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娟一夜未眠,直到天亮时记下时间:2011年6月30日4时20分。在她承办的李松故意杀人申诉案中,法院判决认定李松杀人后逃离现场,又于次日即2001年6月30日凌晨五六点返回作案现场埋尸。埋尸地点位于去渡口的必经之路。

    “这不合常理!光天化日,人来人往,他竟然返回作案现场去埋尸。”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处副处长刘洪娟回忆起办理李松申诉案的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

    放在以前,类似的疑点可能不会被办案人员放在心上,甚至不会被发现。但随着法治文明和司法理念的进步,检察官们对可能是冤错案件的蛛丝马迹越来越敏感、较真,也直接促成了包括李松申诉案在内的一批重大冤错案的纠正。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举办纠防冤错案件经验交流会,最高检申诉厅以及来自天津、吉林、安徽、云南、甘肃5省市的检察官们述说了这两年来那些冤错案件背后的办案故事。

    最高检立场鲜明

    1998年2月14日,情人节。郭某某在家中被杀,头中7刀,电线勒脖。办案机关认定,凶手就是郭某某的男友刘吉强。

    1999年12月,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吉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刘吉强提出上诉,先后向相关法院提出申诉,均未改变结果。

    转机出现在他被羁押16年后。

    2014年8月,刘吉强的近亲属向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检察机关审查后发现,该案存在多个疑点,比如案发现场未提取到刘吉强的指纹足迹,刘供述称砍了郭某某3刀等作案细节与实际情况不符,刘有作案时间的推断不确凿等。

    虽然疑点重重,但是否复查该案仍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坚持认为:未出现足以推翻该案判决的“颠覆性证据”。

    带着不同的审查意见,吉林检察官进京向最高检申诉厅汇报该案。最高检申诉厅答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疑罪从无”历来都是认定案件的准则,不存在不同时期不同标准的问题；监督纠正案件完全依靠“颠覆性证据”的观点站不住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要坚决予以监督。

    最高检的立场很明确:别等了,尽快启动复查。

    “这种明确而具体的指导,有力推动了我们的办案进程,提升了效率。”刘吉强申诉案承办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主任检察官史旭东说。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随即成立刘吉强申诉案复查工作组,抽调多部门骨干力量复查该案。疑点持续增多,总而言之:刘吉强涉嫌故意杀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排除有他人作案的可能。

    2015年7月,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同年12月,吉林省高院决定对刘吉强案再审。2016年4月,吉林省高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认为原审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刘吉强无罪。

    羁押18年后,刘吉强“重见天日”。

    纠错提速增量

    人生能有几个18年?公平正义等不起。

    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厅长尹伊君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最高检要求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把监督纠正冤假错案作为首要任务,积极主动地受理、办理案件,不断提高办案效率,防止案件积压；对发现的可能被错判的刑事申诉案件,及时、坚决予以纠正。

    一场纠正冤假错案的提速行动正在展开。

    沈六斤故意杀人申诉案,检察机关收到“沈六斤”申诉材料后3个多月便立案审查,之后不到一个月提出抗诉,4个多月后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前后仅8个多月,纠错速度之快,在近年来纠正的重大冤假错案中实属罕见。

    20多年前,因恋爱引发纠纷,甘肃省西和县富沟村村民沈六斤将女方父母砍死砍伤后潜逃。2013年1月,警方将“沈六斤”抓获。同年12月,甘肃陇南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沈六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沈六斤”未上诉。

    颇为戏剧性的是,服刑期间,“沈六斤”提出,自己叫方未社,不是沈六斤。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处副处长尹丽娟介绍,为尽快查明真相,办案人员加班加点,审阅、梳理了该案全部在卷证据,多次会见申诉人,走访大山深处当事人居住地所在派出所、村委会等,调取14名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并进行DNA鉴定。

    事实证明,在押人员确实是方未社,不是沈六斤。2016年7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宣告方未社无罪。

    办案期间,最高检申诉厅负责人带队赴甘肃提审申诉人,审阅了全部卷宗,要求尽快启动监督程序。

    实际上,不仅仅是沈六斤申诉案,在监督纠正刘吉强申诉案、李松申诉案等重大冤假错案中,最高检申诉厅均派员赶赴当地,指导办案的同时,督促推动案件进程。

    “这两年来,检察机关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乃至抗诉的案件多了,纠正的冤错案件数量与往年相比也有所增加。”最高检申诉厅申诉二处处长杜亚起说,在自己干刑事申诉工作的24年里,检察机关纠错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前所未有。

    据统计,去年1月至11月,检察机关受理不服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8633件,立案复查2904件,提出抗诉35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274件。

    坚持疑罪从无

    即便如此,在不少人看来,这样的纠错进度仍然过于缓慢。杜亚起不时能听到身边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不明显是错案吗?立马纠正不就完了吗,怎么这么费劲呢?!

    此时,这位个子不高、肤色偏黑的检察官总要解释几句:“实际情况远没有那么简单,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生效判决,如果没有确实充分的依据和理由,就不可能轻易启动再审,这需要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

    他说话语气坚定,配合着手势,显得不容置疑。

    很多申诉部门的检察官把申诉复查工作比作大海捞针,为了找寻真相,他们必须对每一起申诉案件都一视同仁,全力以赴。

    大量的案卷材料需要审阅,要与原办案人员进行沟通交流、听取意见、调查核实,必须到案发现场实地勘查……这些都耗费了办案检察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力。

    近年来,杜亚起参与监督纠正了聂树斌案、于英生案、陈满案等一批重大冤错案件。他以聂树斌案举例说,办案组成员分别独立审阅在案全部43册卷宗及50余份视听资料,光形成的阅卷笔录就达20余万字。

    虽然困难重重,检察官们始终没有放弃、退缩。

    安徽杨德武故意杀人申诉案,杨德武几乎每两周就要向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寄一封申诉信。省检察院连续三次“执拗”地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最终促成法院启动再审,改判杨德武无罪。

    该案承办人、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处检察官袁孝宗说,三次再审检察建议的依据没有太大变化,主要为作案动机、时间以及证据存疑。比如作案时间,杨德武的作案时间只有二三十分钟,不仅要杀人,还要伪造现场,丢弃涉案物品,“老手”连贯作案还有可能,杨德武临时起意很难做到。

    “说实话,我们并没有找到对原判决构成致命性的新证据。”袁孝宗坦言,“但我们始终坚持疑罪从无,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改判无罪。”

    2016年11月15日,杨德武及其亲属专程到合肥,向安徽省人民检察院赠送了“匡扶正义　为国为民”的锦旗。

    直面问题难题

    监督纠正冤假错案,会遇到怎样的阻力可想而知。

    尹伊君直言,由于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特别是重大刑事申诉案件在本地监督纠正中面临阻力等因素,单纯依靠原案所在地检察机关的力量纠正案件,存在诸多无法解决的障碍。

    在今年1月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提出,要健全重大刑事申诉案件异地审查机制。

    据了解,最高检研究起草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异地审查规定》,明确提出对有重大冤错可能的申诉案件交由异地进行办理,以消除阻力和干扰,切实发挥检察监督的职能作用。目前,该规定已起草了初稿,提交全国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检察工作座谈会进行了讨论,将在进一步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后出台。

    “异地审查既要符合法律规定,还要真正发挥作用,不能因为异地审查而打乱各级检察院自行管辖案件的正常办理秩序。”参与起草规定的杜亚起说,异地审查应选取重点案件,比如社会关注度高、在当地办理可能存在阻力的案件,异地审查就非常必要和合适。

    袁孝宗告诉记者,安徽正在探索异地审查机制,当事人对所在地司法机关公正办案存疑的,安徽省人民检察院选取其中一部分案件交由其他地市检察机关办理,效果不错。

    杜亚起坚信,今后抗诉会运用的越来越多,检察监督在维护司法公平正义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