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 事实上，在李光耀去世之后，新加坡就已经平静不再。新加坡长期累积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经济景气不再，外交战略失误，接班人问题明争暗斗。

文| 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航油集团前副总裁陈九霖

    扼守马六甲咽喉要道的新加坡，最近又上了头条。6月14日凌晨，已故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和二儿子李显扬在其兄——也就是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休假之际，发布一份长达6页的联合声明，题为《李光耀的价值观哪去了》（What Has Happened to Lee Kuan Yew’s Values），他们二人指责李显龙滥用总理职权，不顾李光耀生前的意愿，设法挽留李光耀欧思礼路38号的故居，并称已经对无论是作为哥哥还是领导人的李显龙失去信心，对新加坡的未来感到担忧。李显龙的弟弟妹妹们认为，李显龙正试图利用李光耀的政治影响力为自己的儿子——李鸿毅接班做铺垫。同时，他们也对李显龙妻子何晶位居高位“干政”表示不满。

    而新加坡政府的多位高官则公开表态支持李显龙。这也被质疑为李显龙动用公权力干预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分歧”。

    “如果总理能够滥用公权力来对待反抗他的弟弟妹妹，那么，他对普通民众又会做什么？”李玮玲的回应更是拨动了新加坡人的神经。

    事实上，在李光耀去世之后，新加坡就已经平静不再。新加坡长期累积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经济景气不再，外交战略失误，接班人问题明争暗斗。原本只在表面下激荡的暗流，借此兄妹阋墙之机快速地冲击这个弹丸小国，撕裂了这片土地，也撕裂了世界对这个国家的认知。李氏兄妹的争执又何尝不是新加坡人对于国家前途命运不安担忧的缩影？

    矛盾重重的新加坡在后李光耀时代，将何去何从？路在何方？

    “新加坡模式”已经过气？

    曾经的“亚洲四小龙”风光不再

    上个世纪60年代，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充分把握发达国家对外转移产业的机遇，成为亚洲第一批“吃螃蟹”者，取得丰硕的经济回报，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一直以来，新加坡模式都是快速发展和奇迹的代名词。新加坡借助天然区位优势与本国历史特点，自1965年独立以来，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包括引入制造业、吸引外资、发展转口贸易、打造石油集散地等，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从以前一个破败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的运筹帷幄，而随着强人李光耀于2015年去世，新加坡的光芒也似乎渐渐淡去。

    以李光耀逝世为分界点，“后李光耀时代”的狮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在经济层面，近两年来，新加坡经济出现明显下滑。从数据来看，2016年，新加坡前三季度均出现环比萎缩，虽然第四季度实现了回升，但是全年整体2%的增速仍然让曾经的经济辉煌越来越遥远。即使在增速高达2.9%的第四季度，新加坡的失业率却升至2.2%，达到6年以来的高点，房价则环比下跌0.4%，已是连续第13个季度下跌，创1975年公布数据以来最长时间下跌纪录。

    作为国家控股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新加坡的两大国家投资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和淡马锡控股公司（下称“淡马锡”）是其最为核心的经济支柱，而这两家公司过去两年也亏损惨重，GIC业绩在2015—2016财年出现了下滑，过去20年业绩收益率由4.9%跌至4%。淡马锡去年则出现了240亿新加坡元的巨额亏损，2016财年一年期股东回报率则为-9.02%，与成立以来15%的总回报率形成了鲜明对比。最近，新加坡经济支柱之一的新加坡航空集团再次爆出其2017年第一季度亏损1.38 亿新加坡元，相比2015年第一季度纯利8.04亿新加坡元和2016年第一季度纯利2.25亿新加坡元，下滑显著。

    新加坡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地步的呢？从经济上讲，这正是因为其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先天的狭隘性。虽然今年以来，新加坡经济出现了增速上涨的迹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加坡经济模式自身的“硬伤”对其经济发展正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

    首先，新加坡自身经济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畸形。新加坡以服务业与制造业为主，其自身发展依赖的是开放的市场与高效的人才资源，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近两年来，新加坡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下滑直接带来了整个经济的下滑，重创了经济基础。

    其次，外向型经济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与敏感性。当下，全球经济的不景气与不稳定仍在持续，作为贸易为主的国家，新加坡的经济更是受到直接影响。难民、恐怖主义带来的世界政局动荡更是加剧了政治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一系列倡导“本国优先”的政治家上台后，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更是严重地冲击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

    最后，偏安一隅很容易被时代抛弃。近些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新加坡面临的外部竞争加剧。仅我国上海港的崛起就直接对新加坡港口的吞吐业务量造成了巨大冲击，新加坡曾经的世界第一大港口的殊荣也拱手让出。2016年11月，中国—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正式开航更是让中国突破马六甲的“重围”，进一步降低了新加坡在远东地区的重要性，克拉运河提上日程也让新加坡感受到更大的威胁。可以说，不管从内部发展还是外部环境而言，新加坡面临的形势都不容乐观。

    “新加坡模式”曾被奉上“神坛”

    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独立的新加坡如同被上天抛弃的孩童，不仅受困于国土面积狭小、资源短缺、工业基础薄弱等内在因素，还要面对强敌环伺的外部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生存发展道路成为新加坡当时最重要的问题。

    当时全世界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之下，新加坡无疑也要面对到底是采用“苏联模式”还是“西方模式”的选择题。对于这个看上去是二选一的问题，新加坡年轻的掌舵人李光耀却给出了第三种答案，即开创属于自己的“新加坡模式”。

    要三言两语地概括“新加坡模式”显然是困难的，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其主要特点。首先是实用主义或称功利主义的执政方针。这也是李光耀执政的最大特点。在意识形态斗争风起云涌的时代，李光耀不拘泥于某一种思想或理论，而是关注“管理刚独立的新加坡，照顾200万新加坡人的生计”。正是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才使得他能在建国后专注于解决现实问题，而不像很多新近独立的国家一样，陷入民主的乱局。其次是富有远见的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中美建交之初，新加坡敏锐地意识到此事的重大意义，迅速以“亲美知华”的优势，扮演了中美交往桥梁和平台的角色，借助美国的强大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而获得快速发展。再次是善于学习他国的成功经验。无论是建国之初向以色列学习全民兵役制度，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向日本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都使得新加坡能够少走弯路，迅速腾飞。最后是引进外资，发展转港贸易和石油集散中心以及进行来料加工。

    新加坡模式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被西方世界奉为圭臬的自由民主体制。这在当时曾饱受非议，但后来事实证明，李光耀所开创的“新加坡模式”为社会带来了繁荣和进步，给新加坡人民带来了福祉。

    “新加坡模式”最重要的意义，或许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教授指出的那样，在于“找到了一套适合在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时代生存的道路”。因此，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腾飞，“新加坡模式”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追捧。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出国去看看，并且要向各国学习，特别是向新加坡学习。他们有良好的社会纪律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我们应当向他们借鉴，并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这段话使得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新加坡模式”的热潮。

    1997年，中国市长协会组织了一批市长赴新加坡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专门设立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并在后来成为度身定制课程培训中国官员的基地，逐渐有了“海外党校”之称；2001年，中组部和教育部也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

    客观来说，“新加坡模式”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确实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无论是其对市场经济高度有效的宏观管理，还是其宏观经济的各项调控法律；无论是其在反腐倡廉方面的有效实践，还是其对于绿色环保孜孜不倦的追求，都为中国的发展和腾飞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新加坡模式”缘何式微？

    “新加坡模式”的欣欣向荣，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了2010年。这一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在这一年，美国为了对中国进行遏制，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而这一战略的“始作俑者”正是新加坡。至此，新加坡与中国的甜蜜关系经受挑战，“新加坡模式”也开始遭到质疑。

    到了2015年，随着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去世，“新加坡模式”更是雪上加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光耀已经成了“新加坡模式”的代言人，甚至就是“新加坡模式”本身。除他之外，没有人具备同等级别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因此，2015年李光耀的逝世，也意味着“新加坡模式”的式微，而发生于2017年6月14日的李氏家族内斗，则是将这种隐忧公之于众的标志。李光耀子女李玮玲和李显扬公开表示，“李光耀的价值观被自己的儿子破坏了”“我们为新加坡担忧”。

    “新加坡模式”的式微除了体现在经济上，还体现在政治上，李光耀逝世后新加坡社会的凝聚力逐渐失去，连李氏家族内部都出现纷争，且不断扩散，以致愈演愈烈，这其实是新加坡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在外交上，新加坡在国际的外交地位可谓“江河日下”，其力推的TPP遭到美国抛弃，“联美制中”的外交政策也被特朗普政府推翻，新加坡插手南海问题也未能如愿。在内政上，李显龙一直希望扶持儿子李泓毅做自己的接班人，被李家内部揭穿。

    “新加坡模式”之所以式微，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以李显龙为首的新加坡执政者，放弃了早在建国之初就由李光耀确立的“新加坡模式”的三个最重要的特点。

    首先，李显龙为首的新加坡执政者抛弃了“新加坡模式”的精髓——实用主义。面对中国的崛起，李显龙抱有恐惧和焦虑的传统西方精英思维，不假思索地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直接威胁。这种思想不但阻碍了新加坡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速列车，还使得新加坡强行地以区区国力妄图阻挡中国的腾飞，这无异于螳臂当车，后果自然惨不忍睹。

    其次，李显龙为首的新加坡执政者显然不具有李光耀的远见卓识，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流失了原来所处的中立与平衡位置，快速倒向美国和日本。除了提出“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雏形，新加坡还插手南海问题，力促美国推进排除中国的TPP。事实证明，新加坡的这些小动作最后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终，不仅“亚太再平衡”战略名存实亡，南海问题日渐平静，新加坡刻意追求的TPP也因为美国国会的阻碍和特朗普的退出而寿终正寝。

    第三，李显龙为首的新加坡执政者固步自封，没有与时俱进地学习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尤其是没有建立起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回顾李显龙执政以来，除了原有的石油集散地、转港贸易及其延伸的金融产业外，没有建立起任何其他独特的支柱产业。

    如果新加坡执政者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那么，“新加坡模式”前途堪忧。

    新加坡经济的半壁江山：淡马锡、GIC亏损之困

    2017年5月，国际金融领域爆出大新闻。瑞银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试图减持瑞银股票，出售规模达16亿美元。减持后，GIC对瑞银集团的持股比例将从5.1%降至2.7%。

    这则新闻之所以意义重大，原因在于它是GIC首次主动公开承认其投资蒙受亏损。对于亏损的数额，虽然GIC至今也没有给出精确的数字，但根据路透社引述旗下刊物《国际金融评论》的报道，GIC在瑞银的投资很有可能要面对超过40亿瑞郎（约40亿美元或56亿新加坡元）的实现和未实现亏损。

    除了GIC之外，新加坡另一家支柱性的投资公司淡马锡目前的日子也不好过。到了2016年，淡马锡的净值较上年减少240亿新加坡元，这是2009年以来淡马锡净值首次下降。

    曾经春风得意的淡马锡和GIC，如今却落得连连亏损的境地，不及时调整模式与策略恐撕裂新加坡经济。

淡马锡CEO 何晶

    淡马锡和GIC模式究竟是什么？

    新加坡政府的金融资产有三个去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淡马锡、GIC。

    淡马锡在爪哇语中是“海城”的意思，是新加坡的古称。淡马锡成立于1974年，是新加坡的国有控股资本公司，新加坡财政部拥有其100%的股权，是一家以市场化方式运营的政府投资公司。截至2015年一季度末，淡马锡的投资涉及45家公司，投资组合净值2660亿新元（约合13060.6亿元人民币），是新加坡国民经济命脉的主宰者。可以说，淡马锡集监管和投资于一身，在新加坡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GIC则是一家国有投资公司，成立于1981年，是新加坡最大的国际投资机构，其主要任务是管理新加坡的外汇储备，跨出新加坡国界向海外大举投资。GIC的工作职责是帮助政府管理资产，但是资产的所有权都归政府，通俗地说就是帮政府打工，在长期内以较好的收益来保证外汇储备的购买能力。GIC一直被称为“亚洲最大与最神秘的投资者”，目前管理的资产超过千亿美元，其规模与巴菲特掌管的投资帝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相当。

    虽然同为新加坡政府控股的投资公司，但淡马锡与GIC仍然有很多区别。在治理结构方面，虽然淡马锡和GIC是新加坡政府全资拥有的两个国有企业，但根据新加坡宪法，淡马锡的董事会成员变动、首席执行官变动和储备金的动用需要新加坡总统批准；GIC则仅在董事会成员变动时需要总统批准。在运营模式方面，淡马锡进行商业化运作，追求利润，正常纳税并向股东分红，其财务状况也由会计师审计；GIC则受托管理政府的大部分金融资产，并不对这些资产拥有所有权，只是收取管理费用，GIC的财务状况通常由总统任命的总审计师审计。在投资目的方面，淡马锡看重高回报，因此更愿意承担高风险性的投资，而GIC的投资目的不单纯为了盈利，还在于保持外汇的价值，因而GIC会涉及各种资产种类的合理配置以降低风险，其大部分投资都是在公共市场交易的股票、证券和货币，仅有小部分在私募股权和房地产。在投资地域方面，淡马锡的投资有30%左右在本土，对新加坡很多大型国有企业保持控股，GIC则管理着新加坡的外汇储备，全部投资都在海外。

    淡马锡依靠政商关系的做法不可持久

    不可否认，在淡马锡和GIC成立之初，二者的确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淡马锡和GIC模式已经不太适应时代要求，开始日渐式微。

    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淡马锡在新加坡和中国的资产分别占投资组合的29%和25%，美国位居第三占10%，欧洲占8%。可见，其大部分投资在新加坡和中国。但是，随着新加坡和中国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淡马锡的投资回报将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

    在新加坡方面，由于新加坡本身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先天不足，其市场增长空间极其有限，这导致了淡马锡在新加坡投资的盈利空间日趋见顶。近年来，随着周边国家经济的陆续起飞，新加坡失去了很多生意，其国内市场非但没能实现有效增长，反而呈现出日趋萎缩的颓势。在中国方面，日趋增长的经济体量，让淡马锡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中国经济下行，会冲击新加坡的投资与贸易；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提供了更多的选项，对新加坡投资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即使如此，淡马锡本来可以凭借其华人为主以及语言便利的独特优势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但新加坡偏偏唯美日马首是瞻，更为严重的是，它一度挟美日自重，拉其遏制中国的发展，这已经引起了中国的高度警觉，长此以往，不仅会影响中新关系，还会影响淡马锡控股对华投资，减少其在华所能分享到的利益。

    事实上，淡马锡的投资回报已连续数年低于其财富增值标准。2015年，标准普尔甚至声称淡马锡的风险级别与希腊、牙买加相近，并要调整其信用评级。再加上2016年其净值亏损240亿新加坡元，其处境的确不容乐观。

    淡马锡的问题在于其体制与模式。淡马锡在某种意义上采用的是家族管理体制。李显龙是新加坡政府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是淡马锡CEO。这种依赖于李家的体制，很容易与李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淡马锡模式过分重视政商关系，曾经为此付出过沉重代价。例如，2006年，淡马锡利用与时任泰国总理他信的关系，与其家族控股的西那瓦集团达成协议，以约合18.8亿美元买到西那瓦集团49.6%的控股权。这激起泰国大规模的民族主义反弹，并引发了泰国的政治危机。同样的案例也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电信公司。这种依靠政商关系的做法终究不可长久。

    GIC缺少制衡机制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GIC。这家专注于投资海外资产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似乎一直没能缓过劲来，重振昔日雄风遥遥无期。这一方面存在着市场的原因，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整体上急转直下，除了中国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之外，全球经济一蹶不振，复苏的步伐极其缓慢。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GIC很难找到可供其投资的优质项目，退出也成问题。但GIC模式走到尽头的核心问题，还是其严重缺乏透明度、决策的民主程序和制衡机制不足。

    这里仅以GIC投资瑞银为例以解剖麻雀。

    2007年底，金融危机的浪潮开始吞噬美国和西方世界，作为全球最大财富管理公司，瑞银集团因为次贷危机，额外资产减值近100亿美元。为解决此次危机，瑞银着手引入GIC以及中东投资者注资。关键时刻，GIC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向瑞银注资97.4亿美元，并借此持有瑞银9%的股权。如此大手笔，也是GIC历来对单一公司最大笔投资。

    对于此次投资，GIC时任副主席、现任新加坡总统陈庆炎表示，“我们的投资组合是长期性的投资。我们投资瑞银是因为它有独特的长项。瑞银在全球财富管理方面做得很好。因此，我们很有信心这些投资会长期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回报。” GIC甚至对自己能够在一个星期内作出如此巨大的投资决策颇为自豪，这体现了新加坡效力。

    事后来看，当时GIC显然小觑了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力。尽管GIC大笔输血注资，但是，瑞银的股价却依然没有止住下跌的趋势。令人意外的是，面对连年亏损和股价下跌，GIC却似乎失去了敏锐的嗅觉，没有及时斩仓止损，盲目崇拜瑞银的品牌。

    根据瑞银发布的2007年财报，瑞银全年亏损43.84亿瑞士法郎，但当时的GIC却逆势而动，继续增加在瑞银的股权占比，一度达到9.54%。整个2008年，瑞银集团亏损196.97亿瑞士法郎，是该银行历史上最大的全年亏损，但2008年 5月，瑞银按每20股配7股新股的方式配售，GIC全数认购，再度注入约7700万新加坡元。对于这样的决策，没有任何制衡机制予以制约，哪怕是来自于所谓的政府“精英”的提醒都没有，尽管新加坡一直自诩“精英治国”。

    到了2009年，连GIC主席李光耀都已经意识到，由于太早进场注资瑞银，导致蒙受账面损失较高，但GIC时任副董事长陈庆炎却依旧信心满满。他曾多次表示，仍然对瑞银的前景有信心，甚至在瑞士政府卖掉了持有的瑞银9%的股权后，GIC依然表示，“作为瑞银的大股东，以长远来看，我们仍然对前景有信心。” 到了2010年，面对已经达到51亿美元的巨额亏损，GIC还是没能意识到败局已定，时任首席投资官黄国松表示，可能需要比最初预期更长的时间才能收回该笔投资，但对瑞银的长期前景“有信心”。

    GIC的疯狂豪赌最终没能挽回败局。于是，就有了上文提到的GIC减持瑞银股票致使巨额亏损的新闻。

    有国外媒体估算，GIC目前管理的资产超过3000亿美元；淡马锡控股所持有的股票市价占到整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的47%。可以说这两家公司，几乎主宰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一有风吹草动，无疑会严重地影响新加坡经济。

    如前所述，GIC与淡马锡近年来的式微，并非是偶然，也不仅仅是市场因素，其体制滞后于时代及其模式失灵是根本原因。如李玮玲和李显扬在联合声明中所言，“自从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逝世以来，我们就因为李显龙滥用他的地位和对新加坡政府及其代理的影响力而推进其私人日程，感受到威胁。我们担忧的是，这种体制对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缺少制衡。” 李氏家族内部其实已经看出问题的根源，关键是愿不愿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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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的出路

    毫无疑问，新加坡目前仍然算得上标准意义上的发达国家。2016年，新加坡的人均GDP高达5.29万美元，是日本人均GDP的1.63倍，是韩国人均GDP的1.94倍，是中国内地的6倍多。

    然而，同样是在2016年，新加坡却遭遇了GDP总值“滑铁卢”。曾经被誉为“花园城市”的新加坡，到底怎么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新加坡为什么能够走向成功？

    新加坡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要素之一，是其所处的地缘位置。新加坡利用马六甲海峡，建设转口贸易基地，让它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改革开放前，新加坡充分利用东亚经济崛起这个机会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让新加坡进一步发挥了转口贸易国的优势。新加坡之所以能获得这些好处，在于其在中美之间准确的政治定位——中美联系的桥梁。但令人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加坡政府对中国的忧虑开始快速增加。当新加坡选择不再扮演中美之间的桥梁后，其繁荣自然会遭到严重打击。

    弄清楚了新加坡衰落的症结后，只有对症下药才是新加坡未来持续繁荣的唯一方法。

    在政治上，李显龙必须拿出勇气脱去新加坡假民主的外衣，彻彻底底地完成从“威权”到“放权”的过渡。李光耀时期，新加坡的政治可以概括为“有儒家传统思想的理想主义者通过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实现霍布斯式的秩序，以及边沁所希望的最大‘功利’”。这种威权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既由于新加坡当年建国时处于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也由于李光耀本人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权威和人格魅力。

    如今时过境迁，新加坡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当年危机四伏的周边环境大为改善，李显龙本人也不具备李光耀那样崇高的威望，因此，李显龙无力延续威权政治的模式。只有转而切实推进放权，完善现有的选举和多党制度，把民主落到实处，让真正有能力的人、“置国家和人民于第一位”的人脱颖而出担任领导人，并建立制衡机制，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在经济方面，新加坡因为一直不遗余力地怂恿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其经济也深受其累，已经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马来西亚皇京港的竣工和运营，这种压力将会持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李显龙需要考虑新加坡资源缺乏的实际情况，克服自身经济结构上的畸形问题，解决新加坡没有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问题。需要通过引入人才、降低成本等措施，把新加坡打造成“金融、智能、生命科学”为核心竞争力的“硅谷”。与此同时，新加坡经济过去的发展与腾飞，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外，还得益于其扮演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桥梁。因此，李显龙必须重新摆正新加坡的定位，消除前期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只有搭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列车，才能保证新加坡经济的长期繁荣。

    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占了70%的国家，与中国本来就具有“血浓于水”的亲情。只要新加坡能够彻底改变现在的外交政策，既不做名义上的“骑墙派”，更不做实际上的亲近美日、仇视中国的“急先锋”，真正放弃“丫鬟的命小姐的心”的不切实际的外交战略，以其实际的核心利益为原则，那么新加坡的未来就仍有可能在“远亲不如近邻”的现实中，搭乘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