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解读李克强式简政放权:撒开效率骏马 套上公平辔头

过去的一年中，我们有一位低调的总理，一位信奉减法的总理。

    他正在努力减少政府——这只庞大的有形之手的枝枝蔓蔓。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政府也许是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组织，而李克强要做的，就是逐渐把许多事情的决定权让渡给市场。

    他所主张和奉行的观点，大多符合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贴近常识的事做起来，总是令人觉得低调。

    只有低调的人才能执行这样一项庞大的减法事业，“简政放权”的每一刀，都意味着一些审批，以及审批带来的红利随之消失，意味着新的企业注册、小企业做大、更活泼和有创造力的公司出现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个性格坚毅的减法总理顶住放缓经济增长率的压力，忍住利用落后产能刺激经济的虚假繁荣诱惑，推动着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这种转变，很可能是错过就不再的大好机会。

    李克强近期读过的书之一是《乔布斯传》。这本书讲述的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是一个极简主义的痴迷信徒，他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做减法，将产品中所有冗余的成分剔除。

    与乔布斯相似，李克强反感无意义的冗余。这名国务院总理决定对中国的大政府传统出手，做一次漂亮的减法。

    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中国总理第一次如此清晰、明确地在自己的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之后，呼唤“依靠”市场。

    3月19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一条新闻稿当中，重点引述了李克强的一句原话：“我们必须充分依靠市场力量、激发社会创造的潜力。”

    这条新闻稿的来源不是《人民日报》或者新华社，而是中国政府网的直接发布，其中颇有意味。

    有形手正在主动地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如“市场”这只无形手。它主动回归到自己能做好的领域——任市场发挥作用的同时，通过社会福利改革和保障房等措施，保证社会公平不被损害。

    李克强把这套减法的执行描绘得非常清晰：

    他说在过去一年中，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们实现经济指标的主动力是改革，而简政放权是改革的“先手棋”，今年要“再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

    事实上，过去一年里，这些减法的效果已经显现。在放松了对新公司注册的限制后，2013年，新注册企业增加了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

    和历史上各国简政放权的改革类似，有形手推行的放权，都会带来本系统内部的不解和阵痛。李克强接下来的一句话近似对有形手的一剂预防针：“希望我们的一些同志，不要贪恋手里那点小小的权力，阻碍政府工作的大目标。那样做得不偿失。”

    态度坚定，而语重心长。这位刚刚完成了自己一年任期的共和国总理，就像一位手执剪刀的园艺师，对着大政府树的枝枝蔓蔓修剪下去。

    所不同的是，这棵树意味的是至少708万公务员，也许还意味着5300万上下的实际财政供养人数。

    每一剪刀都会痛，每一次减法，都意味着一些人丧失审批的权力以及因此获得的红利。

    李克强今年特别提到了在大庙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时，给社员开逃春荒证明。《博客天下》记者在凤阳、滁州、合肥等地采访了多位李克强的同事、同学、老师和领导，共识是当年的李克强就是一位有文化、又能冲锋在前的优秀年轻干部。

    这位既努力抓生产，也不得不给社员开出逃荒证明的昔日大队干部心中，可能埋下对改革和增加经济活力的向往，他后来从法学改向经济学研究。

    这位共和国第一位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总理对逃荒的经历细微描绘，乃是对全国的一次认真表示：我们(政府)不是无所不能的。

    见证减法

    青年时代的李克强见证了那种令人目瞪口呆的无力感：原来不是只要我们好好管，就能让大家富起来。

    3月19日的李克强简政放权的讲话精神，早在两会期间就已经表现了出来。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向东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经提到总理自始至终参加起草，要求“做不到的不要写”，直接给政府工作报告执行了一个减法。

    媒体还注意到，报告中没有提到“管控房价”这样的目标。与直接提及市场房价相比，李克强和他的政府更重视制定规范有效的安置房政策。他准确地把握着平衡，市场有市场的效率，政府则在市场之外寻求公平之道。

    李克强在两会上现身说法，提出“改革确实是最大的红利”。在全国政协经济、农业界别联组会上，他曾回忆自己在凤阳插队和当大队支书的经历：当时他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生产队每个人的生产任务，这个人插秧、那个人挑担子，都安排得无一遗漏。

    即便如此，村里人还是吃不饱，生产队缺粮严重的时候，他甚至需要拿大队的公章，给村里的妇女儿童开“逃春荒”的证明。

    这位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总理并不是一个沉溺于往事和怀旧的人，他尽量还原细节，正是为了在社会舆论和媒体当中释放信号和引起注意。

    李克强正在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这个国家里习惯“多管一管”的人们，“放一放”才是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良方。

    李克强插队所在的安徽省凤阳县，在中国的改革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宁愿杀头坐牢也要搞包产到户的小岗村，是一个意味着减法和活力的政治符号。

    《博客天下》记者来到李克强昔日插队的凤阳县大庙公社(如今已经改为大庙镇)，曾经与他共事的人们正在敏锐地接收着这位昔日大队书记释放的信号。

    已经88岁的纪鸿冠是大庙公社当年的五七小组领导，专管下放知青，他回忆起李克强提到的开“逃春荒”证明时说，大庙有逃春荒的个别情况，虽然不多。

    在1959~1962年那饥馑的三年，基层干部允许逃荒要饭是一种德政，逃走的人往往可能活下来，而被拴在土地上的人们饿死的概率要高得多。

    在官方1970年代的表述中，一般更多地使用“外流”这样的词。凤阳县的一些乡村历来有外出卖艺的传统，这和当地经常闹灾、缺粮有关系，在《凤阳县志》中，编者解释外流原因的一章中提到，许多人通过吹拉弹唱一冬春，回来就可以做料子裤，一个给人挑牙虫(从嘴里挖出假的虫子，一种传统诈骗方式)的妇女3年挣了2000元，盖了5间新房。还有一位燃灯公社的社员，被官方文件描绘为“老三天”，他带着自己怀孕的妻子到淮南，把孩子几乎生在大街上，在得到医院和好心人的救助(50多元)后，带着妻子孩子三天换一个地方，继续请求别人捐助。

    外流者生活改善带来更多的外流者，这样的恶性循环是当年的基层干部非常头疼的，有的基层干部甚至也加入外流。1972年，甚至有一个大队女干部“外流”，“她丈夫拉二胡，她唱小调，搞了一冬春。”还有的生产队干部带着社员外流，还“喊着一、二、一的口号”。

    1974年，李克强下放到大庙公社东陵村所面临的基层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凤阳县和李克强的家乡定远县相邻，文化上属于南北交界处，人民性格刚硬，历史上是出精兵的好地方。朱元璋是凤阳人，明朝的很多开国将军公侯都来自这两地。

    大多数展示自己铁腕手段的年轻干部都会被社员们的小聪明和直接反抗所击垮，三年灾荒刚开始的时候，定远的社员为了省力气，上工之后躺在地头喊劳动号子，让远处的干部听见，人们称为“干夯”。

    凤阳的有些社员情况也差不多，和李克强一起插队并担任西孙大队书记、现任滁州市人大常委的裘玉旺告诉《博客天下》，附近的东孙生产队“有300多人，其实是个富裕队，但是一上工所有人都消失在树丛野地，问起来，都说去上厕所了”。社员宁愿不干活吃返销粮也不乐意多出力。

    大队书记(村支书)、大队长(村主任)在这种情况下是个苦差事，记工分打破头的事情时有发生。“外调的年轻人当大队书记，第一正派，第二超脱。村里很多人闹矛盾。选知青书记就没有这个问题，和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会公正地对待事。”裘玉旺说。

    那一波选拔年轻干部的做法，在安徽被称作“小鸡代老鸡”，很多大队书记出身的知青后来就进了乡镇或者县里工作。

    知青组的生活也往往是一团糟。纪鸿冠说东陵大队的男知青点，知青们不干活，也“没人烧饭”，谁也不服谁，时不时还要到女知青组那边去惹点麻烦。

    纪鸿冠看李克强是高中毕业(他毕业的合肥八中是名校)，别的知青大多是初中毕业，就让李克强当知青组组长，19岁的李克强沉默寡言，爱脸红。

    这并不是一个奇才天生魅力、收服人心的故事，李克强读书多，下放时带了两木箱书，他会讲故事，这种才能在缺乏娱乐的乡下特别受欢迎。

    裘玉旺对《博客天下》回忆起李克强给自己讲述印度电影《流浪者》(1953年的戛纳获奖作品)的那一天，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李克强完美地复原了这部电影的全部情节：影片中法官是一个血统论的信奉者，他坚持认为“法官的儿子正直，贼的儿子永远是贼”(和“文革”的“血统论”如出一辙)，一个强盗为了报复他，把他的儿子带走训练成了一个小偷，儿子长大后找到了爱情，希望回归正路，这时却遭到了亲父的血统论歧视。

    这部电影有爱情，有歌舞，特别好看，李克强小说、电影都看过，故事讲得很精彩。

    对离开家乡的城市知青来说，主题曲《拉兹之歌》的“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到处流浪。孤苦伶仃，没有依靠……”难免会勾起自己的伤心事。有的知青的家庭出身不太好，更会感伤于血统论的谬误。

    这部控诉“血统论”的作品和主题曲《拉兹之歌》帮李克强收获了同龄人的友谊。此外李克强会游泳，水性不错，算不上运动健将，但在学校就参加过跳高和跳远，打篮球时绝对不会拖累队友。

    纪鸿冠说，李克强管事之后，知青们逐渐开始安心学习和劳动。表现出色的李克强成了凤阳县“知识青年先进代表”，有了去公社演讲、作报告的机会。

    当时的公社书记程玉明挑选了几个表现出众的知青来加以培养，裘玉旺和李克强都在其中，李克强被发展入党后很快就当了大庙大队的书记，有时会和在西孙任职一年了的大队书记裘玉旺交流心得。

    裘玉旺眼中，李克强面临的形势要比他复杂得多，大庙大队就在公社眼皮下面，一举一动都受关注：“大庙在街旁边这个地方是最难搞的，城乡接合部，这些人相对见多识广，我们这边叫‘街皮子’，这帮人相对难领导。偏僻的地方人们相对朴实。”

    对城乡接合部的治理经验可能是李克强在后来硕士论文当中选择城镇化相关题目、并且至今仍然重视城镇化的一个原因。

    年轻的李克强只有两个法宝，一是自己埋头苦干，二是给大队的管理做减法，实行更公平的按劳计酬。

    21岁担任大队支书的李克强在老乡们眼里仍然是那个刚来时穿着背心短裤看青放牛的青年，本来就近视的他长期点煤油灯看书，他并不长于力气活，修叹阿湾水库的时候，他是亲自加入背石头的大队干部之一。

    当时的大庙公社书记程玉明告诉《博客天下》：“他是个城里小孩，不熟练，不会换肩膀，就一个肩膀，手还得撑着，走路都迈不开步子。从后面看都觉得他很吃力。我说：‘克强同志，你也不一定非要这样干，你的任务是组织好群众，抓效率。’他当时就说：‘行行，我能干，能挑起来。’”

    当时给李克强担任副手的大庙大队副书记张传富记得李克强最怕插秧。这活儿必须弯着腰，往地里一根一根栽。忍不住腰疼的时候，李克强就“爬到旁边的田埂上滚几下子，腰就舒服一点了”。

    李克强努力是为了减掉自己身上“老县长儿子”的标签。他的父亲李奉三1950年代曾经当过凤阳县县长，后来又在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做过副院长，有时候想念儿子，路过大庙就会过来看李克强，李克强不愿意，他告诉张传富，自己不愿意被父亲调回去，但是他不敢当面顶撞父亲。

    纪鸿冠说李克强在修大塘的时候实行了按劳计酬，这在当时算是个不小的改进，过去都是出工就给补助，人人磨洋工。李克强把大塘的任务分配到各个小队，再分到各个人头，划片包干，计划两个月完成，1个月就完成了，这一做法得到了党委的表扬。

    这可能是李克强减法管理思路的萌芽，但上级领导仍然管得很细，在这种情况下，李克强冲锋在前并不能真正让老百姓富裕起来，仍然要眼睁睁看着困难群众去“逃春荒”。

    上级抓工作抓到积粪堆肥。张传富告诉《博客天下》，上级来检查积肥情况，许多生产队事实上都在弄虚作假，常见的办法是把草皮、灶土、粪便盖在多年前的旧坟包上，这样看上去就是一大堆肥料。

    李克强对这样的做法极度不满，曾经向公社领导反映过，认为弄虚作假没有必要，他还曾经对张传富说：“搞这些虚的东西，我不赞成，我以后‘干大了’，立马‘治了’这个事情。”张传富问他，什么算是“干大了”，为什么县里调他工作他还不去。张传富记得李克强的回答是：“给我省长我就干。”

    李克强当时可能没有想到，不久给安徽做了减法，激发了农民热情的人，正是一位省长——时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万里。他更不会想到在“想吃米找万里”多年之后，辽宁省出现一句“要住房找克强”。

    还没有“干大了”的李克强渴望去读书，他从小跟文史学者李诚学习古文，讲论的都是心忧天下的学问，再努力大家还是这么穷，一定有别的学问可以解释此事。在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之后，他立刻着手准备。

    程玉明听说了李克强的计划后，安排副书记张传富多负担一些工作，让李克强能拿出精力来学习。他晚上点灯看书，张传富做饭，这位大李克强14岁的老大哥又烧火又烙饼，手上的草灰都把饼弄脏了。

    “我手这么黑，你可吃得下去？”张传富问李克强，李克强拿起来就吃。这个好学的青年人已经把自己的生活也做了减法，降到了最低的水平。

    “他吃饭‘逞’(当地方言，意为快)，”张传富告诉《博客天下》，“那时候公粮一天四两，够谁吃啊，那饭一天都吃三四碗，豇豆都吃半碗。他不管孬的、好的都吃，他不挑。有时候粮食紧了，我采那个番瓜叶子，番瓜花，洗洗和在面里，他也吃。”

    李克强也以衣着不讲究著称，当时的他穿着开线到了膝盖的黄军裤和只此一双的黄胶鞋，走起路来嗖嗖的。张传富看着他说：“你看你这个鳖样，还考清华北大。”李克强笑着回答：“你看着。”

    1978年春天，李克强被北大录取，张传富看着被父亲和乡亲们亲昵地称为“小侉子”的青年从大庙大队走向北京。

    凤阳在明朝被称为“中都”，百姓们骄傲地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附近的几个县都管北方的人叫“侉子”，土气率直，南方人叫“蛮子”，有说人“精明”的贬义。

    凤阳本地长大的裘玉旺告诉《博客天下》：“李克强有合肥口音，跟我们讲话不太一样，比如我们说‘老母鸡’，他就会念成‘老母滋’。”

    张传富说，李克强人不错，直爽，直诚。“他说话直，他也不管你官大官小。”

    一个南方长大的小伙子，被凤阳当地人当“侉子”，是对人品的极高评价。

    当年的年轻人现在面对的是人生的一个新舞台，纷繁复杂的挑石头、插秧、派工、记工分、学毛选、出黑板报将在他的生活中被一刀剪去，剩下的将是一流的图书馆和宁静的书桌，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向他招手。

    一省主官的减法

    李克强担任河南省省委书记和辽宁省省委书记期间，基本是帮传统农业省和工业省减轻负担的十年。

    89岁的吴天华曾是合肥八中的生物老师，李克强的初中班主任。在合肥当地的一家养老院生活的吴老师对《博客天下》回忆了这位学生的爱好。

    “他不喜欢政治课，喜欢数理化，”吴老师说，“课上学个十几分钟，大概就都会了，学习不算用功，但是成绩很好，班级里40多名同学，每次考试李克强都是第一名、第二名。”

    李克强上政治课喜欢跟同学说话，为此政治老师找了吴老师几次，后来吴老师就在李克强上课说话的时候出现在窗口，看着他，李克强也就立刻遵守起纪律来。

    李克强对科学学科的热爱让他在有些领域显得非常专业。曾经有一次，他明确地询问环保部门负责人，新建的PM2.5监测装置使用的“是‘石英微量震荡天平法’还是‘β射线法’”。

    另有一次视察湖北农村时，他冒雪登上一个陡峭的坡地，随手抓起一把土，搓了搓，对承包地的主人说：“太薄了”，“一年也就能收百把斤吧？”

    对科学的热爱和大队书记的经历让李克强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关注农村和农业问题，1990年，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克强在《社会科学家》杂志发表《关于当年我国农业问题的分析与思考》，他的分析是，1988年以后，农业形势不好，而且“还有恶化的趋势”，李克强认为问题在于市场“稳一块较稳，活一块活得不多”，这是李克强坚定的市场派观点。他主张“完善市场，增加投入和发展产权制度”。

    这些李克强的早年观点至今仍然被他所坚持，近几年一号文件当中的“土地流转”就是产权制度的新发展。

    这一做法也在各农业大省开花结果，今年两会上，年轻的、有共青团工作经历的黑龙江省省长陆昊在回答记者提问“是不是农药化肥使用比例高”的问题时，专门提到了农业增产的经验，土地流转做得好，地块大，大型农业机械使用比例高，土地流转限制上的减法，反倒是农业增产的关键。

    在1990年3月，李克强作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带着考察组来到安徽省金寨县，和凤阳或者定远不同的是，这里是大别山老区，仍然贫困。在那里李克强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

    这个坚定的市场派经济学人在鼓励市场高效率配置资源的同时，并没有把“公平”放在减号之后。他当时说：“希望工程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两个月后，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金寨诞生，“希望工程”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一个时代词汇。

    1998年，李克强离开团中央赴河南担任省委副书记和代省长，从此开始了自己省部级主官的生涯。他仍然在执行着自己的减法原则——少说，多做事。

    和李克强的家乡安徽类似，河南历史上有过“浮夸风”，给人们带来过惨痛教训。李克强到河南工作后，多次强调河南省情：人口多、底子薄，要多干事、不张扬，低调少说，避免浮躁，踏踏实实干几年，河南就会变样。

    1998年的河南省经济和中国经济大局一样陷入困难当中，在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各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河南的问题是工业增长乏力，这个不靠海不靠江的中部省份没有赶上东部的那一轮飞速增长。

    河南面临着更为艰难的局面是艾滋病疫情——1990年代中后期，地下卖血造成了一大批人感染艾滋病，如何减轻、控制疫情，这对李克强是极大的考验。

    李克强多次深入病情严重的乡村和患者家中，主动与他们握手，促膝攀谈。他鼓励民间人士和草根组织加入到这场防控艾滋病疫情的大战中来，还请民间著名防艾人士、70多岁的退休医生高耀洁到自己的办公室询问情况、听取建议。

    2002年，李克强担任河南省省委书记后，组织力量开展了全国首次省级艾滋病情普查，组织省直部门对口帮扶38个重点村，确立了患者“四有一不”的权益机制(即保证艾滋病患者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有基本医疗保障，不让一个艾滋家庭的学童失学)，成为国家现今对艾滋病患者“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前奏。到2004年，河南艾滋病蔓延的势头得到根本遏制。李克强到中央工作后，担任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主任。

    为解决河南的经济问题，他提出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这和今天他施政全国的策略并无差别，不过和当年的各省之间的GDP竞赛相比，李克强已经开始重视发展质量——比如环境问题。

    李克强主政河南期间，河南在全国最先实现全部电厂建脱硫设施，最先启动关停小火电并实现5年关停978万千瓦的任务，当时被国家有关部门称为“河南模式”在全国推广。

    这种眼光超前的减法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2003年3月，时任河南省省委书记李克强，在两会期间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正式向媒体提出“中原崛起”概念。2004年3月，中央正式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构想。

    李克强在自己的硕士论文《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当中，提到了农业劳动力虽然流向城市，却会在“城市传统部门”当中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比如“零售商业、小型建筑业和体力劳动性的服务业”。

    当时李克强预期的是这部分贫困人口将会形成贫民区，而在他2004年调任辽宁省省委书记时，也遇到了切实的城市贫困人口——棚户区。

    李克强刚一上任就冒着零下29℃的严寒来到抚顺的莫地沟棚户区，那是一片没电、没水、没供暖、房屋东倒西歪的绝望景象，据说当地已经五年没有人娶到过媳妇了。这种场面令李克强非常震惊，根据手上的数字，全省住着这样的房子的，还有近100万人。

    必须尽快减少这近100万人的群体，解决城市贫民窟的问题。

    李克强向莫地沟居民许诺：“现在你们的房子都是东倒西歪、破破烂烂的，等我下次来，砸锅卖铁也要让你们住上楼房！”

    两年内辽宁就拆除了棚户区房屋1212万平方米，建设回迁楼房1931.5万平方米，安置棚户区居民34.5万户、120万人，基本完成了5万平方米以上城市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任务。

    据统计，李克强主政辽宁期间，全省共改造城市棚户区2910万平方米，被联合国人居署称赞为“世界奇迹”。

    这位市场派总理并非用单纯的补贴和赈济来解决棚户区的贫困问题。辽宁的下岗失业人员多，就业再就业压力大，仅国有企业下岗并转人员就有178万，全省“零就业家庭”多达14万户、24万人。李克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帮助这样的家庭至少有一人实现就业再就业。

    李克强从社会保险补贴、税收减免和财政收费等三方面鼓励和支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大零就业家庭和棚户区回迁居民子女的培训，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确保一旦出现“零就业家庭”，在20天内要至少提供一个适当的就业岗位。李克强的“减法”同时成了“加法”，他删减冗余的同时也保障了权益。

    不是去用纳税人的钱养穷人，而是通过给他们解放束缚(减免税费)来鼓励他们自己谋生，这和当年他做大队书记时按劳计酬的做法如出一辙。

    在担任总理之后，李克强又多次来到各地棚户区慰问群众，一样是尽力做减法——不踩点，进谁家就看谁家，在包头的棚户区居民家中，一位睡眼惺忪的光屁股小男孩看见突然这么多的陌生人和电视镜头进屋，一下子跳进柜子里藏了起来。

    总理许诺，解放对企业的束缚

    在中央担任副总理和总理的六年中，他用自贸区、减少审批和直接面见支持标志性企业家的方式，来给企业松绑和打气。

    和“马上办”、“这就去”相比，李克强更多的是“马上停”、“不要做”，和进取的调控相比，削去政府伸向企业的手，是更加直接奏效的，也是在中国经济放缓了数字速度、忍受转型压力的时候，企业最需要的一大支持。

    李克强的改革有浓烈的个人特色，比如《金融时报》等外媒曾经提出过一个“李克强经济学”的概念。

    不同的经济学研究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不同：

    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认为李克强经济学核心有三条：一是强化市场经济的概念、二是放宽管制、三是改善供给。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把李克强经济学总结为三要点：一是不刺激，二是简政放权，三是要素市场改革。

    也有人表示“李克强经济学”其实根本不存在，因为都是传统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不过当经典的经济学在中国显得可贵，这一点本身就说明李克强经济学的概念对普通中国人有启发和教育的意义。

    无论哪种解读方式，“李克强经济学”都被描绘为一种“减法”。他的各项改革措施都以激活市场活力为目标，进一步剔除经济体制中残留的双轨制。

    李克强担任总理之后承诺并大力推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和下放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以及放开多行业市场准入，以求“把该放的权放开、放到位”，此外，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努力推进的上海自由贸易区，也是一个放权的减法。

    李克强在2007年任职辽宁省省委书记时，喜欢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这是他的一种独门数据，基本上抛开了许多复杂纷扰的无关干扰，给了普通人一个判断经济冷热的参考坐标。

    这一数字也被多家外国经济研究机构所认可，这三个坐标所指向的，都是企业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过去以政府角度出发的“拉动内需”、“增加投资”相比，一位总理能够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难能可贵，而且充满了服务意识。

    和过去的20年相比，李克强面临的是一个收缩的局面，过去刺激经济产生的高速度对政府来说充满吸引力，随时可以拾起来。但是李克强和支持李克强的习近平正在准备的正是忍受一个低速(7.5%)发展期，以便给中国经济以调整结构的机会，而不是在刺激和投资的简单快活中肆意沐浴，错过结构调整的时机。

    在低速发展的紧日子之外，中国仍然面临着一个庞大的、正在老去的人口基数，大批的民生旧债需要偿还，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要求各地机关都削减开支。

    中央提出“八项规定”，李克强对政府部门明确提出“约法三章”：

    “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和改扩建，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只减不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和遏制城市住宅房价相比，削减政府经费和勒紧官员的裤腰带，可能是更重要、更正确的一件事。

    和克强指数、视察棚户区时翻看垃圾箱等方式类似，李克强仍然和第一手材料保持着联系，他多次给自己创造见企业家、尤其是有创造力的、年轻的企业家的机会。

    2014年1月17日上午，李克强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经济、社会等方面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在四位企业家当中，来自互联网企业的就占了两位，分别是腾讯公司的马化腾和小米公司的雷军，马云有事没能到，不过会上大家也提到了他。

    参加了座谈会的一位人士向《博客天下》转述了当时的细节。马化腾对李克强的建议直截了当，比如4亿元以上的企业并购需要商务部批准，这是多年前制定的标准，现在4亿元以上的企业已经很多，审批又太慢。此外马化腾提到：“一个打车的软件……利用信息技术、减少空载率，降低大气污染，一出来政府就开始管了。”

    在此前不久，腾讯刚刚投资了嘀嘀打车，而阿里巴巴则投资了快的打车，两家软件都在各地车管所的管制面前有些尴尬，车管所的叫车平台直接参与和打车软件的竞争，同时又对打车软件清查甚至钓鱼。

    李克强当场让在座的相关官员“给一个报告”。他说：“政府确实有错位的问题，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一个新的业态、新的事物发生了，本来可以看一段，甚至培育一段，但我们很快管的手段就上去了，就有可能把这个业态给遏制、甚至给扼杀了。”这一表态引发了打车软件行业春节前后的一场狂欢，在一些城市，软件企业的最高补贴达到了20元。尽管一直有官方媒体批评，认为最终用户会吃亏，但是软件装机量和使用率大大增加，司机和打车者都非常高兴。

    马化腾还提到了互联网企业之间侵权罚款太少，利用广电部门闲置的电信频段等建议。类似的，雷军在介绍了小米的情况之后，也向李克强建议，现行的规定是6%以上资金投入研发才被认定是软件企业，享受各种软件企业的优惠，目的是为了鼓励研发，而当一个企业做得成功之后，可能利润率上升就会失去软件企业的身份，这点上，他希望总理能够给予关注。

    虽然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彼此之间有竞争关系，但是在面对“政府——企业”这样的关系时，他们会在照顾好自己的企业利益之余，为全行业争取和鼓呼，这一代企业家不再像旧式企业家只是简单的服从和支持，而是本身成为总理的参谋和专家，和本行业的管理者一起，成为李克强面对这个行业的手和眼。

    这固然需要新型的企业家，也需要新型的总理，智慧和勇气在这样的转变中是缺一不可的，他必须低调行事，在许多人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的情况下默默解开企业身上的束缚和绳索，让他们奔向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欢畅一游。

    这位说话简洁的总理和几十年前那个有主意的年轻人相比，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他信赖减法，但不会允许规则被打破和践踏。

    这从他在《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座谈会结束时的总结即可看出。他既指出“政府既有错位的地方，也有缺位的地方，要坚决放开那些不该管的事情，”也强调“同时也要坚决管住该管的。政府当前必须加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措施要硬，要让企业感到公平”。

    他深知平衡的奥妙，右手推动市场，左手掌控公平。在允许市场大步向前的过程中，他时刻强调政府对公平的保障作用。那是只靠市场无法完全实现的任务。

    他撒开了一匹名叫效率的骏马，也给马套上了一副名叫公平的辔头。(记者 高诗朦 汤涌 张伟 黄旻旻 实习生 徐欧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