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抗战期间的不完全数据显示，从青岛输送到伪满洲国和日本的劳工，多达74万余名，其中以山东劳工最多。记者近日搜集整理抗战期间日本对华北地区劳工掠夺的资料，回顾一幕幕劳工惨剧：村子被围，青壮年被抓，恶劣的关押和工作环境，让无数劳工失去生命。在这场压迫与反抗、侵略与斗争的过程里，劳工们或逃亡，或暴动，将这部血泪史与中华民族的抗争史融合在一起，谱写出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伪满和日本国内急需劳工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铁路、煤矿等重要工业部门迅速发展，所需劳动力也迅速增加，但东北当地地广人稀，于是山东丰富的劳动力成为日本利用的对象，很多日资企业先后在青岛设立招工局，以青岛为基地频繁到内地招收劳工，然后再从青岛转赴东北各地，青岛由此成为山东劳工进入东北或转往国外的主要基地。

    九一八事变之前，由于东北地多人少，而且华北地区战乱，每年都有大批人口流亡东北，形成“闯关东”的人流。但是在伪满洲国成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曾考虑大量移民本国人口到东北，来缓解日本国内的劳动力剩余，规划人数达到500万人，但是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只好作罢。为了保障侨民的权益，伪满对流入的华人劳工做出过诸多限制，比如限制工资、复杂的审批程序等。

    但是1939年以后，日本在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力度加大。为了完成浩大的开发计划和军事工程，日本必须使用大批廉价的强制劳工。但武汉会战以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华北劳动力闯关东的急剧减少，与东北的需求相背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欺骗、掠夺、压榨劳工的规划被提上了日程。随着战争的巨大消耗，日本国内的劳工也严重不足，大规模劳工输出也在不久后提上日程。

    “苦力供给公司”输送劳工

    为了掠夺和欺骗更多劳工到伪满和日本本土，1941年，关东军直接出面与华北日本驻军达成协议，也就是《关于入满劳动者的协议》，决定将华北治安工作同招募工人工作联合起来，强制华北劳工移居东北，还成立了华北劳工协会，对劳工的管理提出了严格的规定，禁止自由“出国出境”。

    “从1938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青岛先后形成了山东劳务公司、黄道会劳工福利局、满洲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青岛特别市劳动统制委员会、把头协会、湖北劳工协会山东分处、青岛华工赴日事务所、济南新华院等劳工招募机构。”《铁蹄下的罪恶》一书编辑周兆利表示，当时为了掠夺华人劳工，日本几乎无所不用其极。而官方的招募机构满足不了劳工需求，于是一些企业便亲自招募劳工。一些日本人还建立 “苦力供给公司”，专门为伪满的日本企业招募、输送劳工。所采用的手段都是以企业招工的形式，诱骗华人充当劳工，从中获取巨额利润。青岛作为山东对东北劳务输出的一个重要口岸，聚集了相当一批这样的公司。记者查询青岛档案馆的史料记载发现，正式设立的此类公司就有十余家，分布在新疆路、山东路、陵县路、曲阜路等地。

    依靠放电影来欺骗劳工

    为了配合日本在华北的劳工招募工作，欺骗更多的华北劳工出关，满足日本企业的需求，日本军队、新民会、劳工组织等机构在不同阶段展开了各种欺骗式的宣传活动。山东和河北成为宣传的主要地区，而放电影则是重要手段之一。1940年8月，满洲劳工协会制定了庞大的电影巡回宣传计划，主要在华北的山东、河南两省进行，电影放映地点包括当时伪青岛特别市的胶县、蓝村、即墨、台东镇、台西镇和市第三公园等6处，妄图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华北劳工受骗上当。

    伪满洲国关东军与新民会青岛总会签订了劳工输出协议，要求在1941年10月至12月底的3个月内，紧急提供华北劳工15000名。新民会制定了详细的宣传计划，主要以欺骗为主，欺骗的内容包括可以赚到正当的工资，可以保证生活，可以往家乡寄钱，对工作不满意可以反映投诉等。

    派军队强行拉夫当劳工

    除了欺骗，日本获取劳工的方式还有派遣军队直接抓捕农民，交给企业使用。在“三光”政策之下，日本曾多次派遣华北军队到济南、青岛、沧州等人口密集的地区进行治安“讨伐”，以强行拉夫的方式抓捕大量劳工。全副武装的军队先把村子围起来放火，把所有18岁至45岁的成年男子抓起来。然后部队的大卡车将所有的物资、人员集中起来拉走。被抓来的人多数都集中到青岛，送到日本或伪满洲国当劳工。

    日本不仅从青岛输出劳工到伪满、蒙疆和日本，还在青岛本地强制无偿使用中国劳工。青岛是日本在中国华北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和产业基地，大量日本陆海军和殖民产业驻扎在此。有一段时间，为了保证青岛港的装卸运输和日本企业、军队用工，曾禁止青岛本地对外劳工输出。根据统计，日本国防企业和军队在青岛强征使用劳工人次是267万，但当时青岛的总人口是214万，男性人口只有96万。也就是说，青岛的每个男性平均被征用过3次。日本在青岛强制使用劳工数量之多可想而知。

    日本15家企业强掳中国劳工原始档案被发现

    面对劳工问题的各种事实，日本却拒不承认罪责，有的日本企业竟然在搞选择性道歉，继续伤害中国劳工受害者及其家属，掩饰日本侵略的罪行。记者昨日从青岛市档案馆获悉，专家从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上，找到一批中国劳工名簿及其他有关中国劳工的档案，涉及到1.5万名中国劳工，其中来自青岛地区的劳工有103人。时过境迁，幸存回国的劳工，多数已经去世，记者也只能从2004年所录制的口述历史中，探究幸存劳工的悲惨经历。

    “劳工名簿”记录1.5万人

    近日，青岛市档案馆从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上，找到一批中国劳工名簿及其他有关中国劳工的档案，再一次佐证了日本在二战期间强掳、残害中国劳工的罪行。这批档案系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存的1945年9月日本企业中国劳工名簿。涉及三菱矿业株式会社、三井矿业所、日本港运业会等15家日本企业及所属企业或事业场。

    发现这批档案的青岛市档案馆副馆长杨来青告诉记者，《名簿》中记录的中国劳工人数约1.5万人左右。1946年3月，日本外务省管理局编写出版《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承认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人数为38935人。也就是说，此批档案涵盖了近40%中国劳工的原始记录信息。

    档案形成有特殊历史背景

    这批档案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国政府要求日本送还被掳中国劳工。为此，日本政府要求涉事企业报告使用中国劳工的情况，为送还中国劳工做准备。日本企业按照要求，于1945年9月中下旬上报《华人劳务者名簿》。随后，这些档案随着明治元年（1868年）到昭和20年（1945年）档案被美国押收，收藏于美国议会图书馆，昭和48年（1973年）归还日本，被归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返还文书”类别之中。

    这些日本企业统计的中国劳工名簿的内容基本一致，一般包括《华人劳务者调查表》《移入华人劳务者名簿》《移入华人劳务者死亡者名簿》《华人劳务者不能送还者名簿》《已返还华人劳务者名簿》等文件，但在文件名称上略有差别，如移入华人劳务者名簿有的称为“移入华人劳务者队员名簿”、“中华民国勤劳中队队员名册”、“华人名簿”等。

    这些劳工名簿中详细记录了劳工的编成番号、姓名、原籍、年龄、原职业及在日本企业从事何种劳务，死亡的则登记有死亡日期、死亡原因等情况。这些中国劳工名簿记录了被日本劫掠劳工的基本信息，但并没有完全反映中国劳工在日本遭受奴役的真实情况，既有人员基本情况记录不准确的问题，在死亡原因等方面也有故意编造内容的痕迹。

    大夕张矿业所用292名劳工

    三菱大夕张矿业所使用的292名中国劳工中，来自青岛地区的中国劳工就有103人之多，多数由青岛被押往日本。

    三菱财团大夕张矿业所于1944年9月15日、10月17日分两批接收中国劳工。第一批是从青岛出发，176人；第二批来自塘沽，116人。这些中国劳工主要来自山东和河北。其中，年龄最大的为来自山东青岛即墨的江秋芳（编号156号），56岁；最小的为河北满城县的尹保 （编号209号），17岁。被抓前，这些人多数为中国平民，也有中国战俘和不服从管制的伪政权军警人员等。其中，农民101人、市民123人、苦力36人，中国战俘及伪军警人员29人，身份不详3人。

    中国劳工被强迫押送日本后，在日本军警的刺刀下被迫充当劳工，任由日本企业驱使奴役。在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的条件下，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0多小时，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由于过度的体力劳动，中国劳工的体质迅速下降，大批劳工惨死在日本。

    截至1945年9月下旬，大夕张矿业所使用的中国劳工中死亡81人（其中1人死于来日本途中），死亡率高达27.74%。另有5名患病者在战争结束前提前送还中国。有学者研究表明，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强征的劳工共有13批，最低的死亡率为7%，最高死亡率高达52%。

    历史罪行不容日本抵赖

    2004年，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曾采访了24位驻青中国劳工，其中有被抓到大夕张矿业所的朱正基 （编号34号）、闫明（编号62号）、宁贻昌（编号95号）、钟永梓（编号146号）、刘积善（编号177号），为这些饱受欺凌的亲历者留下珍贵的口述影像档案。

    从日本自己形成的原始档案可以看出，日本强掳中国劳工铁证如山，残害中国劳工罪行累累。在事实面前，日本拒不承认罪责，有的日本企业竟然在搞选择性道歉，继续伤害中国劳工受害者及其家属，这一掩饰日本侵略罪行的行径，中国人民绝不能接受。

    记者在名单中看到，日本企业编制的中国劳工死亡人员名簿中，竟将遇难中国劳工的死亡原因几乎都归咎于因病死亡，甚至编造出诸如脚气、心脏麻痹甚至梅毒等花样繁多的死因，以掩饰其令人发指的残害中国劳工罪行。以一份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大夕张矿业的 “中华民国勤劳队员死亡者名单”为例，来自山东章丘26岁青年解同春的死因竟被写为“脚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