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重庆洪崖洞相亲角场面壮观如赶集,相亲角成主战场,父母成“主角”。

1980年,开辟新中国银幕第一吻的《庐山恋》。

苏州举办单身青年约会形象专题讲座。

河北邯郸:“家长相亲会”火爆,父母为子女相亲忙。

空巢青年。

平均算下来,每一分钟里,国内有22对新人拿着户口本走向民政局,进入婚姻生活;同时,8对夫妻在另外一个窗口签下离婚协议。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字,中国的结婚率和离婚率曲线渐渐逼近一个闭合的大于号。婚姻的围墙之外,还有2亿单身者。

袁圆和刘英莲属于2亿人的“解救者”,她们一位供职于首都主打“高学历、高收入、高颜值”的相亲机构;一位在闽南老城区做了53年免费业余红娘,号称介绍成功4000多对,是新中国相亲史的活化石。

2亿人及其背后的家庭组成相亲“擂台”,知乎上“你相亲遇到过哪些奇葩事”有900万人关注;《中国式相亲》节目首播就获得全国同时段收视第二,仅次于《快乐大本营》,第二期马上拿下第一,等到第三期网络点击量已经超过2亿;而相亲网站的巨头之一百合网,尽管经历了舆论风雨,如今的市值也有64亿元。

人们自古歌颂爱情,却未必认同相亲,但“相亲”这种步入婚姻的前奏自西周以来从未有过休止符。古老的它,如今在现代生活中滋生出迥异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它流传至今,并且毫无疑问,还将继续流传下去。

7分的人认为自己8分,想找9分

“男人需要女人才会完美。”袁圆从亚当夏娃说起,她是北京相遇未名咨询有限公司的红娘主管和首席情感专家,见识过人性的善良也目睹了很多欲望,她没精确计算过,但“应该见过1000个相亲故事”。

有人想找三观正的,有人要五官正的;有固定资产5000万元的“高富帅”非要找资产上亿或部级领导的女儿;有看着朴实的大姐非要找吴亦凡的外表、贺涵的内在,还要车技好、英语流利、家装有品位、会聊天,“我说的话不能掉在地上”。

北京二环路边的这间办公室上空漂浮着密集的求偶信息,七夕当天深夜,一位女士坐在私密的房间里,红娘正在了解她的需求。这些房间以“清华”“北大”“牛津”“剑桥”命名,当这位求偶者选择“包成功”服务时,3万元随着pos机“吱吱”的声音划走,她将不断被介绍认识男士,直到结婚为止。

袁圆把客户分成很多类:有的是眼高手低型,挑剔,择偶要求高;有的是大忙人,所有时间用来打拼事业;有的工作圈子窄,资源少;有的曾经谈了场不合适的恋爱,耽误了青春;还有人花心,兜兜转转,一不小心就到了适婚年龄;也有因为性格、房子、两人背后的家庭、性生活不和谐等等因素离婚的人士。

“就跟企业融资一样,有的自己就可以融到,有的需要财务顾问。”一位观望红娘业务的金融从业者说。

“怎么和看文件选基金选包包一样的感觉,机械化,条件匹配的审视,难道大龄一点就要到这步田地吗?”有人对条条框框的个人信息和明码标价的择偶要求表达不满,说相亲的过程像招商。

创始人范阳君发现客户的分布很有意思,国内名校毕业,就业集中选择在金融和IT行业,收入显著高,“反观哈佛大学刚毕业的,做什么都有。”

这些人中,“7分的人认为自己8分,想找9分的。”他们一方面期望对方有不错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又希望对方不看重自己的客观条件。学者也研究过这种现象,从个人层面来说,这反映了安全感的缺失,既希望自己少奋斗、多享受,同时又害怕别人“惦记”自己的财物,用心不纯。当这种个人层面的焦虑成为一种风潮时,恐怕就要从宏观层面进行解释了。

在一项调查中,当下中国青年群体希望自己在34岁时可以达到事业的成功,获得最理想的经济收入。按照这个年龄计算,一个硕士工作9年之后就要达到“人生巅峰”。希望更快获得更多财富成为中国青年的集体焦虑,并且毫无保留地投射在婚恋问题上。

面对无力招架的焦虑,相当一部分人群只能用物质寻求安全感,降低恐慌。袁圆的客户中,一位在北京有五六套房子的女孩哭着对她说“就想要找富二代”。她没谈过恋爱,是亲戚几家孩子里最优秀的,“别人都在看着我呢,找不好他们会瞧不起,找个差的就吃亏了。”有位女客户羡慕身边的闺蜜,这个找了个官二代,那个找了位斯坦福博士。红娘对她说,“她们是她们,你是你。”

经过观察和统计,袁圆的女客户最看重对方职位、前途、收入、房、车、户口,年收入30万元在这个生态圈里算“挺一般的”;有房有车的话“四五十万元也不错”;七八十万元才能归为“收入高”。

在72岁的红娘刘英莲眼里,这算得上“天文数字”了。闽南老城中,考察单身青年物质牢靠性的指标之一,是父母是否都有退休金,只有一个人有也不好找。

“以前是找人过日子,现在是找房子找车子过日子。”有个小青年请刘英莲介绍对象,她说这个女的有点丑,男方不乐意了,她又说对方挺有钱,男的马上表示“可以见见”。

“这种人我就不想给他介绍。”刘英莲在当地一个工艺美术厂工作了一辈子,是一种刺绣的非物质保护遗产传人,没出过远门,保持着朴素和传统的价值观。

她说现在司机和厨师最不好找对象,“以前车少,人家都不会开车,开车的很好呀,现在说开车是奴才;以前嫁个厨师挺好的,会煮饭给自己吃,现在嫌弃厨师身上有味道。”人们现在喜欢找的是“干部、老师、办厂的、开店的”。

男士在相亲时最看重女士什么,颜值?不!

都市里的青年通过转移注意力缓解孤独,买卡通玩偶、做陶艺、认真上每一节私教课,精细计算每种食物的热量,热衷于跑步。有人说,科学研究表明,每个初夏的傍晚踏着风慢跑分泌的多巴胺相当于谈了一场微型恋爱。

积攒了整整一个夏天多巴胺的很多单身人士在夏天走的时候,迎来了一场大型失恋。下半年的日子不好过,国庆节、中秋节、光棍节、圣诞节,每个节日都是孤单的双倍放大,只能小心翼翼地祈求在地铁上不被玫瑰花的刺扎到。

“许多单身人士进入30岁的后期时,难免会开始反思,为什么自己没有找一个伴侣安定下来,如果现在他们选择结婚,是否会过得更开心。即便是最成功和最自信的单身男女,也会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埃里克·克里南伯格在著作《单身社会》里说。还有一些人抱着复杂的心态来找红娘,他们管相亲叫广结善缘。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反复,在回答“男士在相亲时最看重女士什么”这个问题时,袁圆把最终答案敲定为“年龄”,排在“颜值”的前面。

“奶茶要是三十几岁,刘强东可能就不会娶她。三十多岁谈恋爱味道不一样。”袁圆坐在私密的房间里,坦诚地说,“不过颜值即正义,有的男客户说‘30岁以上千万不要给我推,别给我困难户’,但发了照片,长得好看他也能接受。不过即便特别好看,年龄到了35岁以上,也悬,生育是个问题。”

单身就意味着35岁之后,很多女士每晚入睡时都能听到耳旁生物钟的滴答作响,提醒着她们,能孕育自己孩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倒计时在父母的耳边加倍放大,许多中国父母希望孩子在读书时不要早恋,工作后能立马结婚生娃。课堂上没人教他们如何爱与被爱,仿佛王子和公主是命中注定。一位事业有成的女强人在找袁圆时紧张得直搓裙角。谈起事业她眉飞色舞,但与男士沟通常常说一些打击人的话。她穿着套装,头发包在脑后,“显得太老了”,袁圆建议她戴隐形眼镜,化点妆。

“很多人缺乏爱的能力,也不懂得爱,带着小女孩的幻想去相亲。”袁圆说。这些人向往着浪漫主义的爱情,就像爱情有一种救世的力量,是通往自我实现等一切的途径。

某互联网平台基于5万用户的《中国人婚恋态度调查报告》结果显示,七成网友后悔结婚。“结婚又不是赶集,结得越快,婚后会后悔的几率也就越大。”认识一个月之内就结婚的人中,三成“经常后悔”,远远高出了其他人。

“我还没嫁出去,我不少同学都已经将人生过出了好几部电视剧的量了:裸婚、斗小三、离婚、再嫁、生小孩、生二孩。”有网友在知乎上评论。

适婚青年的父辈大多习惯在年轻时结婚,而死亡才是终止婚姻的唯一方式。在他们眼中,单身被视为自恋、社会道德崩坏以及公共生活锐减的现象。

过年前后,刘英莲所在的城市迎来相亲热潮。当地星巴克的店员证实,常有七八个人一起涌进店里,那是家人带着儿女来相亲的,如果聊得好,过一会儿大人会走,儿女可以继续聊;聊得不好,就一拍两散,“非常现实”。

陈柏安又一次为了女儿的事来找刘英莲。他的女儿33岁了,刘英莲给她介绍了10年,没成功。“我们会催啊,女儿不是很着急。她要对方有房子、有工作、会赚钱,不能比我们家差。”陈柏安有时想想,女儿的要求也有道理,“多赚钱就少矛盾,家里出矛盾都是经济矛盾,没有钱就会因为这个吵。”

还有的母亲想到女儿28岁还没出嫁就哭,女儿没有归宿,自己去世了也不安生。刘英莲帮这家人的女儿说了媒,妈妈高兴得一把抱住了瘦弱的她。

学者把这个现象归咎于不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让父母对自己以及子女未来的生活充满担忧,对将来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充满恐惧,这就促使他们在婚姻市场上寻求“攀高枝”的可能。

陈柏安和爱人的结识也是通过相亲,那个年代,头次见面往往到介绍人家里或是女方家里,媒人两边问,相处好了就去电影院公园,“以前要自行车,现在要汽车,水涨船高,都是一样的。”

现在女儿和人相处,先加微信,“还是面对面接触比较好,微信里哪句话你讲的我不爱听,就直接拜拜了,微信好像谈判,当面讲还能解释。”在现代人的线上聊天语境下,男士第一句发“我可以认识你吗”或者“你在干吗”可能会被认为是无趣和愚蠢的体现。

见面也有讲究,袁圆常常建议客户第一次见面约在红娘的办公室,“请吃饭会有很多问题,有对男女彼此挺相中,男生执意带女生去吃火锅,席间谈的都是股票投资,吃完男生自己打个滴滴走了,女生就觉得男的太不懂事,太自我了。”

有的男士请女士吃饭,没看上,觉得花钱太多,亏了;也有人觉得花几千元能跟女神共进晚餐也值;女士说随便吃一个,有的男士觉得她没品位,吃个贵的,又觉得她虚荣。

“有特别漂亮的姑娘,第一次见面就在商场里买买买,男的乐意为她买单。女生待人接物让人舒服,长得又好看,情商又高,不会给人压力,男的特别容易为这种女生当备胎。有个北大男孩,做金融的,长期给人当备胎,以为我在你身后等着就有机会。”

“不要认为有父母参与的相亲就是时代的倒退”

刘英莲有8本“花名册”,翻得快散架了,用透明胶粘上。里面记录着单身男女的基本信息,女的6本,男的2本。这还只是最近这些年的“存货”,以前都用脑子记。有些对终身伴侣的要求简化成一串数字和几个汉字,写在刘英莲某张病历单的背面,夹在本子里,形成时间的褶皱。

刚开始记录时,她每年能介绍成功四五十对,到了去年只成功了7对,今年到目前为止才说成2对,越来越难。

“人家的眼睛跟我不一样了,我看着配的不一定能成,看着不搭的倒成了。”刘英莲的搭配原则很简单,高的配高的,矮的配矮的,美的配美的,丑的配丑的。

本子上最小的是1995年出生的,也有75岁的老人想找个伴儿。有的写明自己有正式编制,有的是共享单车采购员。有人要求对方不要太胖,有人点名姓何的不要,有人专门要属羊或者属鼠。

“现在的人太挑了”。刘英莲19岁时第一次给人介绍对象,那是她新婚第二年,在厂里正洗头发,碰到同事在一旁洗衣服。她跟他开玩笑说,“你去找个人就不用自己洗衣服了。”对方也开玩笑“那你给我找一个啊”。

回家正好遇到租户的女儿,约出两人,没想到半年就成了,生了两个女儿,赚了很多钱,直到现在还会提着人参来看她。

那是上世纪60年代,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年轻人大多没能谈恋爱,考虑“个人问题”会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孙沛东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当时大龄姑娘的不幸身世尤为引人关注,以至于连中共中央也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做好“红娘”。

正是这种被拖延后的恋爱与婚姻生活,使得这一代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有着非同寻常的急切与焦虑。1970年知青回城大潮中,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这波大潮冲成碎片,西双版纳农场5天内有3000对知青夫妇集体离婚。1980年《新婚姻法》颁布后,中国出现第一次离婚潮;1978年以来中国的离婚率一直处于明显的上升态势。

那个年代,刘英莲善于劝服别人。有个离婚带着女儿的女士来找她,刘英莲给介绍了一个,女人嫌男的太瘦,穿衣服难看,刘英莲说“你去照顾他,他就胖了,你多买几件好的衣服给他”。她觉得这个男的老实,可信,一直给女方留着。刘英莲问孩子爱吃什么,孩子说爱吃泡泡糖,她就让男方买了5包,叫一声“爸爸”就给泡泡糖吃。

后来两人成了,女儿一直叫他爸爸。女儿出嫁时,继父给了她车子房子。这个故事一直被刘英莲当作撮合好事的典范。

作家野夫曾用“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好时光”来形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黄金时代。“那段时光留在每个过来人心底里的,是久紧复苏的浪漫人性和绝美的纯情。”

1979年,中国观众在一本叫做《大众电影》杂志的封面上第一次公开看见拥吻剧照,转年《庐山恋》就出现了中国影史第一吻,女主角张瑜在男主角郭凯敏脸颊上蜻蜓点水般的吻,掀起了全国青年男女模仿的大热潮。

那时,每到春节,刘英莲狭窄的单位宿舍总是站满了请她说媒的人,宿舍堆着杂物,电扇也只能放在床脚,两个人进来,另外两个人就得出去。她不收钱,说话也实在,人们乐意找她。

前不久当地的媒体报道了她的故事,有人寻着报纸找到她工作的那间小屋子,她心里很怕,“我不敢乱介绍,他说自己是好的,里面是坏的,装在肚子里,谁知道。要是不好了,到这边闹一下,我的脸要丢到哪里去。”

她倾向于相信那些跟随父母来相亲的孩子。《中国式相亲》的90后女嘉宾石榴分享自己的录制体验:“婚姻是一场双向选择,面对将自己物化的人,我们一直有权利说‘不’,我们这代的择偶标准是性格、学识、理想、颜值,是否趣味相投。上代人选儿媳女婿的标准,大概就是姑娘得能干活守妇道,小伙得有车有房有责任感,两代人婚恋的冲突一直都在,而且99%都不在节目里,而是在生活里。”

刘英莲说,以前的人找女的喜欢找胖的,大屁股会生男孩,现在的人喜欢找瘦的;以前的人进门时很害羞,不敢进来,现在的人给她打电话,上来就是“有男人吗?给我介绍一个!”很直接。

“现代人不好说服了。”曾经有4个小青年明确请刘英莲介绍有钱的女士,她说“要钱自己去赚”,最终也只说服了一个人。

人们对相亲的态度从扭扭捏捏走向光明正大,相亲类节目的火爆足以佐证。1988年山西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红娘》,被称为“相亲类节目的鼻祖”。湖南卫视1998年播出的《玫瑰之约》开启了婚恋节目收视热潮先河。婚恋交友类节目在2010年达到白热化状态,这一年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一炮而红。屏幕上的男女纠葛成为人们对相亲态度细微变化的公开史料。

《中国式相亲》节目监制刘原表示:“不要认为有父母参与的相亲就是时代的倒退。确切来说这是一档关于婚恋问题的代际沟通类节目,做这个节目的初衷有两个,一是促成良缘,二是加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代际沟通。”

也有学者站在父母这队,认为西方的自由恋爱存在很大的风险和盲目性,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的智力、见识、阅历,并不足以支撑他们正确把握恋爱和婚姻,需要父母提供参考建议和经验。

“我要的是西红柿,千万别给我胡萝卜”

中元节(俗称“鬼节”)前后是刘英莲“生意”的淡季。她得以有大段时间坐在昏暗的房间里刺绣。

整个工艺美术厂早已倒闭,玻璃破碎,墙壁生出新草。刘英莲的“工作室”藏身在几间空房的背后。这间旧屋的房顶已经没了,临时性地搭了铁皮,夏天尤其炎热。屋里还有一口老井,能用来打水洒在水泥地上,“井不见天,不能喝了。”

刘英莲的眼镜搭在鼻梁上,正在专心绣一个桌裙上的麒麟。屋里只有蝴蝶牌缝纫机稳定的转动声和绣针穿透布料“嘣嘣”的声音。

“绣这个按照纹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很单纯。”刘英莲偶尔抬起头,“介绍对象没那么单纯,要想啊。”

她和这间屋子都秉持着一些传统,比如不可以试婚,“会害死女的”;“相处最少要一年”;“要假装生气考验对方,看他对你好不好”;“两人差四五岁最好,能照顾”。

她痛恨离婚。“以前有妇联说服,现在世界变乱了。”她愿意看见介绍的人手拉手走到街上,“看到两个人好,我就高兴”。尽管很多早年介绍的夫妻已经记不起她了,她也忘了他们。

“现在的年轻人浮躁,没有耐心,喜欢走捷径。明明对现状挺满意,看到别人更好,就不淡定了,喜欢比较,还贪心。”袁圆说,以前的人用手机、电脑、衣服,坏了还想要去修一修,感情也是,会调整适应对方。现在稍微不满意就想换新的,以为还会有更好的出现,“其实人和人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有的人奋斗一辈子还不如别人生下来好。”

袁圆从小就具备一双善于发现“谁喜欢谁”的眼睛,爱看爱情片,有多年的幼儿教育经历,“撮合单身男女和应付小朋友都差不多,要找到方法,有时棍棒和大锤都打不开它,一把小小的钥匙,扭一下就开了。”

她说,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婚姻还是基础单位,很多年轻人对婚姻的认识不够,抱着完美的态度,按照别人的期待去找。“很多人觉得自己很不错,对我说,‘我要的是西红柿,千万别给我胡萝卜’。”

她的老板范阳君觉得,婚姻的本质是寻找可以共同成长的伙伴,不是简简单单的激情关系,而是两个人互为彼此成长过程的伙伴,各取所需。

他们发现,爸妈很恩爱,拥有爱的能力的人往往很容易“脱单”。有些人希望“你应该先来爱我,我才去爱你”,还有人自身条件有限,还不愿意降低标准,这些往往容易“剩下”。

不过那些已经学会独自生活的年轻人认为,如果婚姻一开始就是一种妥协,那生活并不见得就会变得容易一些。

一位专门审理离婚案件的法官发现,催着你结婚的,和赶着你离婚的,往往是同一批人。很多少女年龄的少妇在法庭上冲自己父母哭喊“当初让我跟他是你们,现在让我离婚也是你们”。

而针对婚姻中出现的问题,目前国内也缺少具有完整系统和行业标准的婚姻咨询,这个在西方国家已经普及的咨询方式,在国内多是打着各种旗号的变相收费。

知乎上“该不该和自己不喜欢的相亲对象步入婚姻”的提问,获赞最多的答案之一是:“你去查查别人离婚的故事,会发现在没有爱的情况下结婚,多少人根本坚持不下去。结婚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个纷繁绕杂的开端,你们要开始朝夕相处,一起做很多其实远远谈不上令人享受的事,比如买房子装修房子,比如融入对方的家庭孝敬对方的父母,生孩子给老人送终,等等这些,如果没有你对这个男人很多的爱,根本坚持不下去。”

文艺青年对世界说,“我亦只有一个一生,不能慷慨赠予我不爱的人。”“曾以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

刘英莲多年的经验也发现,那些遵从父母之命结婚的,往往容易离婚。

对于正在崛起的年轻人,二三十岁忙着投身学习和工作。将时间交给教导和雇佣他们的人,剩下的则用来自我提高,他们学习新的技能、展现自己的方方面面,旅行、搬迁、建立人际关系网络,赢得声誉、晋升,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然后,循环往复。

对于有20万年集体生活经验的人类来说,开始有人将个人放在社会的需求之前。《单身社会》里提到,选择单身改变了人们自身以及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影响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改变了人们成长与成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人类老去与死亡的方式。

许多人并不知道,爱给人介绍对象的刘英莲30岁出头就离了婚,因为丈夫不断的外遇并因重婚罪判了刑,“我差点自杀。”

她自此选择独身,把精力放在说媒和刺绣上。谈起往事,见过无数单身男女的眼睛里涌出泪水,像两汪淘不干的老井。“我要是50多岁就好了,现在没什么用了,快要死了。”

善于描写爱情的女作家李碧华说,这便是爱情:大概一千万人之中才有一双梁祝,才可以化蝶。其他的只化为蛾、蟑螂、蚊蚋、苍蝇、金龟子。就是化不成蝶,并无想象中的美丽。

袁圆做了多年红娘,成绩斐然,不过她从业以来最大的困惑并不是如何找到一个男人或女人结婚,而是在千千万万人中找到那个配对的人之后,如何获得最终的幸福。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