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西市姜山镇东岭后村党支部书记麻同第

    干净整洁的水泥马路，两边有路灯和绿化带，周边都是2层或3层

    的小洋楼，建筑风格多偏欧式。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射在这条路和小洋楼上，恍惚间这像是城市一个高档物业小区，又或是市郊一个美丽的小镇，看看村口的界碑可以确定，这里就是莱西市姜山镇东岭后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村民陆续出国打工，赚回第一桶金后，“打洋工”开始成为村里赚钱的主要方式，“国际化”也成了村里的特色。

    出国打工让村里富裕起来

    4月5日清晨，52岁的东岭后村村民金修良和妻子在自家开的超市内忙着整理货物，他的超市开在村委会办公室前面的十字路口，属于村里的中心繁华区，两层总计500多平米的小楼，楼上是他们家的生活区，楼下就是超市。绕墙四周都是货架，中间也有两排货架，虽然显得有些拥挤，但公用电话、冷饮、手机充值等功能齐备，属于村里的“商业综合体”，来消费的村民络绎不绝，这个来买瓶酱油，那个带孩子来买零食，两口子忙得不可开交，儿子也加入到忙碌的行列，帮忙做收银员。

    同一条街上，和金修良的超市相隔50米远的地方是43岁村民王照家的农资批发部，这里是一排连在一起的3栋有些偏欧式的别墅，虽然外墙没有粉刷，但这也足以显示主人的实力，这3栋别墅里面堆满了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用品，不时有附近乡镇村民开着车来拉货。王照家忙前忙后开着单据，并且打电话联系来拉货的老顾客快点到，他当天准备带着妻子和孩子出去玩。

    “这两家都是因为出国打工赚到钱，回来翻盖了家里的老房子，并做起生意，如今都是村里的富户。”莱西市姜山镇东岭后村党支部书记麻同第告诉记者，他们俩是村里第一批出国打工的，如今村里还有很多没人住的小洋楼，多是主人仍在国外打工还没有回来，等他们赚的钱差不多，就会回来享福了。

    书记“打包票”劝走年轻人

    伴随青岛成为沿海开放城市，各项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注入，上世纪90年代初，一家名为“富国金刚钻工具有限公司”的韩资企业在莱西市姜山镇东岭后村落户，给原本贫穷的小村庄带来了机会，村里很多人都到这家工厂打工。“祖祖辈辈在家种地的村民看到每月能有四五百元的工资，都抢着去干，但当时工厂只招年轻人。”麻同第说，他那时候就是村书记了，和这个韩资企业的老板很熟，老板跟他说，之所以到中国来建厂，是因为这里的工费比韩国便宜数十倍。

    麻同第萌生了让村里年轻人出国见见世面的念头，正巧那个年代开始有了出国务工，也就是外资企业的“研修生”，麻同第请韩资企业老板喝了一顿酒，这事就“搞定”了。

    1995年春天，经过这家韩资企业挑选，8个人被选中去韩国当 “研修生”。“当时有两个人就是不愿意去，两个人很犹豫，因为他们舍不得当时每月四五百元的工资，还有两个人父母不同意去，怕去国外有危险。”麻同第说，他当时做工作费了很大劲，村民心里还是很胆怯。

    “他们的工厂就在我们村里，我们怕什么？我保证，咱们出去的这8个人，要是有一个被骗，我第一个带大家去把他们的工厂封了。”麻同第的这句有些“横”的话，算是给村里的老少爷们吃了颗“定心丸”。

    坐20多小时轮渡到韩国

    1995年初夏，8个人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办理完，麻同第将包括当时21岁的村民王照家和32岁的金修良等8个人送到青岛港客运站，坐上去韩国仁川的船，开始了22小时的航行。

    “家里太穷，当时找对象都困难，这次出去说什么也得赚到钱，够回家找个对象结婚就满足了。”王照家在船上这样想，他是8个人中年龄最小的，父母临走前特别不放心，嘱咐他情况不好就赶紧回家。

    “出去的这几个人家里都比较穷，我们也算是村里 ‘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金修良说，他们几个人在船上还商量了一番，最后发现大家想法都很有英雄气概，他们都是“贱命一条”，不怕出危险，唯一害怕的就是被外国人看不起，还有就是被拖欠工资，他们也商量好了，大家拧成一股绳，谁要是被欺负，其他人都要帮忙。

    22小时后，8个中国“民工”扛着编织袋里装着的被褥等行李出现在韩国仁川，来接船的韩国企业工作人员很容易就认出了他们，又坐了几个小时客车，他们来到一个叫龙仁的城市，这里离汉城并不远，属于汉城的一个卫星城市。

    2年赚来10年收入

    忐忑中，8个人开始了工作，干的工作和村里那家韩资企业一样，都是机械加工的活儿。“刚开始，语言不通，也没好好谈待遇，反正觉得只要是比国内多点就行。”金修良说，他当时觉得很知足，到村里的韩资企业打工前，他在家干瓦工，每天只有7元钱的工钱。

    “第一个月工资我们每人发了3000多元人民币，当时大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王照家说，他们后来慢慢发现，韩国企业每月发工资很及时，并且对待他们也很友好，后来他们的工资涨到了每月6000多元，大家就都安稳下来了。王照家那时候年轻，头脑也灵活，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将韩语学会了。“至少和当地人交流的口语没问题了，因为韩语的语言很简练。”王照家至今说话的语速仍然很快，不时蹦出几句韩语，他说，正是凭借语言好，他很快和企业经理混熟了，学到了不少做生意的经验。

    1996年6月份的一天，更是让王照家忘不了。“那天我在做切割，不小心砂轮将手背切了一道很深的口子，鲜血直流。”王照家伸出右手，给记者看手背上那道10多厘米长的疤痕，当时经理二话没说，赶紧带他去医院治疗，并且工厂给了让他满意的赔偿。

    2年的合同期满，1997年夏天，王照家走在汉城的街头，身后拖着一个大行李箱，里面装满了采购的服装、电子产品、高丽参等，最特别的是一套高档化妆品。“因为我有钱了，之前家里就说给我介绍了对象，等我回来相亲。”王照家说，除了给亲戚带的礼物外，他特地多花了1000多元人民币买了这套国内买不到的化妆品，准备相亲的时候送给对方。

    8人每人带着七八万元回到了村里。“当时这笔钱够在莱西市区买一套房子。”金修良说，他两年赚了在国内赚10年的钱，回来后他就将自家的老房子翻新，盖起了两层小洋楼。

    向外国“进军”成村里时髦

    8个人回来后，生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村民们开始意识到了出国打工能赚到钱。1997年前后，又有一家名叫“二和”的纺织业韩企驻村，并且再次发出邀请函，20多名村民又坐上了去韩国的轮船。“那次招聘和第一次是截然相反的状况，不再需要劝说，甚至还有人来托我给找关系求情，希望能得到一个出去的名额。”麻同第告诉记者，那时候村里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报名了，但对方企业要面试，只有通过的人才有机会拿到签证。

    1998年到1999年前后，东岭后村“出国打工”是一个高潮期，这家韩资企业没选上的村民也都通过各种渠道出国。“多数是通过中介机构缴纳一定中介费出去的，并且打工的国家也不局限于韩国了。”东岭后村为民服务代理员金维宾告诉记者，除了亚洲的韩国和日本，村民陆续“开创”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的打工路。随后，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还有非洲很多国家都有了东岭后村村民的足迹。

    “村民们多数没有技术，选择的工作技术含量普遍不高，有时缺啥工种就干啥工种。”麻同第说，出国打工的村民中，年龄小的18岁，年龄大的50多岁，有的甚至全家出动。女的大多是干保姆、洗碗工或者车间工人，男的当瓦工、木工、钢筋工、电焊工等等。

    就像电影《中国合伙人》里那样，出国打工也有被拒的情况，金维宾就因为被西班牙和意大利拒绝签证而没能出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签证官看我不顺眼。”金维宾说，他的妻子则顺利去了西班牙，在一家华人开办的服装厂内工作，月工资1300多欧元，目前已经拿到了“绿卡”。

    在出国打工的“高潮期”，东岭后村400多户家庭中有180多人在国外，据莱西市姜山镇政府的统计，不光东岭后村，附近的西岭后等几个村的村民也都没闲着，纷纷开始效仿走出国门。“当时我们家的一部电话就是国际热线呢，每个周末晚上都有村民来等亲人从国外打回来的电话。”麻同第的妻子说，不到几年的时间，村里几乎每家都装上了电话，并且都开通国际长途的业务。

    村里30多人拿到了“绿卡”

    “现在村里仍有近百名村民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有30多人拿到了 ‘绿卡’。”麻同第告诉记者，他们村有420户1400多名村民，其中80%的家庭有过留洋打工的经历，最多有人先后4次去过4个国家。主流去向从最开始的韩国，到后来西欧国家，再到澳大利亚、美国和非洲。发展最牛的是一名在西班牙的村民，目前已经在当地开办了装修公司，每年大约有200多万人民币的收入。

    “按照每人一年赚6万元的标准算，每年村里100名在国外打工者的收入总共就是600万元，前几年这些约占整个村子年收入的一半。”麻同第给记者算账，他春节期间从回来过年的村民口中了解到，目前出国打工，去澳大利亚一月怎么也能赚1万多元；去日本一月能赚6000元至1.4万元；西欧国家一般是7000元左右；新加坡一般能赚五六千元。

    积累原始资本回乡创业

    王照家和金修良等第一批出去的人回来后也没闲着，娶媳妇、盖房，将第一笔钱用完后，他们再次踏上了出国路。“不知道是不是那套化妆品起的作用，相亲的对象被我顺利地娶了回来。”王照家有些自豪地说，也可能是因为他本身近1.90米的个头和帅气的长相，加上有“留洋”的经历吸引了妻子。

    1999年，金修良告别妻子和孩子，独自一人再次去了韩国，这次他选择了一家装修公司，做铝合金门窗加工，月薪1万以上。“我年龄稍大一些，语言方面不大行，只会简单的问路等交流，所以有时候工作也会碰壁，即使这样，收入也是很高的。”金修良说，他这次在韩国干了4年，换了6个工作，最艰难的时候有一个月没找到合适工作，就到处找老乡和朋友蹭吃蹭住。身上不敢带多钱，每次发了工资就赶紧寄回家，最终2003年回来的时候，他家里已经有了近20万元存款。拿着这些钱，金修良在村里开起了小超市。

    同样是在1999年，刚结完婚的王照家带着妻子一起去了韩国，精通韩语加上头脑灵活，王照家带着妻子找到了一份加工电子元件的工作。“工作比较轻松，工作的环境也很好，最主要的是每人每月的收入都超过1万元人民币。”王照家说，由于从小家里穷，他们都有省吃俭用的习惯，他和妻子发了钱都会存起来，留着回来做生意，这一干就是5年时间，两人带了几十万回来了。“虽然生活节俭，但休息的时候王照家也带我玩遍了韩国，见了世面。”王照家的妻子说，回村里后，他们盖起了新房，开了农资批发部，还拿下了一个化肥品牌的莱西、即墨区域总代理。

    和他们俩相似的还有村民麻绳广，也是从韩国打工回来后，因为是厨师，就在村口开了一家2层楼的中韩料理店。

    90后开始对“打洋工”说不

    其实去国外打工虽然赚到钱了，但也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美。近20年间，东岭后村有近千人先后尝试了留洋打工的路，但同时也遍尝了酸甜苦辣。“这些年间，随着国内的改革开放，赚钱多少的差异也越来越小，不像20年前那样能有‘一夜暴富’的感觉。”王照家说，他也是感受到了这个变化，于是决定和妻子回乡创业。

    “当时出国不像现在有长时间的培训，去了之后几乎是两眼一抹黑，也碰到过那种拖欠工资、甚至恶意扣工资的老板，只能自认倒霉，当然就更不用说维权了。”曾在韩国做厨师的麻绳广说。

    “再就是孤独，尤其是有病的时候，哪怕就是个小感冒，也会想家。”金修良告诉记者，老婆一个人在家带着孩子，他始终觉得不放心。在国外打工，一般就是干活、吃饭和睡觉的三点生活，内心空虚、难融入当地的生活。他在韩国认识的国内朋友中，就有几个人把持不住自己，沾染上了不良习气，挣得不少，但花得也多，最终几乎是空着手回国。“也有个别村民，出国打工不务正业，最后还要家里寄钱给他买回来的机票。”麻同第说。

    如今，“留洋打工村”的90后年轻人逐渐放弃了这条父辈走过的捷径。“以前我们是没有选择的余地，那时候想当工人都是很难的事情，种地之余能跟着建筑队干个瓦工就很不错了，而现在你看看我们村附近有很多工厂。”金修良说，现在出国打工的收入仍然维持在10多年前的水平上，而国内用工费用在连年增长，甚至从报纸上看都有外国人来中国打工的。

    每年5000多人出国打工

    根据我市商务部门的统计，近几年来，青岛每年外出务工人员一直保持在5000多人，人员数量上并没有大幅度的波动，也没有出现预想的逐年高速增长的情况。综合数据显示，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相比，近几年外出务工人员反而有回落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