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战告捷

    1962年冬天，二二一厂的512车间里，王菁珩愁眉不展。他所在的车间承担了一项重要的任务，生产一种爆轰探测装置。

    “要让原子弹爆炸，首先要从理论上摸清原子弹的内爆规律，并通过爆轰试验掌握这些规律和技术，完成和完善理论设计。”王菁珩解释说。

    而他们所要生产的探针，便是为爆轰试验准备的。

    此前一年，邓稼先在北京组织理论队伍，凭借四台手摇计算机，一天三班倒，日夜连轴转，经过著名的“九次计算”初步完成了内爆型原子弹的理论设计。

    在二二一基地建成之前，一个代号“17号工地”的位于河北省怀来县的工程兵靶场，是原子弹研究爆轰试验的主要场地。

    二二一厂建好后，九局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集聚在金银滩，爆轰试验场地也移到了金银滩。在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所有的原理，任何一个微小的零件，都需要中国的科研人员自主研究设计，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理论设计必须通过爆轰试验逐步完善，所以爆轰试验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精确无误，哪怕是一根小小的探针。

    “当时，因为探针细长，加工中容易变形，装配后的精度迟迟达不到要求，这让整个512车间的技术人员都愁眉不展。”王菁珩清楚地记得，正在技术攻关最艰难的时候，他在厂房里第一次见到了穿着黑色皮衣的王淦昌。

    作为当时世界知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在新中国成立后放弃了国外的优厚条件，毅然回到祖国。

    1961年4月3日，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纸通知：刘杰部长约他即刻见面。在办公室，刘杰与钱三强一同会见了王淦昌，并向他传达了中央的重要决定：希望他参加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并要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最后问他是否愿意改名。王淦昌毫无迟疑，当即写下了王京两个字，并掷地有声地说：“我愿以身许国。”

    从此，王淦昌改名王京，隐姓埋名17年。当有人问他妻子，王淦昌到哪儿去了？他的妻子总是说：“到邮箱里去了。”因为，她也只知道王淦昌的通讯地址和信箱代号。

撤厂前拍摄的上世纪80年代二二一厂办公楼。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

原子弹研制时期二二一厂技术攻关会议。

    1978年，国务院任命王淦昌为二机部副部长的时候，人们才从新华社的消息里，重新看到了王淦昌三个字。

    17年的时间，王淦昌都献给了金银滩，献给了中国核工业。

    而在1962年冬天，正在为爆轰试验紧张做准备的王淦昌，身负着巨大的压力。看到大家正在为探针加工的问题热烈讨论，他并没有增加年轻技术人员的心理负担，只是微笑着走过去，详细介绍了部件的工作原理和关键技术要求，还风趣地说：“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像你们这样的分析和试验，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王淦昌的话给了大家莫大的鼓励，经过数次试验以后，探针的问题解决了，王菁珩他们终于加工出了合格的产品。

    “当时在厂里，像王老这样全国乃至全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有不少，但是二二一厂的风气很好，大家都没有架子，只是埋头苦干。”王菁珩回忆道。

    此时，在第二生产部的201车间，技术人员生产出了草原的第一个炸药部件。1962年12月20日，二二一厂打响了草原爆轰试验的第一炮。

    1962年底，二二一厂的爆轰物理实验取得重大突破，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工作和点火装置研制都有了迅速发展。

    然而，对于596工程来说，这只是初战告捷。在此后的两年中，更多的人从全国各地聚集到二二一厂，此时的国际形势，却愈加乌云密布。

    紧张空气

    1962年9月，在原子弹理论设计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二机部提出“两年规划”，要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为此，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专委会设立的目的，是组织协调26个部委、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部队、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围绕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协作攻关。

    金银滩迎来了又一个“集结高潮”。

    1960年和1962年，从中科院、各部委和全国各地抽调了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知名专家，方正知、黄国光等126名高中教授、工程师充实设计、试验和制造队伍。

    金银滩上更大规模的集结出现在1963年和1964年，这两年分配的大中专学生1600多人来到了二二一厂，把他们的青春和梦想留在了这里。

    原二二一厂的高级工程师陈飞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到达金银滩的。

    陈飞1964年毕业于清华无线电半导体专业，他是班里最早被中央组织部要走的人，当时陈飞只知道自己“为了国家需要”要去青海，具体干什么，他并不清楚。

    当年8月，金银滩最美丽的季节，陈飞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优秀毕业生一起，来到了二二一厂。

    此时，也正是国际形势最紧张的时候。

    1963年7月，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禁止大气层核试验的条约，企图阻止中国进行核试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还曾策划运用卫星和间谍飞机深入到兰州附近刺探中国的核设施，甚至扬言要摧毁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在二二一厂，工程兵部队建造了多处地下掩体和地下指挥所，其中地下指挥所能够对1000磅炸药的袭击。

    因为原子弹的研制事关国家最高的安全利益，有关原子弹的一切工作，都要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所有进入二二一的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保密”。

    王菁珩记得自己初到二二一厂时，由于当时厂里的人还不多，只是被保密部门叫去进行了谈话。后来人越来越多，厂里就专门制定了保密规定，贴在每个办公室里。

    王菁珩每天上班前，都要到车间的保密室领取自己的保密包，将一天的科研、生活记录在保密本上，科研总结只能写在科研报告纸上，这些都要装进保密包里，下班时统一交回。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下班前要召开小组会，对保密包进行对照检查和清理。

    “当时各个技术小组之间是不发生横向联系的，有关问题的协调，通过车间来沟通解决。”王菁珩说。

    1961年，王菁珩和同在二二一厂工作的妻子饶冬金恋爱、结婚。他们分在不同的科室，平时回家后，大家都十分自觉，从不谈论各自的工作。

    在二二一厂，保密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

    陈飞的妻子因为不在基地工作，甚至到结婚的时候，都只知道丈夫在青海，具体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她都不知道。

    在二二一厂，因为泄密而被处理的案例也是有的。王菁珩说，曾有一个职工在外面和同学见面时，跟对方说出了二二一厂的性质、地点。结果对方的父亲竟然是一名特务嫌疑人，给二二一厂的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威胁，此人后来受到严重处罚，被判了刑。

    除了严格的保密规定以外，为了加强基地的保卫工作，青海独立师六团专门负责基地车间、工号、实验室、哨所警卫和禁区的骑兵巡逻。兰州部队高炮十三师驻守基地的周边，负责空中警戒。

    基地内部的保卫、警戒工作也极为严格，各个要害车间、工号、实验室都有持枪的战士站岗值勤，工作人员要有盖着车间、工号字样的通行证才能进入。

    此时的二二一厂，已经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小社会。经过国务院批准，成立了“青海省人民政府矿区办事处”，由公、检、法、邮电、银行等部门建成了一个科研与生活合一的联合体，真正成为了一个“小城市”。

    与此同时，在二二一厂以外，其他核工业厂也陆续完成了相关的研究和生产任务。

    多厂配合作业，完成了从铀矿勘探、开采到最终生产出原子弹的核心部件的全过程。

    对于二二一厂来说，真正的“草原大会战”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