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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调入中央官员主要来源

中央调入地方官员主要去向

　　2013年中国省部级领导调整的大戏，首先是从一例令外界略感意外的地方大员任免中拉开序幕的。

　　这一年的1月5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任命魏宏为该省代省长。就在大半年前，2012年5月四川省委十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委班子，刚满58岁、担任常务副省长已经6年的魏宏因年龄受限，没能入选省委常委。

　　一般来说，每个省份的政府“一把手”要么是中央委员，要么是中央候补委员。因为都不是中央候补委员，魏宏与上海市市长杨雄接任地方政府首长的消息公布后，确实令外界颇感意外。

　　但考察魏宏、杨雄的履历又可发现，两人均长期担任政府的常务副职，拥有丰富的施政经验，升任“正省职”，也符合省级党政正职“顺位接班”的晋升传统，从这个意义上看，两人的“转正”又在情理之中。

　　魏宏和杨雄的仕途“大转弯”，正折射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在高层人事布局上呈现的鲜明特点：既遵循以往的传统用人规矩和惯例，但在个案上，又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适用弹性。

　　省部级干部调整的时序逻辑

　　2013年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换届之年。这一年的省部级干部的调整，一方面是围绕着搭建中央和各省份的“政府班底”这个中心任务而展开，实际上又延续了十八大以来中央对高级干部一系列调整的动作和节奏。因此，分析和观察2013年迄今我国省部级官员的变动，须将其放到一个更长的时段和人事调整周期内进行，才能看得清其中的逻辑。

　　实际上，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甫一闭幕，我国就启动了第一波的高级干部人事调整：一些省份或部委的党委书记，因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或者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她)们或者离开原来主政的地区和单位进入中央履新(如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调任中组部长、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调任中宣部长)，或者从某一省份调到另一地区主政(如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增加历练。

　　而这批省级党委书记留下的职务空缺，则多由原省份的政府“一把手”顺位接替(如浙江省长夏宝龙、陕西省长赵正永均接任省委书记)。部分省份的党委书记则是由中央“空降”干部到地方执政(如广西党委书记彭清华、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福建省委书记尤权)。省长升为省委书记，其他副部级干部(如省委专职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迅速补位，晋升为省长，这就是2012年年底至2013年年初这一波人事变动的脉络。

　　2013年3月全国“两会”，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人员履新。“两会”结束后，地方省份迎来了主要党政领导密集调整的小高潮—有7个省份省委书记和多个省份的省长，均由新人担任。这主要是因为：有个别身份的政府首长(如时任山东省长姜大明、安徽省长李斌)赴京担任国务院部委行政首长，或者部分省份的省委书记新当选为全国人大、政协的领导人(如河南、江西)。他们遗留的职务空缺引发新一波省级人事变动。

　　由于不少省级政府“一把手”是由本地(如浙江省长李强)或外地的省委专职副书记(如湖南省长杜家毫)接任的，因此，紧接着，2013年4月中下旬，省级党委专职副书记岗位的“补位”潮出现了。在此之后，当年7月份，新一波副部级官员密集调整，这一波主要集中在省委常委班子和省政府副职的补齐配备上。

　　由此可见，地方上各省部级官员的调整，其实是一场前后衔接、接替补位的安排。一旦某个重要岗位出现缺位，即会引发一系列后续的人事联动调整。

　　干部任免的制度化

　　仔细梳理过去16个月的人事变动，可以发现，我国在高级干部任命上已建立了一些清晰的、近乎可触摸到的“规则”和“惯例”。这些“规则”虽没有书面的文件规定，也无法定的刚性约束力，但却一直被执政党严格地遵守和沿用。这也是中共在干部人事制度探索上逐渐制度化、规则化的体现。

　　最典型的是省级正职的“按部就班、顺位接班”阶梯式晋升模式。对于多数省份而言，一旦某省省委书记被调离，则该省省长接替省委书记的可能性就很大。同样，在省政府“一把手”出现缺位时，省委专职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则是迅速补位的第一“候补”梯队。这从2012年到2013年的多个省份的省委书记、省长的人事调整中均得到验证。

　　再比如，领导干部的交流任职制，也在近年来得到逐步强化。这既是出于丰富干部履职经历、扩大视野、提升执政才干的考量，也是为了消除地方官员人事和利益的“板结化”。主要突出反映在党委组织、纪检和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等部门“一把手”的任命上。不仅如此，新一届中央集体执政后，更是屡次提出“打破干部的‘部门化’”等新表述，并提出要推动干部的跨条块、跨区域流动。这也成为2013年省部级干部调整的新趋势。

　　从近期多个省份的公安厅长的人事变动上也能看出上述趋势。一直以来，省公安厅长多来自于政法领域，特别是以系统内调动居多。比如，上海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白少康，广东省副省长、公安厅长李春生，贵州省省长助理、公安厅长孙立成都是从公安部“空降”到地方的。但是，在2013年6至9月份的多个省份的公安厅长人选上，却出现了来源更为多元的新特点。比如，时任湖北孝感市委书记黄关春调任吉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长；时任安徽马鞍山市委书记郑为文调任江西省公安厅长、省长助理；时任江西上饶市委书记董仚生调任河北省公安厅长、省长助理。值得一提的是，上述3位均在50岁上下，在调任异地前一直在所属省份履职，无跨省交流经历。

　　但是，上述趋势和方向性变化，是否能持续，仍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这也是干部调整的惯例特点决定的。比如，在2002~2003年前后以及此后数年，我国在中高级别的干部调整上呈现出“东部干部西进”的特点，多位曾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主政的官员被调至中西部地区担任重要岗位的实权领导，该模式在当时风行一时。如在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的蒋巨峰被调至四川后不久担任省长；时任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的陈德铭被调任陕西担任省长。

　　但最近两年，这种较系统、成规模的干部“东西横向”流动不再常见，而“南来北往”型干部在增多。以十八大后升任政治局委员的3名官员为例，福建原省委书记孙春兰北上天津担任市委书记，吉林省原省委书记孙政才则调任西南重庆担任市委书记，内蒙古原党委书记胡春华南下广东任省委书记。

　　干部布局呈现“新思维”

　　2014年2月，在地方“两会”上，有几名副部级官员的调动令人关注：河南省原政协副主席张维宁履新河南省副省长；此前任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张鸿铭，也在短暂担任杭州代市长后顺利“转正”。而在此前，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赵爱明转任江西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曾被外界视为“仕途终点站”的人大和政协，反倒成为“仕途中转站”。这一变化在这两年出现过多起案例：北京市原政协主席王安顺于2012年转任为该市市长。同样，吉林省的巴音朝鲁也是从省政协主席任上转任为省长的。梳理省部级官员的履历可发现，仍有一些省份的人大、政协负责人具有较大的年龄优势，有望在未来几年内重回“一线”岗位。

　　表面上看，这是组织部门打通了不同系统甚至传统意义上“一线”、“二线”岗位的严格的界限，而实质上则反映出中央在人事任命上展现了更多的灵活性与弹性。值得关注的是，在新一届中央执政后，中央及中组部领导提出了要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制度。这一新表述正体现了中央在干部配备上的新思维和方向上的转变。

　　如上文所提及的，年龄任职限制在过去是干部任命中一道不容置疑的铁的“关卡”。但十八大后中央对一些省市的人事布局，既遵守规则和惯例，又展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因为，在省级党委换届中，年满58岁的副部级干部一般不再被提名为常委候选人，这一规则既得到了遵守；但作为中管干部，中央也有权直接提名其为正部级干部，正部级干部的履职和退休年限则被延展至65岁。

　　同样，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出生于1948年、年满65岁的周小川仍旧入选新一届国务院部委首长名单，继续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一点也曾令外界感到意外。但是，因为同样是在“两会”上，周小川也同时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于“国家领导人”行列，从而避开了“正部级65岁不再担任实权职务”的年龄任职限制。

　　但年龄任职限制是否在今后会继续松动，还是仅仅作为零星个案出现，目前尚无确凿的结论，仍需要时间给出答案。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既是每5年进行一次的后备干部集中调整补充年，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改革年”。同样，在这一年，仅国务院系统就有3个部委的一把手首长(住建部、文化部、环保部)以及其他十余位部级官员年满65周岁。他们的进退去留以及未来一两年内的人事布局与安排，将成为外界观察中国人事制度变革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