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红色家风，青岛军休干部、红军后代杨文10年间3次重走长征路

青岛军休干部、红军后代杨文10年间3次重走长征路

90年来，那捧温暖从未冷却

川西群山隐于晨雾，大渡河水从峡谷深处奔涌而出。

一个月前，年逾七旬的青岛军休干部杨文来到大渡河畔，望着眼前奔流不息的江水，缓缓说道：“爸爸，我来了。”

杨文（左）在红军强渡大渡河遗址前留影。

这一声呼唤，穿越了九十年时光。

1934到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历时两年，完成了震撼世界的战略大转移。杨文的父亲赖仲生，正是那支队伍中的一员。

赖仲生出生在四川省南部县一个贫苦农家。1932年11月，13岁的他报名参加红军，因怕自己太小被拒绝，他悄悄把年龄多报了两岁。就这样，一个本该还在田埂上奔跑的少年，走进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营门，成为一名警卫战士。

后来，赖仲生爬雪山、过草地，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泥沼没过膝盖，但他从未退缩。而那个被他“篡改”了两岁的生日，从此留在了档案里，也留在了长征的史册中。

让赖仲生铭记一生的，是雪山上一位红军大姐。

雪山夜间无法翻越，部队需要在天黑前爬到雪线附近宿营，以便天亮后立即向雪线以上进发。一天傍晚，天寒地冻，风雪交加，战士们围在一起相互取暖。一位红军老大姐见赖仲生走路一瘸一拐，就亲切地问：“小四川，你的腿怎么啦？”得知他腿部受伤，大姐便招呼他坐到身边，把他冰冷的伤腿抱在胸前暖热。

赖仲生不好意思，想把腿放下来，大姐又说：“就这样吧，我也暖和些。”次日天亮集合，他醒后忽然觉得腿上发凉，睁眼一看——大姐的双臂仍环抱着他的伤腿，人却已在寒夜里冻得僵硬。她把最后的温暖留给了小战士，自己却永远留在了雪山上。

“父亲说了一辈子这件事。”杨文轻声说，“那位大姐连名字都没留下。”

到达延安后，组织见赖仲生年轻机灵，选他进入卫生队。从此，他与军队卫生事业结下了一生缘分。

1938年，白求恩来到延安举办短期战地“培训周”。赖仲生因成绩好、能双手操作手术器械，被留下当辅导员，亲耳聆听白求恩大夫的教诲。

“父亲说，白求恩工作时废寝忘食、一丝不苟的样子，他铭记在心。”杨文回忆道。

深受影响的赖仲生，后来成为一名战地医生。他尽可能把救治点设在离战斗最近的地方，最大限度保全每一位伤员的生命。后来，赖仲生常对从医的女儿说：“要把病人当作亲人，医生每天和人的生命打交道，容不得半点疏忽。”

上世纪60年代末，赖仲生的两个女儿赖鲁萍、赖鲁滨先后入伍。身为军区干部，赖仲生深知一个“赖”字会招来特殊的目光，便提出女儿们不姓赖、改随母姓杨——姐姐改名为杨镝，妹妹改名为杨文。“为的就是不让我们受照顾、搞特殊，凭本事立足。”杨文说，这份“不沾光”的清醒，父亲守了一辈子。离休时，组织征求父亲意见，级别、房子、子女，他只字未提。每月领到工资，他总挑出最新、最平整的人民币交党费，数十年来始终如一，“在父亲心里，组织的事重千钧，个人得失轻如尘。”

杨文从小听着父亲的长征故事长大。过去十年间，她和弟弟参加“齐鲁红星长征队”，三次重走长征路。一路走下来，看到长征沿线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感慨万千。

杨文记得，年幼时她曾随父亲回南部县老家，一路土路颠簸，乡里全是草棚，每家种一圈竹子当围墙，门前泥塘难以下脚。如今再走，高速公路贯通沿线，过去几天几夜走不到的地方，现在数小时便可抵达。村民住进青砖绿瓦的新房，昔日的竹林化作山水景观，门前的鱼塘修整一新，老百姓吃新鲜鱼、新鲜菜，日子富足且安稳。

最让她动容的是，过了这么多年，长征的故事并没有被淡忘——每到一地，当地群众都能讲出当年红军的往事，谈起伟大长征精神仍饱含深情。

因为身体的原因，杨文还没有去到父亲走过的雪山和草地。她盼着以后能带下一代去看一看、走一走：“告诉他们，那位大姐没有名字，但她有温度。”

杨文走过的，不只是父辈踏过的山水，更是镌刻在内心的信仰。父亲曾反复叮嘱，理想信念半点不能动摇；母亲重病弥留之际，交代的头一件事仍是“一定要跟党走”。这样的红色家风，也影响着后辈子孙——杨文的儿子是一名人民警察，在工作岗位上踏实肯干。她常对儿子说：“要传承好红色家风，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余博 见习记者 孙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