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山屯汉墓群航拍图。

精美的漆器。

出土的汉代玉带钩。

考古队员在清理出土的器物。

原标题：2000年前古海上丝路

黄岛区土山屯汉墓发掘取得重大战果 出土1000多件珍贵文物

一段深埋地下2000年的历史真相，随着一座座大墓的发掘重见天日；一个汉代堂邑县令的神秘身份，随着罕见木牍和印章的出土，被慢慢揭开神秘面纱……从去年开始，为了配合建设施工，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黄岛区博物馆，对黄岛区内土山屯汉代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给考古人不断带来惊喜。尤其是今年3月开始至今，发掘70多座墓葬，共出土1000多件珍贵文物，像公文木牍等文物还是首次发现。还有发掘的数座琅琊墩式封土大墓更为罕见，其墓葬形制和葬制、葬俗特殊的战国晚期至汉代古墓葬，对研究墩式封土大墓的演变发展和传播路径等具有重要价值，为研究南北文化交流和青岛古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资料。

汉墓群出土上千件文物

黄岛区依山面海，曾以琅琊郡、琅琊港、琅琊台而闻名于世，是“琅琊文化”重要的发祥地和传承地。土山屯墓群，是黄岛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去年开始，为了配合项目施工，这处深埋于地下2000年之久的汉代墓葬，终于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推进重见天日。

解密一座满覆封土的古墓，一种迫切探寻神秘背后的意愿，让所有考古队员兴奋不已。为了弄清一段历史真相，考古人员对这里的每一座墓葬，都非常认真细致，哪怕每块古碎砖瓦片，都不会放过对历史真相的“考问”。考古发掘期间，早报记者曾先后多次来到考古现场进行探访，感受这次考古发掘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为青岛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内涵。诸多新发现的“历史印迹”，在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成为青岛又一张文化名片。在发掘现场，大大小小的墓葬分布在一座小丘陵之上，面朝大海，环境非常优越，可见古人选择墓地十分讲究。

“去年以来，先后两次共发掘古代墓葬170多座，其中汉代墓葬就有140多座。”土山屯墓群考古队执行领队彭峪介绍，土山屯墓群的墓葬形制主要为“墩式封土墓”，汉代时期这种墓葬类型主要流行于鲁东南沿海及江浙地区，主要随葬器物原始青瓷器也与江浙地区类似，这与山东其他地区的墓葬出土文物并不相同。经过半年多不断发掘，已出土珍贵文物近千件。其中包括形制多样的铜镜、毛笔写就的玉章、保存完好的毛笔、便服纱帽，还有铺在棺底、镶有金丝纹饰、有着类似金缕玉衣功能的“玉席”，以及大量原始的青瓷器、玉器和漆器碎片。

印章揭开汉代县令身世

今年盛夏，参与土山屯汉墓群考古发掘的10多名队员，时常因考古中的重要发现忘记了酷暑。其中最让考古人员兴奋难忘的，是一座堂邑令贵族墓葬。

“许多墓葬发掘，虽然有文物确定了大约的时代，但很难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但这次却让我们大开眼界，一些罕见的文物，让所有考古人员惊叹不已。带有铭文的器物揭开了墓主人的身世。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林玉海介绍，随着对这座墓葬的深入考古发掘，一个生活在2000年前的贵族子弟慢慢“复活”。而揭开此人身世的，正是墓葬内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多份公文，三枚印章，还有签有名字的备用木制 “名片”（即后来的“名帖”），这些文物准确透露出了墓主人的身份。

根据出土文物发现，这名贵族子弟的年龄40多岁，可能出生于现在的黄岛区祝家庄，曾在南京辖区“堂邑”当县令，因常年患有背疾，病世后归葬故里，并以江浙一带的特殊葬俗下葬。考古专家初步考证，墓主人应当身处公元前后的西汉晚期，此处墓群应为两汉时期的一处刘姓贵族墓地，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城”，应位于墓地以北4公里处的祝家庄遗址，该遗址可能为西汉中晚期的一处侯国所在地。而这个县令随身入葬的大量器物，让考古人员非常震惊。

出土的青瓷。 

县令墓中保存完好的简牍等文物。

简牍文献记录县令政绩

“这些出土的文物，都让我们很震惊。因为新发现的文物十分罕见，多数在山东省甚至江北地区都没有发现过。 ”考古执行领队彭峪介绍，堂邑令墓葬内出土的这批珍贵文物中的公文简牍文献，囊括了西汉末年“堂邑”县的户籍人口、钱粮税收、兵器库盘点和司法审判等行政公文。文献中记录着几个案例，其中一片简牍里有个故事，大致讲的是汉代一个叫戴福的亭长，在追击几个海贼的过程中，被海贼杀害。随后这个故事被写在了简牍上，并随县令入葬保留至今，这才有幸让后人知道了这位亭长的英雄事迹。

通过这些文献可以推测，身为堂邑令，公文简牍是他呈递给上级部门的一份官员政绩考核材料。有趣的是，这名县令肯定没想到，时隔2000年后，他记录下的这个亭长的故事会成为一段英雄佳话。

彭峪介绍，同样更加直观表明墓主人身份履历的，还有三枚悬挂在其腰间的印章。其中一枚为他的私印，另外两枚则为玉章，这两枚玉章实为冥器，并非刀刻，而是用毛笔书写。从“堂邑令印”和“萧令之印”的印文分析，专家初步判断，墓主人曾经分别任职于今天的安徽和江苏两地。除此之外，还有数件文物的出土，令考古人员十分意外。比如铺置于棺底的 “玉席”，这件物品其实并非玉制，只是对照遣册 （也就是随葬品清单）中的名称，为之命名。专家初步认为，它应为铅钡玻璃所制，其上贴有金箔，并雕有纹饰，为古代的一种特殊工艺，为山东省内首次发现，此前仅在江淮一带才有出土、被证明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一种古代葬器。与 “玉席”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叫“温明”的器物，同样是北方的首次出土发现。有解释认为，这件特别的丧葬礼器，可以温暖逝者的魂魄，与神明沟通。

吴越及楚文化特征明显

“就目前资料看，从西汉中期开始，这一地区墓葬形制、葬俗、随葬品等出现了明显的吴越及楚文化特征。”林玉海介绍，在考古发掘中，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出土了数量较多的越人产品——原始青瓷。种类、形态、釉色、胎质等与江浙一带发现的同类器基本相同。

据现在考古发现与研究，原始瓷器的主要产地为江浙一带的江南地区，其烧制历史及使用情况均居全国之首，目前江浙一带已发现诸多原始瓷器烧造窑址。

专家在考察青岛地区汉代以前的墓葬及遗址时，尚未发现有原始瓷器，而到汉代时候则出现大量随葬于墓葬的情况，这显然是一种新的葬俗。青岛地区目前也未发现有原始瓷器烧造的窑址。考虑到黄岛区南接吴越，海陆交通便捷的地缘关系，据推测，这些物品包括葬俗，都很有可能是从江浙地区输入进来的。

目前，在与鲁东南相邻的鲁北地区少见原始瓷器出土，而胶东地区目前发现的汉代原始瓷器一是数量明显少，二是时代普遍偏晚，大多为东汉时期。如1993年发掘整理的栖霞市观里东汉墓发现一件原始瓷器，2002年在海阳开发区汉墓中也出土了几件原始瓷。从其形制、纹饰、胎骨和釉色看，也应是江浙一带产品。从历史记载上看，这或与汉武帝内徙东瓯越人,以及灭闽越并迁徙到江淮一带，两次北迁越人后裔历史事件有关，也正是越人北迁直接导致了吴越文化的北移。此外，土山屯封土墓的封填青膏泥习俗、木质棺椁结构形式、出土的众多漆木器以及器表纹饰等特点，都显示出楚文化的遗风。

墩式封土墓流行于江浙

除了保存完好的公文简牍、遣册以及大量漆木器、铜器、铜镜、原始青瓷器、陶器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大批墓葬形制和葬制的发掘，对研究墩式封土大墓的演变发展和传播路径也具有重要价值。林玉海坦言，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土墩墓”这种葬制，是从江苏、浙江往北、东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山东半岛应该是重要的传播路径，这次的考古发现，正好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站在土山屯墓群最高处放眼望去，这里的封土大墓仍然十分显赫，一座座封土下，古人在这里已经安息了2000年。因为这些古墓群坐落在琅琊古国境内，所以在林玉海眼里，这种封土大墓就是“琅琊墩式封土墓”。

目前考古发现，这种同一封土下发现数座乃至数十座墓葬的埋葬方式，在这一地区的西汉墓葬中尤其明显，其封土之间无明显打破关系，说明各墓地均经过了一定的规划和管理，同一座大封土下可能为同一家族的墓地。这与鲁中南、鲁中、鲁北等地差异较大，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代表着鲁东南沿海一带此一时期的葬制葬俗，对于探讨鲁东南沿海地区汉代墓葬的埋葬制度和埋葬习俗十分重要。

进入东汉以后，鲁东南沿海地区墓葬较明显的区域性特征逐渐消失，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均与山东其他地区汉墓渐趋一致，从而汇入了统一的汉文化中。目前，对这种类型墓葬的定名，尚未有定论。

四国文化汇聚古琅琊

土山屯汉墓考古发掘，在外人看来，只是简单的几座封土墓，但在林玉海等考古人眼里，却有着非凡的历史文化意义。细细研究，就会发现古时的青岛海滨，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有多国文化在这里撞击，并形成了厚重的融合新文化。

自2005年开始，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在黄岛区境内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进一步丰富了这种封土墓的考古资料。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发现这类汉代封土墓大量存在于黄岛区乃至整个鲁东南地区。已经发掘的同类封土墓还有：黄岛区丁家皂户、纪家店子、沂南县宋家哨、董家岭等墓地。这一地区应包括今天胶州市的南部和西南部、黄岛区、日照和临沂的东部沿海或近海地区，即鲁东南沿海地区，大致为秦汉时期琅琊郡所属范围。

从地理位置上看，鲁东南沿海地区，春秋时期属于齐国，其后齐吴争胜，两国长期进行拉锯战争。勾践灭吴后，越国势力又替代吴国在该地区与齐国竞争。据《欲绝书》等记载，越王勾践甚至迁都琅琊，以示争霸中原之决心。而正是为了应对越国的攻势，齐国开始在其边境修筑长城，这段历史在新出《清华简》中有详细记载。通过考古调查可以发现，齐国修筑的长城恰好构成了一条文化上的边界。至战国晚期，楚国势力向东扩展并袭灭越国，将苏北及长江下游地区纳入其版图内，并将势力深入到山东东南一带。

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青岛西海岸这一地区，集结了齐、吴、越、楚四国政治势力。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了琅琊郡，西汉以来，黄岛区又长期属于琅琊郡，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拉锯及其地理上的连带，使得在同一行政区划内，一些文化面貌及习俗得到了较好的深度融合。 （记者 康晓欢 图片由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