岁月。

    经历过长征的考验，他们已经成为党和红军公认的领袖。在他们身后，是更加年轻的红军将领。

    两年前，红军被迫长征的时候，国民党认定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然而，当历史将悬殊的敌我力量、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严峻的党内斗争三重考验同时抛给了这支年轻的队伍，中国共产党人却在去向渺茫的“绝路”上，完成了一次惊天逆转。

    克关夺隘，绝处求生——长征，造就了无坚不摧的队伍；

    力挽狂澜，拨正船头——长征，形成了众望所归的领导集体；

    冲破教条、实事求是——长征，翻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

    一场山城堡战役，奏响了奠基西北的第一乐章。

    山城堡位于甘肃环县县城以西70公里。三大主力会师仅仅一个月，红一、二、四3个方面军联合作战，一举消灭胡宗南部一个旅又一个团。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彻底失败，蒋介石喟然长叹：“六载含辛，未竟全功。”

    作为中国革命战史上三个方面军唯一一次联合行动，红军的凝聚力在山城堡战役空前爆发。时任红二师师长萧华在《长征组歌》中写道：“山城堡，军威振。夜色朦胧群山隐，三军奋勇杀敌人……旭日东升照战场，会师献礼载功勋。”

    亲自指挥了山城堡之战的彭德怀说，此役是促成西安“双十二事变”的一个因素。

    20天后的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华清池发动兵变，扣留蒋介石，以“兵谏”的方式逼蒋抗日。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周恩来赶赴西安斡旋，迫使蒋介石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

    长征，以其特有的伟力影响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长征，将历经磨难而不倒的民族精神，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包括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在内的30万长征大军，最终到达陕北的仅仅3万余人。然而，正是这样一批人改写了历史。

    伴随着长征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军队站到了抗击外敌入侵的最前线。

    毛泽东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80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伟大的预言——因为，从长征开始，中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手中，而长征，正是党和红军用理想、信念、意志和精神铸就的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