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首日，对于目前正在美国硅谷工作的华裔女学者罗茜茜而言，这个年过得并不轻松。她在这一天实名举报了12年前作为她博士生副导师、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称陈小武曾对她以及另外6名女性学生进行过性骚扰，并在随后通过其在国内的律师公布了数份证据。

此事在新年伊始，引发舆论的关注。

实际上，近年来有关导师性骚扰女生等类似校园性骚扰事件时而见诸媒体。钱报记者在近日调查中通过多个渠道证实，虽然总体上性骚扰属于小概率事件，但此类事件的实施者和受害者，可能就在我们身边。

我省某高校曾做性骚扰调查

对于这次性骚扰事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官方通报，已暂停陈小武的工作，并对此事进行调查核实。陈小武则回应称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并鉴于涉及个人名誉，会保留一切合法权益。

关于校园性骚扰，不仅社会机构有过大量的调查，一些高校也在尽力借助调查结果的发布来警示或促进消除此类问题。

我省一所高校就曾在2016年做过类似调研并在其官微上发布过一个报告，虽然从科学专业层面来看或许调研方式和结果有所不足，但依旧是校园防性骚扰的重要警示手段。

钱报记者在这份公开发布的调查中看到，在由来自不同学校学生受访者参与的506份网络调查问卷结果中，超五分之一的同学明确表示遭遇过性骚扰。

该高校的调查结论里还显示，现实生活中同学们在遭遇过性骚扰后，大部分同学选择憋在心里。同时不管是现实或是假设，报警选项的比例都是最低的。

影响他们选择的，除了不想把事情搞大，还有的是觉得报警无用，报警也追查不到骚扰犯等想法。

那一晚我如何躲过老师的性骚扰

罗茜茜的遭遇看似只是个例，调查结果或有待细化，但实际上此类问题近年来在校园中被曝光的并不少，有的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记者辗转联系到一位曾遭遇性骚扰的学生。

“看到罗茜茜的那篇实名举报，让我很佩服，只是我没那样的勇气。”这几年来，每当周霞(化名)看到女性遭性骚扰，特别是女学生遭性骚扰的消息时，思绪总会被拖回11年前的一个夜晚，她觉得那是此生至今为止，最无法接受并漫长难熬的一夜。

那会儿她正值大二，性情活泼开朗。有名老师开了一门新课深受欢迎，上课风趣的他，也让很多同学尊敬。

“我课后跟他交流比较多，但都是好几个同学在课间一起去找他聊的那种。”有一天课后，这名老师喊住了周霞，“当时他说家里有几个爱好诗歌的友人聚会，也想邀请我去。”

这样的机会难得并且是聚会，于是她没多想就答应了。

“当晚，我如约前往，可家里只有他自己，桌上摆着一点酒菜。”周霞进门后这名老师告诉她，其他人将会晚到，他俩先吃起来，“当时我喝了一小杯啤酒，听他大侃特侃。”

坐等半小时后，依旧没人来，但这名老师从周霞对面起身坐到了她身边，继而开始勾肩搭背、动手动脚……

意识到不对劲的周霞赶紧起身谎称要去洗手间得以脱身。她在洗手间里待了一刻钟，期间那名老师还多次来敲门询问要不要帮忙。

强压着情绪并让自己冷静下来后，最终她决定不顾一切离开，“我慌忙走到客厅后拎包想走，可发现门被反锁了。而老师则过来准备抱住我。”

周霞极为肯定地说，那名老师当时并没喝多，处于意识清醒状态。

出门受阻后她被这名老师拉住，恰好此时有同学打来电话，她赶紧接通并放大声音告诉同学自己在哪里，“但我并没说自己遭遇了什么，这个电话让那名老师立刻就收敛多了。”

但收敛只是暂时的，电话一挂那名老师随即挡到了门口，周霞慌忙再度躲进洗手间并反锁了门，“那一整夜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敢跟同学们说起这件事情，就在洗手间里躲着，不管他怎么敲门怎么说我都找借口搪塞，直到天亮。”

熬了一整夜后，那名老师也疲倦了，周霞才勉强脱身离开。“这事儿至今都让我无比紧张甚至感到恶心，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和我有类似遭遇的同学。”

大多数骚扰事件不了了之

周霞的遭遇是近年来时有曝光的校园性骚扰事件中的一起，相比之下，她还算幸运，至少安全脱身。

2014年刊发于《妇女研究论丛》的论文《学术性骚扰的共犯性结构：学术权力、组织氛围与性别歧视》是研究校园性骚扰的重要参考之一。

钱报记者联系到了论文作者、性别平等传播倡导组织新媒体女性的发起人李思磐。

她告诉记者，在面对个案发生时就扩大谴责范围其实并不理性，她认为从大面上说此类还是小概率事件。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项目主管韦婷婷也向钱报记者提供了一份由她撰写、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等组织联合操作的《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通过6592份样本和上百份口述内容组成调查结果显示，有69.3%的受访者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女性又占到75%。性骚扰事件中有六成是陌生人，有近一成是学校上级(领导、老师、辅导员等)。

此外超过五成的性骚扰发生在校外公共场所，而超过四成性骚扰发生在校内公共场所。在学校内更易出现和高发的是性别骚扰和不受欢迎的性企图，性强迫这一类较为严重的性骚扰行为则更容易发生在校外和校内的私人场所中。

在长年调研中李思磐发现，这些加害人并非普通的高校老师，因为普通老师并没有太多权力，“一般老师不会使用强制性的权力，但有些老师则很明白自己手里的牌，他就会将哪怕小小的权力也发挥到极致。特别是利用他的荣誉称号、思想和学术影响力、学术资源等，以此甚至不惜利用公共资源来交换、谋取各种私人利益，包括性利益。”

不过李思磐一直强调，此类涉及知名学者教授的事件应该只是小概率事件，而不宜盲目扩大谴责范围。

但为何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

李思磐认为其实是高校没在这方面形成比较好的制度化解决方式，“遇到这样的状况，更像是公关应对，外界压力和非议多一点就重视处理，舆论风暴不够，就可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