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青岛市馆陶路12号，有一座风格独特的近代建筑，它现为某银行的分支机构，这里曾是“朝鲜银行青岛支店”的旧址。作为一家世界动荡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金融分支机构，朝鲜银行青岛支店的兴与衰不仅与这座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也为后世留下了生动的历史篇章……

成立于朝鲜半岛的日本海外殖民银行

1911年9月，朝鲜银行（简称：鲜银）成立于京城（今韩国首尔），初期总资本为250万日元，由朝鲜被日本正式吞并之前的中央银行——韩国银行改组而来。这家名为“朝鲜”，实际却为日本所操控的银行诞生于日韩合并的特殊历史时期，所以自成立之初，就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以及不可复制的特殊性。虽然银行由日本派驻半岛的军政机构——朝鲜总督府直接控制和监督，但其总裁却由日本政府直接任命，并持有该行十分之三的股份，同时还赋予了该行在半岛发行货币的权力。

朝鲜银行早期的业务范围仅限于半岛一隅。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日本除了借机占领了德国在远东的租借地青岛，还迅速在东北亚地区做大做强。朝鲜银行的业务也越过鸭绿江和黄海，向中国沿海和内地迅速拓展，其发行的朝鲜银行券（俗称“老头票”）也开始通用于“满洲（今中国东北地区）”。

自1915年起，朝鲜银行陆续在关外的沈阳、大连、抚顺、长春、哈尔滨等地开设支店（即分行）。1916年11月，朝鲜银行还取代横滨正金银行，获得了代理“满洲”国库业务的特权，并且在“满洲”的发钞量也一举超越正金银行。“一战”之后，朝鲜银行的资本总额也随金融业务的拓展而迅速膨胀，1923年时，已从初创时期的250万日元增加到8000万日元，其在东北亚的分行也达到26家之多。

日据之后落子青岛开设支店

1914年11月，日据青岛之后，朝鲜银行也及时跟进筹划落子青岛，开设支店。根据1987年12月在日本出版的《朝鲜银行史》记载，朝鲜银行青岛支店成立于大正六年（1917年）10月22日，支店长为来自大连支店的片桐笃太郎。主要办理外汇业务、发行日金流通券，兼营储蓄和抵押放款等业务。青岛守备军司令本乡房太郎（1860～1931）也在5天后的10月27日，向陆军大臣大岛健一（1858～1947）呈报了《朝鮮銀行支店設置銀行業開始許可ノ件》。

本乡在文件中称，“根据本职监督责任，以及遵守必要的认可和颁布命令上的要求，特此宣布允许朝鲜银行青岛支店设立并开始营业。”（“本職ノ監督上必要ト認メ発スル命令ヲ遵守スベキ条件ヲ以テ朝鮮銀行青島支店設置銀行業開始許可候条此致及報告候也。”）而此前，日本外务省在北京发行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也报道，朝鲜银行预设青岛分行的计划，已在1917年9月17日经朝鲜总督认可，并着手筹备。

成立之初的朝鲜银行青岛支店位于靠近火车站和中山路的河南町一番地（今河南路、湖南路路口），是一幢中式屋顶的两层商业建筑。建筑外立面上装饰着传统的盘长纹和橡叶托拱五星的徽章。如果不是主入口上方匾额里的“朝鮮銀行”四个汉字，其简朴的外观似乎很难让人想到这是一家在东北亚权倾一时的大银行的分支机构。相比较此后几年，朝鲜银行相继斥资在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建造的分行大楼，早期的青岛支店大概也只能用寒酸或简陋来形容了。约1918年或1919年，支店搬到了位于所泽町（今堂邑路）、市场町一丁目（今市场一路）路口，紧邻日本邮局的新址。

在整个日据青岛时期（1914～1922），朝鲜银行不遗余力地代表日本政府通过金融影响或操纵青岛，乃至周边地区的经济。如在大正7年（1918年）2月5日，由朝鲜银行青岛支店长呈报外务省的一份文件中就提及，河南省计划向朝鲜银行青岛支店借款70－100万日元，但双方在交款地点、利息及货币种类等问题存在分歧。同时，青岛支店实际上也不想借款给河南，于是就以农历正月之前筹款会比较困难等借口予以搪塞。

虽然这笔借款最终因双方分歧较大没有成交，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日本出于政治渗透目的，通过日系银行对中国的影响。1922年1月，根据华盛顿会议的声明，中国收回青岛已成定局。以朝鲜银行青岛支店长常世克己、三井物产株式会社青岛支店长饭冢重五郎、江商株式会社青岛支店长一宫晃等为代表的日本商人向陆军大臣田中义一（1864～1929）递交请愿书，要求在青岛设立具有租界概念的日本专属居留地，并认为共同居留地有百害而无一利，同时重申这也代表了全体居留青岛日侨的态度。

馆陶路上建造分行新楼

1930年，朝鲜银行为青岛支店建造新楼的计划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日本人选择了靠近胶济铁路和大港的馆陶路，占地1653．34平方米的8号官地，并委托是年来青岛执业的日本建筑师三井幸次郎（1893～1935）着手设计银行新楼。三井1914年毕业于人才辈出的日本工手学校 （今工学院大学）建筑科，1919～1922年曾任职中国工商有限公司，负责在青岛、上海、天津等地的建筑设计和施工，1923年独立执业后，三井曾为青岛取引所设计了气势不凡的交易大楼，以及日侨聚居区的多处住宅建筑。

这座由大仓土木组负责施工的银行大楼位于馆陶路、上海路路口西北侧，1932年5月竣工，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建筑面积逾1500平方米，采用钢筋混凝土浇注的平顶结构。主立面中轴对称，沿馆陶路展开，楼前设置6米退界，形成一处小型前广场。建筑的主立面上采用了当时日式近代建筑非常流行的黄褐色釉面砖，屋顶设计为连续的宽檐口，并饰有雕刻细致的淡色浮雕。大楼面向馆陶路的一层设置了5面宽大的拱窗，并以青灰岩雕刻券窗套装饰，同时加装极具现代主义风格的铁艺栏栅。银行的主入口嵌入正中拱窗，建筑师在入口两侧设置青灰岩质网状刻花石柱、券门套和雨篷强调主入口。一楼为宽敞的营业大厅，八根高7米的雕花方石柱分布厅内，天花板均采用花饰图案，中央设有采光天窗。一层两翼及二层则为办公及其他附属用房。

相比较十余年前，中村与资平（1880～1963）等日本建筑师为朝鲜银行在长春、沈阳、天津等地设计的“辰野式”风格的分行大楼，三井幸次郎的青岛支店显然受到了“包豪斯”等现代主义风格的影响，整个建筑风格简洁明快，体现出现代主义建筑的基本特征，但局部采用的古典主义风格装饰处理精致协调，也展现出对西方传统建筑美学的传承与迎合。

日本战败投降退出青岛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借此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本关闭了驻青岛总领事馆，并开始组织侨民撤离。次日，日军还自导自演“德县路事件”，加剧了青岛的紧张局势。8月31日，2万多名日本侨民全部回国，同时封存日侨开设的工厂、商店。朝鲜银行青岛支店也同日关闭，暂时迁往大连。1938年1月20日，即日本再次占领青岛10天后，朝鲜银行青岛支店宣布复业，积极支持沦陷时期日本企业在青岛地区的扩张，并代理日本银行收解军款及杂税。1940年3月13日，青岛支店在奉天路（今辽宁路）设立派出所（派出的分支机构）的申请得到了大藏省（相当于财政部）的认可。同年8月12日，派出所开始对外营业。1943年9月4日，大藏大臣（相当于财政部长）同意青岛支店在沧口设立出张所（办事处）。而次年4月10日沧口出张所的开业，大概也成为了朝鲜银行青岛支店在这座城市留下的最后记载……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银行青岛支店也随之停业清盘，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些在这家银行的个人存款和债券也随着灰飞烟灭，永远地消逝了。

1932年出生于青岛的足利吉弘（1932～2014）曾经回忆，就在日本战败前一天的8月14日，他的父亲还像往常一样，通过朝鲜银行青岛支店向在日本国内上学的儿子（足利的哥哥）汇款，金额是3万日元（相当于如今约1500万日元）。但随着次日政府宣布投降，朝鲜银行关闭并冻结资产，汇出的这笔钱无奈地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足利还认为，当年他的父亲曾是山东煤炭行业显赫一时的经理人，但由于日本战败，存在朝鲜银行青岛支店的钱无法支取，他的父亲因此失去全部财产。虽然回国后，他曾打算再次创业，但由于日本国内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已是不可能了，最终，他父亲只能作为普通老百姓，碌碌无为地度过余生。

尾声

抗战胜利后，朝鲜银行青岛支店由1935年为应对抗战而成立的中央信托局接管，1947年9月成为中央银行青岛分行驻地。在法币和金圆券制度先后因无法抑制的通货膨胀而宣告失败之后，南京国民政府试图筹划银元币制改革来进行最后一搏。1949年5月14日，经已南迁广州的国民政府财政部许可，由中央银行青岛分行暂先发行“中央银行青岛分行银圆辅币券”，面额有“伍分、壹角、伍角”三种，拟事后再报请中央银行追认。但随着5月27日上海的丢失，第十一绥靖区和美国太平洋舰队部分机构驻守的青岛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孤岛”。6月2日，青岛获得解放。从馆陶路这座大楼内发行的银圆铺币券从开始流通到无奈废止还不足20天……

青岛解放后，中央银行青岛分行被中国人民银行接管。历史，也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感谢徐畅、衣琳、孙建铭、李明先生对日文原档的解读及提供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