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讯 佛山的钟女士(即文中的“阿秀”)在前公公的撮合下和前夫的舅舅“结婚”，申请了再婚生育指标并生下一名男婴。后计生部门以“有配偶又与他人生育”为由向其征收26万多元社会抚养费，阿秀为此提起行政诉讼。案件经一审二审，佛山中院昨日公布这起备受关注的“指标门”行政征收案的终审结果:驳回阿秀的上诉，维持佛山市禅城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禅城卫计局)作出征收26.2万社会抚养费的决定。

　　回顾

　　卫计局认定违法生育

　　2010年3月，就在刚为前夫彭某忠生下女儿快满一年的时候，阿秀和彭某忠办理了离婚手续，女儿约定由前夫抚养。2011年11月，阿秀和现任丈夫李某石领取了结婚证，介绍人是钟女士的前公公。2012年4月，李某石陪同再次怀孕的钟女士，到禅城卫计局申请生育指标。

　　受理申请期间，有人举报阿秀是假结婚骗生育指标，婚后还继续和前夫同住。禅城卫计局随后调查发现，这位李某石竟是阿秀前公公的小舅子。

　　卫计局找到在韶关南雄的李某石调查。在调查笔录里，李某石称，他总共只见阿秀三次，一次是见“未婚妻”，一次是在婚姻登记处，第三次是得知阿秀有孩子后，陪她去办准生证明。李某石表示从来都没和妻子阿秀一起住过，“(孩子)不是我的”。

　　卫计局调取入院记录、住院病案等病例记录查看，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李某石的身影，在联系人一栏填的却是阿秀前夫彭某忠的名字。

　　2013年6月17日，禅城卫计局作出《行政处理告知书》，拟向阿秀征收26.2万元社会抚养费，遭到拒签。同年7月29日，该局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认定阿秀违法生育，应缴纳26.2万元社会抚养费。阿秀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审维持上述行政行为，后阿秀提出上诉。

　　终审

　　行政处理程序合法 维持原判

　　阿秀的代理律师在二审中提交了其小儿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及《人生档案》，证明孩子的父亲是李某石。对此，禅城卫计局抗辩称，阿秀未在行政程序中提交上述新证据，因此不能用来证明自己所作的征收决定是否合法。

　　阿秀的律师称，彭某忠是出于人道主义才到医院陪产。“小儿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及《人生档案》上父亲一栏分明写着李某石，父亲不是他是谁?”

　　佛山中院终审认为，禅城卫计局作为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计划生育的行为具备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法定职权。该局受理群众投诉后，进行相关调查取证，先后作出行政处理告知书和征收决定书，并告知上诉人阿秀相关权利义务，执法主体适格，程序合法，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焦点

　　再婚生育保护的是未生育方的生育权

　　结婚生子≠婚生子?

　　阿秀的律师表示，阿秀再婚前只生育了一名子女，且离婚时，女儿由前夫抚养。再婚的丈夫李某石之前并未生育，两人的情况完全符合《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可以再生育一胎子女，无需缴纳任何社会抚养费。

　　禅城卫计局则认为，阿秀再婚后有配偶，又与丈夫以外的第三人生育子女，违反了《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按照婚内超生的计算基数征收六倍以上九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

　　佛山中院行政庭审判长郭赟认为，从行政立法的目的来看，《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再婚夫妇一方生育两个以内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可以再生育一胎子女，是为了保护未生育方的生育权。因此如果再婚所生子女不是未生育一方的骨肉，则不能适用该条。

　　阿秀律师称应由被告方提出申请

　　为什么不做DNA鉴定?

　　郭赟表示，阿秀在二审期间提供的《出生医学证明》及《人生档案》，只能说明李某石是阿秀的现任丈夫，是阿秀儿子法律意义上的父亲，无法证明二者的血缘关系。

　　郭赟说，由于本案所涉的违反计划生育行为属于个人私密，且实施时具有一定隐蔽性，只有阿秀两夫妇愿意配合，禅城卫计局才能进一步核实是否存在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生育的情况。因此，客观情况决定了禅城卫计局即使穷尽所有正当手段，都只能初步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相较而言，阿秀夫妇只要做一个DNA鉴定，就能证明第二胎是否两人所生，具有足够的举证能力和优势。所以当禅城卫计局初步证明存在违反计划生育事实后，阿秀认为行政行为错误，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

　　据了解，一审期间，主审法官曾主动询问原告阿秀的律师是否提出DNA鉴定，律师当庭表示不申请。“我们认为既然是被告方提出小孩是非婚生子女，那应该由被告方来提出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