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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草菅人命到求死谢罪 亲历者忆日本战犯审判细节

2019-09-03 09:29 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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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献才接受采访(摄影/王珊宁)

编者按: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侵华序幕。1945年,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1956年,中国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理日本战犯。海外网记者联系到了当年审判战犯的亲历者、今年92岁高龄的潘献才老人。今日恰逢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海外网希望通过老人亲口讲述的真实经历,向读者还原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真实历史,呼吁人们牢记历史的同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海外网9月3日电 “这些记忆,已经过去60多年了,不容易。经历过这些的人,也找不出几个了。我九十多了,不知道哪天也去八宝山啦。希望把我的记忆尽快讲给你们。”92岁的潘献才对海外网记者说。

当年29岁的潘献才,在1956年中国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担任书记长。他见证了受害者在法庭上恨不得将杀亲仇人当场手刃的愤怒,也见证了战犯从刚到战犯管理所时由嚣张跋扈到痛哭认罪的转变,他向记者讲述了那些尘封在记忆里的往事。

1956年,潘献才(右)参与审判战犯工作(潘献才供图)

战犯玩杀人游戏,无恶不作

1956年6月至7月,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次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由于是第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抓的这件事。”潘献才强调。

潘献才回忆起一个印象深刻的战犯。“当时有一个日本连队的小干部,我在监狱中和他谈过话。他名叫鹈野晋太郎。他最年轻,官职也不大,为什么要起诉他呢?”

鹈野是所有日本战犯中,讲述残杀中国人过程中细节最多的一人。他出生在大连,在中国上学,成人后回到日本。他在侵华战争时没事喜欢在据点外面溜达。因为会说汉语,就和中国老百姓搭话。说完了话,扭头就抽刀把人杀了。“他就是杀人杀着玩,草菅人命。这样杀了我们几十个人。”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南京。日军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手段,经6个星期的血腥屠杀,在南京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多万人。图为大屠杀后,南京郊外尸横遍野。(新华社)

潘献才还记得一位来到法庭当证人的、来自湖北的小学教员。他说,鬼子把他们村里没跑掉的人都抓起来,弄到祠堂里。他当时5、6岁,妈妈领着他,怀里抱着还在吃奶的小弟弟。鬼子从妈妈怀里把弟弟拽出来,用手提着弟弟的脚丫,一枪打在头上。之后,鬼子对着人群机枪扫射。他因为个子矮,没被子弹扫到,随着中弹的大人们倒在地上,一动不敢动。鬼子走后,他从死尸堆里爬出来,发现亲人全都死了。

潘献才说,开庭之前,我们都对这些证人做过工作。他们死里逃生,恨不能将日本战犯千刀万剐。“我们对他们讲,中国人讲人道主义,先不要骂,更不要动手。”

日本战犯接受审判(新华网)

管理所“三锤子”措施感化战犯

当年的日本战犯都被押到东北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看押。这里曾是日伪时期的监狱,也是改造战犯“奇迹”之地。监狱经过特殊装修改造,专门用来接收日本战犯。

“当然,刚进看守所的日本战犯非常‘不老实’。”潘献才说:“他们来了以后,我们虽然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提供各种生活设施,条件非常好。但这些人的对立情绪很大。为什么?他们自己知道,在中国烧杀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想着,自己活不了了,肯定要枪毙了。都要死了,干吗要老老实实的呢?他们就是这种心理,很不服从管理。”

但是,管理干部非常耐心地对待这些“闹腾”的战犯,摆事实,讲道理。“战争嘛,当然会死人。但是,你对妇女、孩子也下手,杀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是什么呢?这是战争的结果吗?”潘献才激动地说。

日本战犯接受审判(新华网)

为改造战犯,管理所对战犯采取了“三锤子”措施。第一锤,组织他们去中国各地参观,和老百姓接触。第二锤,准许他们和家人通信。第三锤,准许他们的亲属来探望。这对他们的触动最大。“他们自己都说,别的国家的战犯,哪里会有这种待遇。”

潘献才回忆道,当时有一个带头闹的师团长,名叫藤田茂,他闹得最凶。但住了一段,他慢慢缓和了。生活条件一点问题也没有,要活动室、要乒乓球室,都有。要吃饭,有大米饭,要看病,还有医务室。有的战犯在临释放的时候痛哭流涕地问:“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

潘献才说,这些举措促成了战犯思想的转变。后来,藤田茂的老伴和儿子都来看他了,陪他住在监狱。他终于觉得他有罪了,认为自己应该死了,甚至跟他儿子说:“你们回去好好过吧,我可能就死在中国了。”

日本高级军官在法庭受审(前排左起为佐佐真之助、上坂胜、藤田茂、铃木启久)图源/央视网

战犯审判现场下跪,求死谢罪

“审判是顺利的、成功的。罪犯全部认罪。”潘献才说,法庭上,战犯看到证人上来,都跪下了,流着泪忏悔。

潘献才特别提到了一个死里逃生的证人。侵华日军来到河北省一个村庄“扫荡”,一些没来得及逃离的老弱病残被抓起来,集中到村里的打谷场。日军强迫百姓躺在地上,然后把稻草铺在他们身上点火。一位姓周的年轻人躺在火场最外边,他看到火烧起来后,偷偷往远离稻草的地方挪了挪。日本人看到火烧了一会儿就走了。年轻人赶紧滚离火场,捡回一命。但是他的半边身子烧得不成样子。

日本战犯之一,陆军中将铃木启久就是当时下令放火的军官。法庭作证时,证人把衣服一脱,露出了半个残破的身子,巨大的疤痕令人触目惊心。铃木启久当即跪下磕头,泪流满面,不停地念道:“我谢罪,枪毙我,我该死!”

在审判中,铃木启久说:“这些事情都是我指挥我的部队干的。我该负责。但还有一个人应该负责,就是日本天皇。我们本在日本,他让我们来到中国,做尽坏事。他没有责任吗?”潘献才对此指出,此番言论一出,证明他是真心悔过,绝不是装样子。

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纷纷悔罪。很多战犯还揭发其同僚和上司的罪行。战犯的悔罪,为军事审判奠定了基础。

日本战犯磕头谢罪(沈阳晚报)

“中国的大恩大德必须报!”

审判是十分宽容的。中国政府最开始想判155个战犯,一减再减减到45人。中国希望和日本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当时,连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都不能理解国家的决定。负责看守战犯的有位叫王兴的班长。王兴10岁时,亲眼看着日军残杀了自己7个亲人。如今仇人变囚徒,上级不但要求不能打,还要求谈话和蔼。王兴气得浑身哆嗦倒在床上大哭。有如此心结的工作人员不在少数。

然而,中国没有判处一个日本战犯死刑,刑期最高的仅20年。

45名战犯全部认罪,有的甚至求死谢罪,这在国际审判中史无前例。根据最高检察院的决定,除了45名判刑的战犯,免予起诉的其他1000多名战犯,分三批释放回日本。至1964年4月,所有战犯获释。

潘献才说,释放第二批战犯回日本的时候,上船前,一个战犯哭着对他讲:“我在中国做尽坏事,现在不但不处理我,还放我回家。这样的大恩大德我必须报。我报不了,我叫我子孙后代来报。”

前731部队少年兵在中归联建成的“谢罪碑”前(日本“全日本民医连”网站)

1957年,归国战犯在东京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这些原来的日本军人到日本各地对他们在战争中进行的杀戮、掠夺、强奸、放火等战争犯罪的行为现身说法。他们从心底坦白地承认自己的加害行为,他们坚信这些活动是为了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呼吁人们珍惜和平、反对战争。

当年闹得最凶的藤田茂回国后已年过花甲,他一直积极开展中日友好、反战和平运动,在全日本开展巡回演讲。作为中归联会长,他经常率领代表团来访华,并且多次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

周恩来接见藤田茂(观察者网)

1980年,91岁的藤田茂去世时,身上穿着1972年周恩来赠送给他的中山装。他留下遗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学生。到了九泉之下,我也忘不了中国老师给我的恩惠,也忘不了我为之奋斗的日中友好事业。”

周总理当年曾说过:“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如今,几个20年过去了,时间也证明了牢记历史是多么重要,而珍爱和平是多么难得。

我们用日本籍八路军老兵小林宽澄的话作为结尾。老人去世前说:“我们没有满足过去所作出的一切,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过去的历史告诉下一代,告诉我们的子孙。让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它,爱护它,切莫让历史的车轮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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