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来8部“爱心传递热线”所接听的电话记录表

    丰台区阳光大厦内一间不到100平方米的开间，是“北京爱心传递老人关爱中心”的办公室。十年来，这里的8部热线电话倾听了85000名老人的“心理故事”，帮助他们远离和放弃自杀念头。

    2006年，首都经贸大学哲学系教授徐坤创办了全国首条老年人自杀干预的免费救助热线——“爱心传递热线”。后来，“爱心传递热线”辐射到残老、失智、高龄孤女等八类群体。失独老人热线就是2012年底新增的一条热线，也是8部热线电话中最繁忙的一部。据统计，“爱心传递热线”在2015年下半年共接听6451个救助电话，仅失独老人热线就有1874个，占整体29%的比例。

    “失独老人这个群体比较特殊，儿女去世后，伴随他们的悲伤是时时刻刻的，随时存在着自杀的可能。”徐老师介绍，热线把对失独老人的宽慰转移到线下活动后，已有近300名失独妈妈长期参与他们的活动，其中的近一半人成为他们的爱心传递者，近十名老人成为长期的志愿者，大家一起帮“同命人”走出情感阴霾。

    20年时间精心烧制的陶瓷突然碎了

    在回忆儿子的生前过往时，西芒仍然禁不住哽咽，双手不自觉地折裤脚和捋袖口，不断卷起、放下，似乎不知道放在哪里合适。这是西芒第一次以失独妈妈的身份接受媒体采访。她说，“这么多年来，我没有撕开过这个伤口，昨晚7点就躺在床上想这个问题，很长时间我都没睡着，我知道孩子去世的主题怎么也绕不开。”

    14年前，唯一的儿子在境外留学时不幸去世，西芒成为失独妈妈。在儿子去世后的漫长时间里，特别是事情刚刚发生和后来一些非常无助的时刻，弃世不止一次出现在她的脑海，“去那个世界和儿子在一起”。

    “全国竞赛一等奖”、“国内名牌大学”……简单几个词汇就足以概括出西芒儿子的优秀。14年前，一个电话终结了西芒对于儿子的所有期许，她在境外读书的独子意外去世了。“前一天晚上还和我聊天，说正在看体育比赛。”

    西芒还记得，自儿子出生后，她就为儿子精心“规划”着未来——高尚的人格以及优异的成绩。儿子符合母亲一切关于美好的想象，从小表现着异于同龄人的智商和情商。“大家都说我儿子是超常儿童，永远在求知中努力。”在西芒看来，儿子十分勤奋，对自己很严格，先是不负众望进入北京一所优秀高中，获得了三好学生、理科竞赛等多个奖项，随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被全国顶尖学府录取。

    儿子像是西芒用20年时间精心烧制的陶瓷，总想用心呵护，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破碎，但在去境外读书的第二年，儿子的生命却画上了句号。

    从听到消息的一刻起，西芒的脑海中闪现的不是“接”儿子回来，而是陪着儿子去另外一个世界的念头。“我本来是不准备从境外回来了，等到把儿子的后事办完，就陪他一起走。”

    和西芒一样，在北京关爱中心创建的失独父母的群里，许多去世的孩子都非常优秀，年龄多在20岁左右。一位网名为“追忆”的妈妈在2012年加入失独群体，她的儿子在韩国留学期间得了淋巴癌，回国治疗无效后，离开了人世。“追忆”向北京青年报记者一边展示着儿子生病前的照片，一边轻声地说，“当时办公室的同事都非常羡慕我，说儿子很有规划，我几乎不需要操什么心。”

    徐坤接触了很多像西芒一样的失独家庭，她发现，那些条件相对优越、孩子比同龄人优秀的失独家庭，往往更难走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这些家庭只要孩子一没，就全完了。真的像天使着地，一下子就摔没了。”

    失去独生孩子的痛苦是永远也走不出来的，最好的结果，是精神上带着孩子一起活下去，这被西芒比喻为医学上的“带瘤生存”，“难以治愈，却和平共处。”她就这样走出轻生，找到了活下去的支点。“其实我和每一个失独母亲一样，很难过，也很绝望。我只是在走不过去的时候还在努力走，我一定要让自己这堵墙成为非常坚固的墙，别人才能依靠这堵墙站起来。”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早在2012年中国失独家庭就已超百万个，且每年还要新增7.6万个。失去孩子的痛苦导致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患上了心理疾病。一份对北京100位失独父母进行的《90项症状自评量表》调查显示，他们中的60%以上存在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有自杀倾向的达到38%。

    徐坤告诉北青报记者，根据他们的观察，丧偶老人的心理危机期约为18个月，丧子家庭约5年，而失独家庭则是终生都存在着自杀倾向，时时刻刻都有自杀的可能。在关爱中心创建的失独妈妈微信群里，有过自杀倾向的要占到七成。

    “再不打电话，我就要死了”

    西芒的第一次弃世念头没有付诸实施，缘于对儿子的死亡，学校老师表现出的真切惋惜与感同身受，“我觉得自己不能够给他们找麻烦，把和儿子一起走的念头压下来了。”

    不过，在最开始的三个月，西芒不断有“我早点走就能早点看到他”的想法。幸好住在楼上的邻居主动过来陪伴，“她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天南地北，不断地有话说，这样我就不能沉思。其实她说什么我没仔细听，但有个人在你身边不停地说也是好的。”

    在这期间，因为极度悲伤的情绪无处排解，西芒身体出现了问题，“妇科”长了很大一个脓包，住院做了手术。白天有医护人员和病友陪着聊天，晚上，西芒便都会去楼顶看天空，觉得那里有儿子的存在。

    虽然在医学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相关专家表示，失去孩子之后的前几个月是非常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产生自杀的冲动，“这时候有双重精神状态，有时候觉得孩子还在，有时候清醒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精神常常在现实和虚幻之间晃荡，很容易神情恍惚、刹那间失去理智。”

    徐坤也告诉北青报记者，失独家庭时时刻刻都有自杀可能。“失独妈妈是极度脆弱的，即便仅仅是左邻右舍的刺激，一旦触景生情，就容易恍惚、低落，一个坎就走了。”

    去年12月，一位名为王玉琼的失独女商人，在分配完自己600万的财产后自杀离开了人世。关爱中心的一名失独志愿者因为“同命人”的关系，曾经私下和王玉琼有过接触，参加过她的葬礼。这位失独妈妈告诉北青报记者，此前并没有察觉王玉琼有自杀倾向。

    在儿子去世的时间里，西芒不止一次有过弃世的念头或者任由生命放逐，甚至简单的感冒所触发的心理连锁反应都可以是过不去的原因。曾经有一天晚上，因为心脏不太舒服，西芒和微信上的同学们聊到很晚。“我当时就觉得自己过不来了，把所有想说的话都说了，大家就陪着我发疯。不过最后还是过来了。”

    最后一次失去生存的欲望是在2014年，因房屋修缮，身心俱疲的西芒，躺在床上就再也不想起来。大约持续超过48小时时间，不想吃饭、不想喝水，“可能再过几个小时就起不来了。”西芒回忆说，当时并不是由于触景生情想起了儿子，而是过度疲劳后精神上觉得无欲无求了。

    几乎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希望找个人说说话的西芒拨通了爱心传递热线的电话。徐坤还记得当时接听电话的情景，“徐教授，再不打电话给您，我就要死了。”聊天持续约三个小时，儿子、生活甚至哲学、物理，几乎西芒所有感兴趣的东西徐坤都陪着聊。“终于，西芒说感觉到饿了，想去煮粥喝了，精神又回过来了。”徐坤说。

    “让自己变成一道非常坚固的墙”

    儿子去世后的几年，西芒的婚姻也告一段落，成为一个独居者，只是偶尔和家人电话联系。

    最初，对儿子的思念挥之不去，西芒几乎每周都会去墓地。只要想起孩子或遇上伤心难过的事，西芒就会立马开车去墓地找儿子聊天，给儿子放他爱听的歌，讲生活中遇见的事。

    为了转移注意力，儿子去世后，西芒拼命将自己除去睡觉的时间全部填充起来。“每天吃完早饭后就开始织毛衣，后来有了网络，上网就代替织毛衣了。”西芒说，她每天都泡在网络诗词里，还在论坛开了一个“门诊室”，为网友解决心理、生理问题。这让西芒感受到还有人需要她。2003年，当时非典疫情蔓延，西芒就和退休的医生们义务坐诊。

    渐渐地，一种被需要的感受成为活下去的精神寄托，也促使西芒转换生活的理念，有了活下去的支点。“从前，儿子就是我的全部，所有的感情都放在他身上，一直跳不出来。失去儿子后，我才知道其实我能帮助很多人。”

    西芒回忆，学校的老师曾在儿子去世时安慰她说：您以后会有很多孩子的。“我当时很想骂他，我就这么一个孩子，还在你们学校没的，你居然还说我以后会有很多孩子。”

    但是现在西芒真的有了很多孩子，小爱换成大爱，不局限于血缘。“我现在在台湾、香港就有很多孩子，他们经常会组团到大陆来访学，我作为随团医生，帮他们看看病。这些小孩会叫我妈妈，婚恋问题、就业问题、要不要出国都会和我咨询。”

    与此同时，西芒也尝试和儿子达成“和谐”，“我会觉得儿子还在外面读书，只是很久没回家了，现在学生读书的时候也是回来不了几次嘛。” 西芒认为儿子活在另一个维度，“他希望我好好活着，只要我开心，对身边的人好，他就会多来看我。”

    西芒还保持着这样的习惯，一般完成备课后，她都会在家里喊一下儿子，“我能感受他站在房间门口，会和他打声招呼，不管他回不回答，我说两句话后就会很舒服。”西芒说，儿子生前和她就像朋友，有事都会和她商量，“我和他商量多少年后我会去看他。”

    近些年，孩子去世的痕迹越来越少。西芒只有在清明、生日、祭日、春节这样的日子去看孩子，“孩子对日常生活的干扰少了。”

    2014年，与徐坤的电话交流，让西芒第一次接触到北京爱心传递老人关爱中心。随后，在2015年春节，徐坤邀请西芒去贵州“躲节”，遇到了更多的失独群体中“同命人”。

    原本，西芒是以医生的身份过去辅导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失独妈妈，但是她发现，几乎所有同命人都很排斥非这个群体的人。“别人的事情是头上过，自己的事情才是心上过，外人的同情很难有分量，毕竟这个伤痛太大了，不是说带点水果就会觉得很温暖。”意识到这一点，西芒知道自己必须站出来了，“到了贵州我才发现失独群体的这个特点，所以我必须以这个身份站出来。”

    西芒还记得在贵州的一次心理咨询会上，一位当地的心理师由于不了解失独家庭的伤痛特点，安慰他们“向未来看”，结果大家都哭了，“本来是躲节，大家刻意忘记现实，装得兴高采烈，维护着自己的假面具，你却把这层纸捅破了”，西芒看情况不对，立马转移了话题，“我说孩子去世了，但我们还有很多可以骄傲的地方”，才稳定了失独妈妈们的情绪。

    除了失独妈妈外，在徐坤老师的邀请下，西芒还作为医生，经常义务为关爱中心服务的孤寡、空巢老人开展自救常识等医学公益讲座。前些天，西芒就在门头沟为老人进行了家庭急救常识讲座，“我会告诉一些独居老人在出现扭伤、流鼻血、烫伤等突发情况时怎么实行自救和互救。这对他们来说比较实用。”

    西芒觉得，自己先要活得很有意义，这样才能用自己的经历去感染其他人。“我要让别人觉得，我这么难的人都可以精彩，你们不是更可以做到吗？如果我能精彩起来，大家一定会有信心，这比一个本来就很精彩的人要有号召力得多。”

    直到如今，西芒还会时常想起曾经母亲鼓励自己的一句话，“你要是一座危墙，别人就无法依靠。一定要让自己这堵墙是非常坚固的墙，别人才能依靠这堵墙站起来。”

    本版文/本报记者 郑林 李梦婷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