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入谷底曾经入狱 看“中国第一商贩”的起伏人生

历史总会不经意地选择一些人，赋予他们特别的使命，让他们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符号。

“傻子”年广久就是这样一个符号。

他和他的“傻子瓜子”深深地烙印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成为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不能绕过的人。

图①改革开放之初，“傻子”年广久是芜湖最早在街头摆摊叫卖瓜子的商贩。图为年广久满面春风在为顾客称瓜子。 (资料图片)

不久前，记者见到年广久，他刚从美国旅游回来。只见他精神矍铄，大背头梳得油光发亮，腰板挺直，丝毫不像是年近82岁的老人。

年广久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曾三次因为“投机倒把”等罪名被判刑或关押，也曾因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3次提及而化险为夷。

回忆那段历史，年广久心静如水地讲述了自己的传奇人生。

或许是受商埠文化影响，从小跟随父母做小买卖的年广久，骨子里都是做生意的念想。卖瓜子时总是多抓一把，得到了一个“傻子”的外号

1937年1月17日，年广久出生于安徽省怀远县一个贫寒农家，7岁随父母逃荒到芜湖，9岁随父母摆摊做水果生意。

芜湖是我国“四大米市”之一，包括个体在内的商品经济久负盛名，形成特有的商埠文化。或许是受到这一文化影响，没有读过书、从小跟随父母做小买卖的年广久，骨子里都是做生意的念想。

新中国成立后，个体私营经济逐渐退出舞台，年广久却一直操持着摆摊做水果的买卖。

那时，南京浦口是水果小贩常去的地方。安徽砀山、山东烟台等地的一些农户，带上自己种的苹果、梨子，扒上运煤炭的火车到浦口贩卖。

年广久到浦口找这些小贩进货，再将水果运回芜湖，在街头摆上一个水果摊叫卖。

年广久心思活泛，为了吸引人们买水果，1962年，他花了100多元，托人从南京买了一台熊猫牌收音机，放在水果摊上收听，“每每播到唱戏的，都会围上很多人”。

或许是因为太招摇了，1963年，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刑。

出来后没消停几天，年广久又重操旧业。

1966年，他因屡教不改，成了“牛鬼蛇神”，被关押20多天。

这次解除关押后，年广久不卖水果了。

图②耄耋之年的年广久依然保持在门店叫卖瓜子的习惯。图为年广久在记者采访时看到有顾客要买瓜子，上前热情招呼。本报记者 李光明 摄

“水果容易腐烂，成本也大，而瓜子成本小。”年广久说，1967年他跟着一位丁姓老人学会了炒瓜子，从此，他从卖水果转行卖起了瓜子。

这次，年广久变聪明了，学会了周旋。

“白天在车站码头摆摊，晚上就到电影院。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来了，我就走，他走了，我又来。”年广久比划着说起当年与“打办”“打游击”的情形。

卖瓜子虽然躲躲藏藏，年广久却想把这门生意做好。他走访全国多地，调查炒焙技术和口味配方，集众所长，炒出了风味独特而又南北口味适宜的瓜子。

除了口味独特，年广久卖瓜子还有“一绝”：人家买一包瓜子，他还会另外抓一把给人家。就这样，他的“抓一把”传开了，得到了一个“傻子”的外号。

“说我‘傻子’的人，都是经常来买我瓜子的人。”年广久颇有几分得意，他认为这是自己生意兴隆的根源所在。

后来，年广久干脆将“傻子瓜子”作为产品的品牌。

瓜子厂日渐红火，却引起了“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甚至惊动了邓小平同志

不管是卖水果还是卖瓜子，年广久的生意只能算“小打小闹”。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年广久才算大张旗鼓地做起生意。

一开始，年广久在家里砌起炉灶，与长子年金宝、次子年强炒瓜子出售。1981年年底，年广久与年强在芜湖郊区阡坡山租地建厂房，办起芜湖第一家私营企业──傻子瓜子厂。瓜子厂架起9口大锅，雇了103人帮工。

生意火了，年广久也摊上事了。

苗头出现在芜湖大众电影院门口的一张小字报。

1981年9月11日，芜湖分管财贸的副市长走访年广久。第二天，《芜湖日报》头版以《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为题作了报道。此后一天，大众电影院门口便出现了“傻子瓜子呆子报，呆子报道傻子笑。四项原则都不要，如此报道真胡闹”的小字报，指责《芜湖日报》的报道，矛头直指年广久和“傻子瓜子”。

为何？傻子瓜子厂雇了103人，超过了“国家关于个体户用工不得超过七人”的规定，引起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

事情还没完。

1982年，在“傻子瓜子”的带动下，芜湖出现10多家国营、集体、个体瓜子厂，市场竞争激烈。年广久和二儿子年强决定将每斤瓜子的价格从2.4元降为1.76元，这一下子在市场上掀起巨大波澜。年广久的瓜子迅速打进上海、南京、合肥、武汉等10多个大中城市，赢得了市场。高峰时，傻子瓜子厂一天的纯收入就有两万元。

这一下，好比往“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上浇了把油。很多人说年广久是“资本家”，是“剥削阶级”。

争论从芜湖传到省里，又传到中央。当地有关部门开始调查、关注“傻子瓜子”。

很快，调查有了结论，“对年广久要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必要的调节和限制”。

1982年下半年，芜湖市贸易货栈为限制“傻子瓜子”发展，停止了对“傻子瓜子”的瓜子生货供应。

“我一气之下，扛走贸易货栈的牌子，送到市委机关大院。”年广久说。

这是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遇到的第一次危机。

帮助年广久度过这次危机的是邓小平同志。

据原安徽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办公室副主任江鲲池撰写的《安徽农村改革的马前卒》一文披露，担任过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秘书的省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曾派人去芜湖调查“傻子瓜子”问题，并且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在上报省领导的同时，也上报给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认为很有典型意义，于是又把材料汇报给了邓小平同志。

1982年4月间，邓小平同志看到安徽“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对“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他指示：“先放一放，看一看。”

时间进入1983年，对于年广久来说，这可能是灰色的一年。当年1月，次子年强与年广久分开，独自创办瓜子总厂。之后，长子年金宝成立金宝炒货场。

当年3月，年广久带领一批技术人员离开芜湖，到上海附近的昆山创办瓜子厂。

这一年10月，芜湖市派工商、税务、银行人员进驻年强经营的瓜子厂，进行监管。随后，年强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垦六师之邀，去了农垦六师办厂。

“傻子瓜子”一度进入低潮。

直到1984年，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迎来转机。

198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年广久回到芜湖，与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清水工业公司联营成立“芜湖傻子瓜子公司”，并出任总经理。同时，年强也回到自己创办的傻子瓜子总厂。“傻子瓜子”又火起来。

这一年的10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中央一号文件精神、邓小平同志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表态，预示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会越来越好。可是，让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联营公司产品滞销，3个月发不出工资。

怎么办？年广久又动起了心思。当时，不少行业都在搞有奖销售，年广久想搞一个全国最大的有奖销售。有多大？奖品总价值达8万元，头等奖是一辆轿车。

仅仅17天，“傻子瓜子”在全国30多个城市一共售出476万斤，销售额达700多万元。不过，随着有奖销售活动被叫停，因奖品无法兑现，公司遭遇退货潮，损失近百万元，再次陷入困局。

屋漏偏逢连夜雨。此后不久，年广久的蚌埠联营瓜子厂出现纠纷，打官司败诉，损失又是近百万元。

年广久跌入了谷底。

年广久觉得自己十分幸运，他找人代为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表达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拥护和感恩，表示要兢兢业业地做“傻子”

那几年，不顺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出现。

1989年9月25日，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挪用、流氓罪，将年广久逮捕。

举报年广久的，是联营公司的一位副经理。

年广久说，联营后，厂里来了10多人，他们的工资从原来的30多元一下子提高到了500多元，但这些人上班看报、不干实事的作风没有改。

为此，年广久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比如不准迟到、不准带早点到厂里、不准看报、在厂里上厕所只能小便等。

“我每天早上提前两分钟站在厂门口，谁迟到了，当场扣1块钱。”年广久说，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做法有些苛刻了。

但是，他仍然不能理解那位副经理为何要举报自己，“我收到麻袋款后，给厂里说了，也打了条子，怎么就成了贪污、挪用，还被关呢”？

1991年1月11日，年广久案一审宣判。法院认定年广久贪污、挪用公款罪不成立；以犯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检察机关提出抗诉，认为一审法院定罪量刑均不当。

1992年1月18日至21日，邓小平同志南巡，在讲话中再次提及“傻子瓜子”。邓小平同志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

1992年3月13日，年广久被释放。

在当时最先报道年广久出狱的《安徽工人报》记者田柏强看来，一审判决十分清楚，不能认定年广久贪污、挪用公款罪。

当时，田柏强还采访了二审法院法官，他认为法官也不会支持检察机关的抗诉，只不过“邓小平同志讲话对此案有促进作用，加速了年广久的释放”。

对于流氓罪，年广久没有向记者作过多解释，仅说是因为自己收到了一些全国各地年轻姑娘和大学生的求爱信，他不识字，也没有回过信，只是把信带回家了，“我也不能理解怎么就犯了流氓罪”。

释放后，借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改革开放的东风，年广久重新经营“傻子瓜子”，直到目前，企业一直稳步发展。

年广久觉得自己十分幸运，能够化险为夷，离不开邓小平同志的“点名保护”。

1992年12月30日，年广久带上两个儿子，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

没有文化不识字的年广久，找到时任安徽师范大学新闻系教授舒咏平代为拟写，表达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拥护和感恩，表示要兢兢业业地做“傻子”，把“傻子瓜子”经营好。

随信，年广久还给邓小平同志寄了几斤瓜子。年广久说，信寄出去不久，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瓜子已转交邓小平同志。”

“我终生的遗憾就是没有见到邓小平。”年广久说，他去过四川广安邓小平同志故里，看到邓小平铜像时，他热泪纵横。

“我还有梦想，就是‘傻子’还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还要大发展，这样才不会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征途上掉队”

在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年氏工业园内，建有傻子瓜子博物馆。馆内有一张邓小平同志嗑傻子瓜子的图片和一座邓小平同志的铜像。

年广久说，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更不能忘了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好，才有了今天的发展繁荣”。

“和一些后来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相比，‘傻子瓜子’无论在规模上、利税上都无法比，但是‘傻子’的坚守不会变。”年广久说，他和“傻子瓜子”的跌宕起伏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轨迹高度重合。

尽管已经多年不在生产经营一线，但年广久只要没有事就到门店站柜台。有人驻足，他会起身笑脸相迎；顾客挑选好瓜子，他会熟练装袋称秤，还是不忘多抓一把。

如今稳步发展的“傻子瓜子”，已不光经营瓜子一种产品，还有很多业态。但是，“傻子瓜子”仍然是年氏最厚重的标签。正如年广久所言，年家要做永远的“傻子”。为此，年强开创了“金傻子”瓜子品牌，并成为安徽省第一家被认定为“绿色食品”的瓜子产品。

目前，“傻子瓜子”主要还是依托全国数千个专卖店经营销售。年广久觉得，商超、电商都要压款结算，没有专卖店的资金回收快，而且风险小，“网上的东西假货多，消费者在专卖店面对面选购，东西看得见、摸得着，买得放心”。

“我还有梦想，就是‘傻子’还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还要大发展，这样才不会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征途上掉队。”年广久说。

记者手记

采访结束时，年广久执意要送记者出门。车子渐行渐远，看着后视镜里连连挥手的年广久，我不仅感慨：这位耄耋老人要有一颗多么强大的心，才能装得下这么多沧桑？

在“傻子瓜子”博物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王强华有一段留言：“真标”讨论，“傻子”创业，一个是理论前导，一个是行动先锋。异曲同工，合奏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胜利歌。

这句话，点透了年广久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瓜子虽微志气高，凌云向阳领新潮。姓资姓社小平判，开放改革一路标。”将这首《七绝·傻子赞》送给年广久，祝福年广久。

□本报记者 李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