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教授：中美贸易战不会持续太久 美首先应退出

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让《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一书作者、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感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通过他和其他人的著作“缓慢但肯定”地意识到中国在二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除了研究二战这段特定的历史，米特和其所在的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还关注战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中发挥的作用和地位变化。米特日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是欧洲最大、同时也是研究范围最广泛的中国研究中心。我们涉猎广泛，态度开放且客观。即使你正在研究当代中国政治，你也应该了解古老的孔子哲学。同样，即使你正在阅读历史，你也应该要知道它与今天有什么关系。”和米特这番话相对应的是，在这所英国名校的中国研究中心庭院中，种有苍翠的竹子，墙壁上还用隶书装饰着《中庸》里的名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西方开始关注中国的二战贡献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西方国家的民众这几年对中国的抗战贡献是否有了全新认识？

米特：我很高兴有机会在5年前出版《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并得到很多关注和很好的评论。可以说，通过许多学者的工作，不仅仅是我，西方国家的人在缓慢但肯定地意识到中国在二战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关注这段历史。之所以说这仍然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是因为如果你去伦敦或牛津的任何一家书店，你会发现有关二战的书更多仍是讲欧洲战场，以及与日本有关的太平洋战争，最后才是与中国战场相关的书。但总的来说，中国抗日这段历史比过去更受西方人关注了。一两本书是无法完成整个工作的，但这是开始改变人们对历史看法的缓慢过程中的一部分。

环球时报：您是否关注日本政府和民间最近一些年在二战历史观上的表现？

米特：我最近为英国广播公司世界电视台制作了一部关于“日本和中国电影二战题材选择区别”的纪录片。我想说在某些方面，两国的题材选择非常不同。大多数日本电影没有美化战争，它们承认并描述战争的可怕，但所谈论的很大一部分是战争尾声时期日本平民的苦难。这是日本观众关注的。中国电影更多涉及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如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和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等。而这样的电影一般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在日本制作。

在学界，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交流很多，两国政府也在对话，但在电影这样的流行文化领域，我仍然认为彼此是相当分离的。日本确实在流行文化中考虑过战争题材，但更倾向于考虑与美国的战争，即太平洋战争，而很少涉及与中国的战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这几十年来的变化是在承担更多的内疚、承认战争期间发生的事情，但这些通常都只涉及与美国发生的战争。

战后秩序很可能发生显著变化

环球时报：您最近的研究方向是什么？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如何研究中国？

米特：我对战后中国的作用非常感兴趣。我认为这个时期实际上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当下变化非常快的国际形势而言。“战后秩序”已持续70多年，很有可能会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甚至可能崩溃——尽管我们还不知道。因此，了解二战后出现的世界秩序，特别是亚洲秩序的历史渊源，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主题。我们也能记住一些重要事实，如中国曾深度参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成立，并参与制定长期以来塑造战后世界秩序的许多规则。

中国研究中心每年都会请来自中国、美国、欧洲的学者进行对话。我们高度重视学术参与度，总是通过最合适、最准确的研究方式来分析中国，然后把得出的观点推送给更广泛的人群。我们有近50名教师和管理人员，研究内容囊括中国古代哲学、当代社会科学、国际关系、政治学、历史、文化和文学等领域。

环球时报：对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您最感兴趣的主题是什么？

米特：40年足以让那些关注当代历史的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大量社会变革的故事，但这也是一个世界故事，因为它仍然是一个关于中国如何重新融入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的故事。当今世界，消费主义变得越来越普遍，中国出口货物并以服务世界其他地区的模式把国家带上经济繁荣之路，与此同时，从核武到联合国运作等事务上，中国都在重新融入国际秩序。因此，我说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世界如何变化的故事，而中国是这一变化的核心部分。

当下，国际体系正在发生变化。特朗普是战后第一位真正想要挑战国际秩序规范和价值观的美国总统。如果我们说过去40年中国已更多地进入全球秩序，那么，如今世界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似乎不像过去那样“尊重”这个世界的秩序，这种不同的态度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目前是不可预测的。

中美贸易战不会持续太久

环球时报：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您怎么看当下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您预测结局会怎么样？

米特：20世纪我们就有过类似的历史教训，当时关税壁垒带来的结果是阻止彼此之间的贸易，导致大萧条和冲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很多国家大量征收关税。如1930年美国出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日本也在此期间设立过对外贸易的障碍。关税壁垒使得当时的大萧条变得更加恶化。

当下的局面，不太可能发生真正的冲突，但设立关税壁垒是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外交的一种非常低效甚至无效的方式。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最终只能对双方造成伤害。我认为，美国首先应退出贸易战，美国设立的贸易壁垒不仅针对中国，还包括墨西哥、土耳其、加拿大以及欧盟。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发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还要更加努力地融入新的世界经济，如为服务等领域开辟市场，确保国际公司能在中国以有效的方式运作。中国已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其不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令人鼓舞的是，近几年来中国在这方面发出积极声音，谈论打破贸易保护壁垒的必要性，这在实践中是正确的。美国、英国等国家有非常开放的市场，中国如今也比40年前变得更加开放。但我认为，中国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仍然有限。如果中国真正做到开放这些市场，那么中国可以向美国提出更有效的挑战。

鉴于贸易战会对各国民众造成伤害，我认为此次贸易战不会持续很久。如果它持续时间过长，越来越多的美国消费者会发现，由于相互征收高额关税，进入美国的商品会更加昂贵。一旦美国消费者意识到商品价格变得更贵时，他们会向政客发出信号，这样就可能会导致关税壁垒的终结。

环球时报：随着美国的种种“退出”，欧洲的地位是否越来越尴尬？

米特：欧盟的作用一直很有意义，而且很重要。很明显，欧盟非常反对美国征收的关税。欧盟曾希望能与中国形成某种联盟来对付美国，但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谈判还没有达成共识。这意味着欧盟在与美国的谈判中不得已要单独行动。这对欧盟来说很可惜，与此同时，中国也错失了一个机会。因为通过与欧盟建立新的联盟，中国将会更有效地在国际贸易环境中发挥作用。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中美关系能否跨越国际秩序中的“修昔底德陷阱”？

米特：“修昔底德陷阱”是由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提出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但我并不那么悲观。我认为，中美两国是有很多不同的两类强国。中国并不想像美国那样在全球范围的各种事务中都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希望在亚洲变得非常强大，并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地区特别是非洲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我看来，中国会更多地专注于自己的“后院”。中美之间不是一场对抗，而是关于在美国势力收缩的同时，正在亚太地区崛起的中国会被怎样对待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将在亚太地区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简单地制定规则。在该地区，可以看到有很多由多方认可的规则，而更复杂也更重要的是要找到该地区各种不同行为者能相互容纳的方式。我认为中国还不具备主导亚太地区事务的能力，美国也没有足够意图或资源来统治该地区，但这两股力量都不会消失，都将在该地区待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能只关注中美两国，还需要看看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朝鲜、东南亚国家、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只有把所有不同部分放在一起时，你才能更全面了解亚洲的情况。（环球时报驻英国特约记者 孙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