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10日青岛主权回归,是青岛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具体实施接收的一群人,绝大多数湮没在百年流变中。追循一份当事者名单,得以约略描述出一些人的轨迹,重见他们的面目。
1922年12月10日,胶澳督办公署(前日本守备军司令部)中日值勤卫兵岗位交接。
1922年12月10日,青岛收回主权后市民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前庆祝。
一、行政接收委员是具体实施的工作班底
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意欲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引发中国民众强烈抗议和五四运动,包括顾维钧、王正廷等在内的中国代表拒绝签字。
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上中日两国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被迫交还青岛。条约规定两国组织联合委员会,负责办理移交青岛、处理胶济铁路等事宜。3月,中日联合委员会中方委员长、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受命组织公署。6月,双方任命联合委员会各自三位委员, 9月份由陈干接替了其中一位。
联合委员会设一部、二部,负责青岛行政接收的第一部,1922年7月起先后成立公产、海关、盐田、矿山、邮电、准备接收六个分委员会。
6月7日至12月10日前夕,在中方作出许多妥协、埋下隐患情况下,在条约规定的半年内,艰难完成了青岛回归谈判。期间的9、10月间,行政接收准备分委员会在青岛设立组织机构,这个工作班子参与谈判、实地考察,具体实施了接收任务,骨干成员在联合委员会各分委员会、鲁案督办公署身居要职。
接收委员会办公场所。经王青荣先生沟通,王栋先生指出该楼现位于肥城路。
临时督办公署办公场所。位于今莱阳路8号。本地文史研究者王栋推测,它很可能仅在接收青岛前后的半年中设立于此。
二、行政接收班底的两个核心人物
1922年12月10日青岛行政接收仪式会场
青岛回归无可替代的头号人物,主导谈判和接收的中日联合委员会中方委员长王正廷,中方三委员之一、为维护主权据理力争被康有为誉为“鲁案砥柱”的陈干,未列入这个具体工作班子名单。
王正廷
陈干
这个行政接收委员会有85人,共四个层级,一是委员长熊炳琦,9月30日任山东省长,11月30日任胶澳商埠公署督办时受命协助王正廷接收青岛。二是总主任梁上栋和副总主任王大桢。三是32位一般主任和主任。四是具体工作人员。这30余人就是青岛主权回归时的“接收大员”。
作为王正廷的得力干将,梁上栋和王大桢在接收实施中无疑是扛鼎、操盘的核心人物。
左梁上栋、右王大桢
梁上栋(1886—1957),山西人,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回国后在山西曾陪同孙中山并受到赏识。1915年任陆军外事处长,处理收回天津、汉口德国租界问题。1918年担任巴黎和会中国军事代表,1920年担任国联常设军事顾问会中国代表。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与中国代表一起为收回青岛主权展开外交努力后,奉召回国参加青岛接收。鲁案督办公署成立后,梁上栋担任参议,在联合委员会行政接收准备分委员会中任主任委员,行政接收委员中的总主任,兼任最重要的公有财产主任,还兼任水道主任。青岛接收后担任保安处长兼水道局长。1929年,梁任北平市代市长。抗战中授上将衔。
王大桢(1893-1946),又名王芃生,湖南醴陵人。1916年至1921年两次留学日本。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王大桢以咨议名义赴会。中日谈判中,王大桢以鲁案督办公署行政处副主任、铁路财产评价分委员会委员身份参与,是除王正廷外唯一参加第一、第二部谈判的要员。行政接收准备分委员会成立后,担任委员,行政接收委员会成立后,担任副总主任、代理委员长,兼任财务一般主任。青岛接收后担任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政务处长。1924年王大桢担任山东省长公署统计处处长。抗战期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设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预测到“七七事变”等重大事变,建议并领导了滇缅公路修建,在对日战略情报方面作用突出,有“日本通”和“谍战天才”盛名。
王芃生在日本与夫人合影
三、七位不一般的“一般主任”
30余位“接收大员”中,比“主任”衔头高的是七位“一般主任”:负责递信的孔祥熙、埠头港湾的徐祖善、警务的程立、财务的王大桢、政务的梁上栋、总务的祁彦儒、土木的蒋道南。履历和谈判中的职务显示,这些“一般主任”非同一般。
王正廷邀请来的耶鲁校友孔祥熙,是位列第一的“一般主任”。追随孙中山并和他的英文秘书宋霭龄结婚后,回到老家山西经商、办学颇有业绩的孔祥熙,在鲁案督办公署中担任实业处处长,是邮电分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接收准备分委员会委员。6月底开始,广泛参与海关、邮电、码头、盐业、发电所等专项谈判。9月份与接收准备委员们赴青岛与日方谈判,组建接收班子。11月参与行政部的细目协定拟订。青岛接收后初任发电所长,随即改任电话局长。王正廷后来在自传中充分评价孔的重要作用,一再表示谢意。
孔祥熙
负责警务的程立曾任京师警察署长,任行政接收准备分委员会委员,督办公署坊子巡警训练所所长,在坊子训练了1000名巡警,还有充当保安大队的640名军人。接收后任警察厅长,因治安形势不佳遭媒体抨击,三个月后离职。
程立
接收仪式后中国警察在巡逻
临时警察厅位于今中山路肥城路口
负责码头港湾的徐祖善,无锡人。辛亥革命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造舰科硕士学位, 1917年派任伦敦使馆海军副武官,1918年兼任巴黎和会专门委员,1919年后兼任航空署厅长,脱离海军后参与青岛接收,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参议,接收后任中央机构胶澳关监督公署监督。1930年作为中方二号人物,参与从英国人手中接收威海卫。
负责土木工程方面接收的蒋道南是上海奉贤人,清末入京师大学堂习文学,戊戌政变后留学日本东京明治大学习商科,并无工程专业背景。1916年调升驻日本神户总领事馆副领事,两年后为驻横滨总领事馆领事。1922年调回外交部任条约委员会科长,随王正廷来接收青岛,接收后任驻朝鲜釜山领事馆领事。
四、主任委员中的几位学者型人物
无线电信主任林济青(林则衣),山东莱阳人,在督办公署实业处任技术员,还是接收班子中水道(供水)方向工作人员,又作为矿山分委员会委员参与谈判。这三个似乎无关的岗位,其实都和他的地矿专业背景有关。他此前两度留美,获文学学士、矿业硕士学位,第二次回国后在齐鲁大学教授过地矿学。参与青岛接收时他籍籍无名。不久后的1924年任私立青岛大学教务主任。之后短暂执掌过两所大学:1934—1936年的齐鲁大学代理校长,1936—1938年的山东大学代理校长。
林济青
观象1路5号陈干、林济青故居现状
接收林务局、测候所、农事试验所的凌道扬、李方琮、蒋丙然,都是优秀的留学生和年轻学者。
凌道扬(1888—1993)是广东布吉(位于今深圳市)人,在美国两所名校先后学习农业、林业,成为第一位获得林学硕士的中国人,是中国近代林学的代表人物。回国后其林学思想写进孙中山的林政纲领,1915年首倡设立植树节得到施行,参与起草中国第一部森林法,1917年创立中国森林会(中国林学会前身),1921年主编中国第一份林学杂志。青岛接收后任林务局长,次年林务局和农事所合并为农林所后,凌道扬主政。接收之初,治安不力和市政混乱招致媒体抨击,而他领导的林务部门却备受赞扬。这位与寓居青岛的康有为有邻里之交的林学家,短短几年间为青岛林业发展、管理和教育,为公园服务于公众留下了浓墨重彩,1928年离开青岛定居南京。
凌道扬(左)与康有为
李方琮(1883—1958)是山东荣成人,留学英国的文学学士、化学硕士。回国后先后在两所省立专门学校教授英文、化学,担任过山东省立工业实验所所长。接收农事所不久,因该所撤并,李芳琮1923年一度进入胶澳商埠公署任外交秘书,1925年返回青岛任胶澳商埠局外交科长。1930年到国立青岛大学英文系任教,他成了梁实秋的同事。1931年李方琮任青岛观象台海洋科科长兼任青岛水族馆主任, 1938年任青岛水族馆馆长,也因此在海洋科学领域留存了公众记忆。
蒋丙然(1883年~1966年),是复旦大学前身震旦公学创始人马相伯的得意门生,在比利时获得农学气象学博士学位,是中国最早学习农学的留学生之一。回国后到中央观象台任气象科长,还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气象学。他受命接收测候所经历的波折,是中日谈判遗留下的延宕最久的接收难题。
蒋丙然
五、测候所接收是日方阻挠下延宕不决的遗留难题之一
1922年12月10日,北洋政府派中央气象台气象科长蒋丙然、气象学家竺可桢等至青岛接收测候所,但日方曲解《山东悬案细目协定》有关规定,拒绝交接。
1924年2月,蒋丙然被任命为青岛观象台台长,再次代表中央观象台接收。但是,日本职员仍在赖着不走,并自行任命所长,将气象、地磁等数据发送回日本,形成两套观测人马的尴尬局面,酿成“观象台日员悬案”。。
尽管接收遇到日方严重阻碍和干扰,为保持远东三大台地位,超越德日时期,蒋丙然殚心竭虑极力开拓青岛观象台的气象和海洋事业:成立中国气象学会,参加万国经度测量,在观象台设海洋科,建起中国第一座大型圆顶天文观测室,建立水族馆、海滨生物研究站,使青岛观象台的气象和海洋观测、研究站在中国前沿,具有国际影响。他因而成为我国气象事业的开创者,在近代天文学、海洋学以及地震、地磁诸学科都有开创之功。
观象台石头楼
久拖不决的观象台接收悬案困扰着蒋丙然,直到 1937年底日本职员才离开观象台,而这已是日本再次占领青岛的前夕。蒋丙然匆匆离开青岛前,将我国引进的第一架天体望远镜镜头摘下来准备运送大后方,因交通不便滞留当地的珍贵仪器,抗战胜利后几经辗转终于被找回。
图文资料来源:班鹏志《接收青岛纪念写真》,《胶澳志》,青岛市档案馆《中国收回青岛档案史料汇编》及馆藏资料,杨来青《图说老青岛:日本第一次统治时期》,青岛文学馆资料,《日本侵华图志》(第5卷),醴陵市委宣传部《国际问题研究专家王芃生》,刘宗伟关于王大桢、孔祥熙文章,翟广顺《旅寓青岛教育名人现象研究》,王栋《青岛影像:明信片中的城市记忆》。另有部分来自网络。(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张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