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东北产业政策迷雾

《吉林报告》出来以后,引发了对新东北现象思考讨论的新一轮热潮,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认识偏差。当前,有一种观点十分流行,认为东北问题的根源在于东北的文化传统,由于东北人缺乏企业家精神,东北经济才有了今日之困。换句话说,东北经济的下滑是东北文化基因的缺失,东北文化缺少了企业家精神这个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

笔者将这样一种观点称之为宿命论,因为按照这种说法,东北文化注定与市场经济不相容,那么东北今日之困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这种论调不仅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而且还完全忽视了一个根本事实,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以后,东北经济发展总体上领先的,如果把历史视距拉长,东北经济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走在全国前列,哈尔滨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面粉、啤酒等生产出口基地,外国商业机构多达1809家,这些充分说明东北文化与市场经济是相恰的。

当前东北经济问题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失速,从2014年开始,东北GDP增速开始了自由落体式下滑,2015东北三省财政收入均为负增长,这些宏观经济指标虽然不排除有挤出原来虚假水分的因素,但还是基本反应了东北经济增长停滞的客观情况。与此前十年间东北GDP增速高于全国的情况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社会造成的震动不小。

经济失速的背后是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辽宁省2013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2014年遭遇冲击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58.1%,形成了巨大的需求缺口,仅仅靠消费和出口难以填补。二是产业结构失衡,轻重工业发展比例严重失调。辽宁省和黑龙江2014年重工业占第二产业比重高达8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石油等,而这些产业都是当时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三是国有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比重失衡,东北国有企业资产比重高达50%左右(规模以上工业),而全国的平均水平只有10%左右,民营企业对经济贡献有限,大国企打喷嚏,全省经济就要感冒。正是由于东北经济结构失衡,在外部冲击之下,结构调整步伐艰难,经济增速出现大幅下降,出现“断崖式”下滑。

要解决东北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既要破旧,又要立新。破旧就是破除旧的发展模式,彻底改变过去对国有企业、重工业和投资过度依赖;立新就是寻找新的动能,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和轻型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走出一条适合东北实情的路子,这已经是一个基本共识,接来下该怎么做?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不少学者认为市场能干好这一切,政府容易添乱,最好什么都不要做。这些漂亮的理论设想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指望市场能自发运行,让旧的产业消亡,让新的产业的壮大,自动实现产业的演化升级,是一厢情愿的,在现实中难免碰壁。

东北经济发展曾有过这样的历史教训,上世纪90年代,东北进行了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大量国有企业破产,大批工人下岗,旧的生产体系被打破,但是,这十多年间,并没有看到新的支柱产业兴起,反而是经济出现逐步萎缩,2003年东北GDP从原来占全国的14%下降到9%,90年代成了东北经济发展失去的十年。破旧与立新之间,出现了一个产业发展断档期,而这一时期产业政策缺位,让东北丧失了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此背景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系列政策出台,而这些政策不是着眼于培育新的产业,还是坚持了比较优势,以发展重工业为主,以大项目建设为主,虽然此后十年间东北地区的GDP增速要高于全国2个百分点,但是在当前外部冲击下暴露了东北经济高增长下的脆弱性,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这十年的产业政策不仅没有让东北摆脱路径依赖,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如果因为原来的产业政策不对路就完全否定产业政策的作用,是不客观的。

从前段时期对产业政策的大讨论到对东北产业政策的反思,不少学者将东北产业政策看作是阻碍东北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放弃产业政策的观点几乎占据了主流声音。有趣的是,国外的学界和政界近年来对产业政策也进行了重新思考,包括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英国财长阿利斯泰尔·达林在内的一些人都认为西方国家需要加强产业政策,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渐抛弃了华盛顿共识中自由市场的一些框框。从一些科技和经济强国看,政府都在对新产业进行支持,美国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包括INTEL,APPLE等一大批的公司在初始阶段都得到了这个项目的支持,以色列政府也通过设立Yozma和Inbal两支基金来引导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资。

中国政府对产业的支持政策比较普遍,但要求减少甚至放弃产业政策的声音日渐加强;相反,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产业政策相对较少,而一些西方学者则希望加强产业政策,这是一个围城现象。不难看出,双方都是基于对过去各自产业发展的问题做出反思而得出的结论,都把对方作为镜子来看自己,中国更多地看到了产业政策的负面效应,而西方反而看到了产业政策的积极方面。

东北经济要实现脱困,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支持,但不能继续沿用原来的一套产业政策的做法,不能换汤不换药,必须对原有的东北产业政策体系进行改革与重构。首先,产业政策的支持对象必须明确为东北中小民营企业,东北的民营企业规模小、长不大,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东北地区仅10家,不及江浙两省的十分之一。新的产业政策要对东北优势产业中的民营中小企业进行全面扶持,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其次,产业政策的决策过程要民主化,东北各地应该支持什么样的产业?不能一味套用上级发展规划,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减少在决策过程中政府官员和高校学者的投票权,更多地让企业家来决定发展什么样的产业,让更多的企业家参与进来,没有谁比企业家更明白市场和企业的现实问题。最后,要完善政策工具,怎样支持这些产业?具体政策上,改变现在一味套用设立财政专项、建立引导基金、打造平台这些大而化之的方法,要问题导向,一业一策,把产业政策和教育科技、财政金融、人才政策有效地协同起来,对症下药,增强产业政策的广度和深度,才能发挥产业政策作用,促进东北经济发展。(青年经济学者 骆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