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菅人命到求死谢罪 亲历者忆日本战犯审判细节

潘献才接受采访（摄影／王珊宁）

编者按：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侵华序幕。1945年，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1956年，中国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理日本战犯。海外网记者联系到了当年审判战犯的亲历者、今年92岁高龄的潘献才老人。今日恰逢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海外网希望通过老人亲口讲述的真实经历，向读者还原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真实历史，呼吁人们牢记历史的同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海外网9月3日电 “这些记忆，已经过去60多年了，不容易。经历过这些的人，也找不出几个了。我九十多了，不知道哪天也去八宝山啦。希望把我的记忆尽快讲给你们。”92岁的潘献才对海外网记者说。

当年29岁的潘献才，在1956年中国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担任书记长。他见证了受害者在法庭上恨不得将杀亲仇人当场手刃的愤怒，也见证了战犯从刚到战犯管理所时由嚣张跋扈到痛哭认罪的转变，他向记者讲述了那些尘封在记忆里的往事。

1956年，潘献才（右）参与审判战犯工作（潘献才供图）

战犯玩杀人游戏，无恶不作

1956年6月至7月，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次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由于是第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抓的这件事。”潘献才强调。

潘献才回忆起一个印象深刻的战犯。“当时有一个日本连队的小干部，我在监狱中和他谈过话。他名叫鹈野晋太郎。他最年轻，官职也不大，为什么要起诉他呢？”

鹈野是所有日本战犯中，讲述残杀中国人过程中细节最多的一人。他出生在大连，在中国上学，成人后回到日本。他在侵华战争时没事喜欢在据点外面溜达。因为会说汉语，就和中国老百姓搭话。说完了话，扭头就抽刀把人杀了。“他就是杀人杀着玩，草菅人命。这样杀了我们几十个人。”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南京。日军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手段，经6个星期的血腥屠杀，在南京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多万人。图为大屠杀后，南京郊外尸横遍野。（新华社）

潘献才还记得一位来到法庭当证人的、来自湖北的小学教员。他说，鬼子把他们村里没跑掉的人都抓起来，弄到祠堂里。他当时5、6岁，妈妈领着他，怀里抱着还在吃奶的小弟弟。鬼子从妈妈怀里把弟弟拽出来，用手提着弟弟的脚丫，一枪打在头上。之后，鬼子对着人群机枪扫射。他因为个子矮，没被子弹扫到，随着中弹的大人们倒在地上，一动不敢动。鬼子走后，他从死尸堆里爬出来，发现亲人全都死了。

潘献才说，开庭之前，我们都对这些证人做过工作。他们死里逃生，恨不能将日本战犯千刀万剐。“我们对他们讲，中国人讲人道主义，先不要骂，更不要动手。”

日本战犯接受审判（新华网）

管理所“三锤子”措施感化战犯

当年的日本战犯都被押到东北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看押。这里曾是日伪时期的监狱，也是改造战犯“奇迹”之地。监狱经过特殊装修改造，专门用来接收日本战犯。

“当然，刚进看守所的日本战犯非常‘不老实’。”潘献才说：“他们来了以后，我们虽然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提供各种生活设施，条件非常好。但这些人的对立情绪很大。为什么？他们自己知道，在中国烧杀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想着，自己活不了了，肯定要枪毙了。都要死了，干吗要老老实实的呢？他们就是这种心理，很不服从管理。”

但是，管理干部非常耐心地对待这些“闹腾”的战犯，摆事实，讲道理。“战争嘛，当然会死人。但是，你对妇女、孩子也下手，杀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是什么呢？这是战争的结果吗？”潘献才激动地说。

日本战犯接受审判（新华网）

为改造战犯，管理所对战犯采取了“三锤子”措施。第一锤，组织他们去中国各地参观，和老百姓接触。第二锤，准许他们和家人通信。第三锤，准许他们的亲属来探望。这对他们的触动最大。“他们自己都说，别的国家的战犯，哪里会有这种待遇。”

潘献才回忆道，当时有一个带头闹的师团长，名叫藤田茂，他闹得最凶。但住了一段，他慢慢缓和了。生活条件一点问题也没有，要活动室、要乒乓球室，都有。要吃饭，有大米饭，要看病，还有医务室。有的战犯在临释放的时候痛哭流涕地问：“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

潘献才说，这些举措促成了战犯思想的转变。后来，藤田茂的老伴和儿子都来看他了，陪他住在监狱。他终于觉得他有罪了，认为自己应该死了，甚至跟他儿子说：“你们回去好好过吧，我可能就死在中国了。”

日本高级军官在法庭受审（前排左起为佐佐真之助、上坂胜、藤田茂、铃木启久）图源／央视网

战犯审判现场下跪，求死谢罪

“审判是顺利的、成功的。罪犯全部认罪。”潘献才说，法庭上，战犯看到证人上来，都跪下了，流着泪忏悔。

潘献才特别提到了一个死里逃生的证人。侵华日军来到河北省一个村庄“扫荡”，一些没来得及逃离的老弱病残被抓起来，集中到村里的打谷场。日军强迫百姓躺在地上，然后把稻草铺在他们身上点火。一位姓周的年轻人躺在火场最外边，他看到火烧起来后，偷偷往远离稻草的地方挪了挪。日本人看到火烧了一会儿就走了。年轻人赶紧滚离火场，捡回一命。但是他的半边身子烧得不成样子。

日本战犯之一，陆军中将铃木启久就是当时下令放火的军官。法庭作证时，证人把衣服一脱，露出了半个残破的身子，巨大的疤痕令人触目惊心。铃木启久当即跪下磕头，泪流满面，不停地念道：“我谢罪，枪毙我，我该死！”

在审判中，铃木启久说：“这些事情都是我指挥我的部队干的。我该负责。但还有一个人应该负责，就是日本天皇。我们本在日本，他让我们来到中国，做尽坏事。他没有责任吗？”潘献才对此指出，此番言论一出，证明他是真心悔过，绝不是装样子。

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纷纷悔罪。很多战犯还揭发其同僚和上司的罪行。战犯的悔罪，为军事审判奠定了基础。

日本战犯磕头谢罪（沈阳晚报）

“中国的大恩大德必须报！”

审判是十分宽容的。中国政府最开始想判155个战犯，一减再减减到45人。中国希望和日本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当时，连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都不能理解国家的决定。负责看守战犯的有位叫王兴的班长。王兴10岁时，亲眼看着日军残杀了自己7个亲人。如今仇人变囚徒，上级不但要求不能打，还要求谈话和蔼。王兴气得浑身哆嗦倒在床上大哭。有如此心结的工作人员不在少数。

然而，中国没有判处一个日本战犯死刑，刑期最高的仅20年。

45名战犯全部认罪，有的甚至求死谢罪，这在国际审判中史无前例。根据最高检察院的决定，除了45名判刑的战犯，免予起诉的其他1000多名战犯，分三批释放回日本。至1964年4月，所有战犯获释。

潘献才说，释放第二批战犯回日本的时候，上船前，一个战犯哭着对他讲：“我在中国做尽坏事，现在不但不处理我，还放我回家。这样的大恩大德我必须报。我报不了，我叫我子孙后代来报。”

前731部队少年兵在中归联建成的“谢罪碑”前（日本“全日本民医连”网站）

1957年，归国战犯在东京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这些原来的日本军人到日本各地对他们在战争中进行的杀戮、掠夺、强奸、放火等战争犯罪的行为现身说法。他们从心底坦白地承认自己的加害行为，他们坚信这些活动是为了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呼吁人们珍惜和平、反对战争。

当年闹得最凶的藤田茂回国后已年过花甲，他一直积极开展中日友好、反战和平运动，在全日本开展巡回演讲。作为中归联会长，他经常率领代表团来访华，并且多次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

周恩来接见藤田茂（观察者网）

1980年，91岁的藤田茂去世时，身上穿着1972年周恩来赠送给他的中山装。他留下遗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学生。到了九泉之下，我也忘不了中国老师给我的恩惠，也忘不了我为之奋斗的日中友好事业。”

周总理当年曾说过：“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如今，几个20年过去了，时间也证明了牢记历史是多么重要，而珍爱和平是多么难得。

我们用日本籍八路军老兵小林宽澄的话作为结尾。老人去世前说：“我们没有满足过去所作出的一切，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过去的历史告诉下一代，告诉我们的子孙。让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它，爱护它，切莫让历史的车轮倒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