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迎来第30个教师节。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然而在现实中，教师也遭遇着“师之惑”，世风、指标、利益……现实压力中，更需要制度来维护“师道尊严”。

    教师节再现送礼风波：尊师还是辱师？

    近年来，每逢教师节，关于送礼的话题都会备受关注，今年亦不例外。

    日前，一名疑似扬州某幼儿园老师的微博晒出一张大闸蟹礼盒的照片，称是“学生家长送的，我更喜欢人民币”，一石激起千层浪。

    而在此之前，教育部今年7月就发布新规，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吃请等问题划出6条“红线”。

    事实上，近5年来，教育部已5次发布禁令，规定教师廉洁自律、不准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等财物，然而遗憾的是，家长“送礼风”并未因此而消弭。

    “送吧，教育部已经发文禁止了，学校也发通知不让送了；不送吧，又担心别的家长都送，自己孩子吃亏。”河南家长刘宝仁这样描述自己的纠结。

    刘宝仁的这种进退两难，是许多家长都遭遇过的。其实，被这股“送礼风”绑架的，还有教师。此前一项调查指出，近9成教师表示最怕家长、学生送礼。

    “一些家长不惜掷重金送大礼，这其实已不是感恩，而是某种形式的‘交易’。”在刘宝仁看来，这种行为不但不是尊师重教，反而是对这个行业的侮辱。

    “如今学校缺乏现代化制度，身在其中的教师和家长都是弱势群体。教师没有教师委员会保障其权利，家长没有家长委员会保障其权利，家长和教师的矛盾，不过是弱者和弱者的矛盾。”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中新网记者分析。

    有媒体指出，家长之所以“热衷”送礼，是因为存在着教师有所“作为”的余地与空间。因此，从根本上清除校园送礼风，除了划“红线”，还需“教务公开”等制度配套，约束和规范教师的主观好恶。

    此外，就教师层面而言，需完善和落实教师权益综合保障机制，尤其要保障教师在工资收入、医疗等方面的合法权益，让“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尊严感，具有现实的物质支撑。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教师待遇和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以致教师节变成‘教师劫’。”熊丙奇说，如果从根本上解决了教师待遇、自主权及同行评价机制，加之学校的评估管理，以及建立家长委员会，那么就不存在教师节送礼的问题了。

    个别行为抹黑群体形象学者吁建同行评价机制

    本月初，四川蓬安县实验小学一名8岁小男孩因上体育课时不听话，被老师扇耳光，还被踢了两脚。事发后，家长到当事学校及主管部门讨说法，涉事体育老师发手机短信求原谅。此后，蓬安县教育局介入调查，学校对涉事体育老师作出停课处理。

    体罚-曝光-道歉-调查-处理，这已成为近年来一些教师“出事”的规范流程。除了体罚，极个别教师性侵学生事件亦被曝光。

    教书育人的殿堂，戾气难祛，引发舆论关注的同时，也使得教师群体日渐背上污名。

    与此同时，一些自律性较差的教师在校外兼职赚外快的消息，也使得这个群体备受诟病：如今教师这么不务正业？

    记者了解到，校外兼职有着愈加广阔的市场。河南一名小学生家长表示，校外补课已不再局限于“小升初”，部分家长出于焦虑，希望自己的孩子步步为营，于是诞生了“小五冲刺”、“小六冲刺”等学习班，以期孩子从四年级开始便不会掉队。

    “据我了解，在校外兼职赚外快的，其实只是极个别现象，因为大部分教师的负荷已经很满了。”在甘肃兰州某所中学教课多年的王增进老师坦言，白天忙于教研室各种事务，自己经常半夜备课、批改作业。

    “不让教师兼职，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要建立教师公务员制度，保证教师待遇。至于教师在外授课是否影响学校教学，那么就应建立教师同行评价机制，如果教师通不过同行评价，怎么能在外面上课呢？保证教学质量，是靠教师委员会来解决的。”

    熊丙奇指出，建立教师公务员制度和教师同行评价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现在通过行政手段发文，要求教师不能在外教学，最后还是停留在一纸空文。”

    “教师的专业化和职业化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教育的去行政化问题。如果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千校一面，老师被行政指标所拖累，又如何能朝着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呢？”熊丙奇反问。

    科研“大过天”：教师背负的另一座“大山”

    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疑因将其承担的转基因项目经费转移被查。这名曾经的中国动物转基因克隆领军人物，在无锡北京等地被曝有4家公司。

    近年来，高校教师科研腐败话题持续引发舆论关注：部分科研项目变成捞钱游戏，个别教师忙着找项目拉经费，成为外界贴给高校教师的一大标签。

    “事实并非如此，整天忙着找项目赚钱的只是一小撮，绝大部分高校教师还是默默坚守三尺讲台。”北京某高校一位不愿具名的教师谈道，事实上，很多高校教师反而受累于科研，尤其一些文科类专业。

    日前有媒体也注意到，对于高校教师而言，“科研”似乎是压在他们身上的头等“大山”。

    湖北武汉某理工院校的一名老师说，就自己而言，压力最大的是科研。有的学校规定8年之内评不上副教授就要转岗，还有的学校招人开始不给事业编制，规定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科研任务，才能转成事业编制。

    前不久，清华大学外文系优秀讲师方艳华入职9年未评职称被解聘，便是例证。有网友发帖问道：过分强调那些所谓的科研成果，而忽视教学效果，是否有违“教师”这个职业的核心价值？

    “现在学校本身的办学定位模糊，同时行政治校干扰了学校对学生的培养，这两个原因导致了高校教师重科研而不重教学，不注重人的培养。”熊丙奇分析。

    “这让教师本身也很痛苦，为了达到指标，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去炮制论文，找项目拉经费，从而分散了教书育人的精力。”熊丙奇指出，这本身是学校去行政化的问题，而不应该将问题归结在高校教师的身上。

    在熊丙奇看来，为解决这一问题，高校应建立终身教授制度和年薪制。其中，年薪制主要是保证大学教师待遇不受行政干扰，防止其变成“工分教授”、“民工教授”。

    “与年薪制相配套，终身教授制度则是一种旨在保证学术自由的制度，届时，教授将不受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充分发挥教书育人功用的同时，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熊丙奇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