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南区推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100万服务经费下沉到社区

家住齐东路的励先生每年都需要到所在地江苏路街道办理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手续，因为行动不方便，只能由80多岁的母亲代办。从励先生家到办事处，需要穿越一条长长的坡道，励先生的母亲每次都要走上二三十分钟。不过从今年起，补贴的办理地点由街道变成了家门口的社区，励先生的母亲只需要步行十分钟就能到。

办事路程缩短20分钟的背后，是市南区一场涉及街道、社区、组织、民政、卫生、审计等众多部门的体制改革，通过多部门的职能转变与下沉，市南区的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距离更近了，为群众服务的标准更高了，对群众诉求的反馈也更快了。

街道职能下沉，服务群众更近更快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市南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大量涌现，现有的基层党建模式和街道社区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城市基层治理的需要。街道层级承担职能过多、机构不合理，社区层级中设立的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简称“两委一站”）之间则有着权责不清晰、公共服务和管理作用不突出等问题。在这种陈旧的街道社区体制运行下，一些街道干部成了信息的“二传手”，习惯于把活安排给居委会干；而承担了大量行政事务的社区居委会在居民自治方面又“不善为”“不会为”。

为摒除街道社区里的沉疴积弊，市南区于去年9月底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实施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改革涉及街道、社区和区直部门三部分，在街道层面，取消街道招商引资等经济发展考核指标，推行扁平化的政务服务运行机制，将原有街道党政工作机构进行优化整合，整合后的街道共设置综合办公室、党建工作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公共安全办公室和城区发展办公室，取消原街道政府服务大厅，各办公室负责人由街道副处级干部担任，相应的职责也由原来的“分管”变成“主管”。

在社区层面，理清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职能。“社区党委是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社区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工作站是街道在社区设立的服务机构，主要承接党委、政府延伸至社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市南区组织部部长张伟介绍，改革后，部分街道副处级党员干部担任社区党委书记、兼任社区工作站站长，直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街道不再保留办公场所；而社区党委副书记由街道党员干部和社区居委会主任担任，同时吸纳驻社区单位、片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支部书记担任社区党委兼职委员。为了缓解社区的工作压力，市南区同步将社区服务群众专项经费由20万元增拨到100万元，并将工作人员增配到10—15名。

街道社区改革涉及的第三部分，便是政府职能的进一步下沉。由于原本由街道办理的服务事项下沉到社区工作站，组织部、民政局、卫计局、审计局等区级部门的部分职能也进行了重新梳理，截至目前，市南区已经有43项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服务事项下沉到了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老年优惠证、生育服务证、低保申报等事项。

“分管干部”变成“直管干部”

“此前我分管多项工作和多个科室，总感觉分管的工作多，而且上有书记、主任决策，下有科室人员推进执行，没有遇到急、难、险、重任务不需要自己去参与具体工作，只要做好传话筒、当好参谋官就行了。而现在我直接管理科室工作，所有的事情必须亲自上阵。”在4月份市南区召开的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推进会上，一位街道干部如此反思。市南区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之后，街道运行机制更加扁平化，原来的“分管干部”变成“直管干部”，还有部分干部直接下沉到社区，“事必躬亲”成为改革后街道干部的“新常态”。

八大峡街道西镇社区党委书记郭习堂告诉记者，改革前，他虽然担任社区第一书记，但由于是分管，他每周下社区的次数可能只有两三次，而且接触最多的是居委会主任及楼组长，与普通居民面对面的次数较少。改革之后，随着办公地点搬到了社区，街道干部真正做到了与居民群众“天天见”。

“干部下沉到社区后，我们明显感觉到社区服务群众的标准提高了，矛盾化解力度也加大了。”八大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乐余告诉记者，改革之后的八大湖街道共分成8个社区，其中5个社区已经与区直机关或企业签订了区域化共建项目，以党建为纽带，社区与驻地机关及企业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让更多的资源实现共享。“例如今年泰州路社区就与青岛市司法局实现了结对共建，司法局将帮助社区建立居民议事调解室，让法律专业人士帮助调解居民纠纷。”

改革后的社区有了更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为居民解难题的效率明显提高。

家住珠海路街道辛家庄社区的陈志萍老人经常到社区服务中心活动娱乐，由于腿脚不灵便，她每次攀爬社区的高楼梯时都很费力。于是陈志萍和很多老人、残疾人一起向社区提出建议，希望能有所改进。收到居民诉求后，社区党委立即开会研究方案，并在两周内在服务中心西南角修建了一条坡道，解决了此事。珠海路街道辛家庄社区党委书记谭思军介绍，“过去社区需要将居民需求报到街道，街道开会进行审议，再分拨钱款给社区解决问题，走完流程需要一个月。现在这种小事社区内部就可以协商决定解决方案。”

社区党委靠前一步

社区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原则上只承担居民自我管理的任务。但由于社区承接了大量下派的行政事务，加之人手短缺，居委会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完成行政任务。在管理体制改革后，市南区将社区工作站人员配备增加到10—15名，将居委会从行政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好地组织居民商议社区事务、开展各类活动。

“在处理社区事务中，社区党委要靠前一步，尽力发挥好党员干部的组织协调能力；居委会退后一步，让其职能回归到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江苏路街道大学路社区党委书记田立委向记者谈起他对改革的体会。

“作为居委会主任，我们现在有更多精力访民情、解民忧。”高邮湖路社区居委会主任叶银霞介绍，过去她天天忙着在办公室处理行政事务，而现在居委会可以做到居民有需求随叫随到，每周走访居民楼院两到三次。“走访过程中，确实发现了很多之前没有关注到的居民难题，”她介绍，在去年年底一次楼院走访中，她了解到一位重病老人领取独生子女费有困难，居委会多方协调，并最终帮其顺利解决了问题。

据了解，市南区近期还将出台《关于加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市南区加强社区居委会自治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市南区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等改革配套文件，以不断完善基层治理机制。（记者 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