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电视问政”直播开始。

　　2013年12月25日，圣诞节。下午5点半，副总编辑黄德刿没来得及吃晚饭，就从武汉广播电视台办公楼开车前往3公里外的直播厅。两个多小时之后，他和同事将组织一场“期末考”。

　　这场考试持续了5个晚上。考生，是武汉多个政府部门的一把手；考题，是针对围绕市政府年初承诺整改的“十大突出问题”暗访拍摄的短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网络名人及媒体记者的现场发问。

　　一把手进“台”赶考，其背后是武汉自2011年4月发起的“治庸问责”行动。当年11月，武汉电视台承办了“电视问政”节目。次年，节目改为年中、年底各办一次。有人认为，论犀利程度，今年的“期末考”不及以往。

　　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没有回避这一说法。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视问政正由“问责”向“沟通”转身。

　　每次回来都挨批评

　　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一位负责人有些“纳闷儿”：局长上过好几次电视问政，为什么每次回来之后都要挨批评？

　　2012年7月，武汉市食药监局局长杨泽发第一次参加电视问政。彼时，他履新不到半年，此前从未接触过食药监领域。他感到上节目有压力，但别无选择：“上级有要求，群众有需求，你能不上？”

　　直播现场，杨泽发的举动让所有人意外。在目睹违规小作坊的短片，并回答几次提问之后，杨泽发弯腰90度鞠躬致歉。

　　“当时这个鞠躬谁也没想到。”参与制作那段暗访视频的武汉电视台编导黄艳说。

　　是时，武汉市纪委暂未明确提出从“问责”到“沟通”的转变。直至2013年7月“期中考”，火药味浓重的“对峙”仍频繁出现。

　　比如，杨泽发对食品安全问题表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武汉大学一位教授随后问：“没发现，就不查处吗？”杨泽发嘴角一咧，没有说话。教授追问：“很难发现吗？老百姓能发现，记者能发现，我们杨局长为什么发现不了？”主持人则跟进：“是不想发现，是不敢发现，还是不能发现？”

　　听到杨泽发解释、致歉时，这位教授或用力点头，嘴角上扬。杨泽发的表情则僵硬许多。

　　武汉市食药监局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那次鞠躬让杨泽发受到了同事的批评，“因为这事当时并不归食药监局管，杨局长却把它揽下来了。”

　　杨泽发告诉记者，那时他认为，大多数市民难分清什么事归什么部门管，只知都归政府管，“在市民眼里，我当时就代表政府。官员的脸面重要，还是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重要？”

　　2013年，杨泽发决定不再“揽”了。当被问及武汉黄陂区的小作坊执照问题时，杨泽发请黄陂区负责人先作解释，理由是，他认为问题之一出在黄陂区机构改革还没到位。

　　坐在观众席的区负责人回应，该作坊位于整体拆迁地区，没有房屋产权证，故无法办执照，“请市食药监局看看，能否变通办证？”

　　“你们是互相踢皮球吗？应该加入中国足球队吧。”主持人笑言。第二天，武汉各大媒体都报道了杨泽发“踢皮球”的事。

　　受到媒体关注的不仅是杨泽发。电视问政次日，当地报纸往往会投入较大篇幅进行报道。

　　事实上，从2012年起，食品安全问题均摆在武汉市每年年初承诺整改的“十大突出问题”之列。其余突出问题如公务活动奢靡浪费、居家养老服务功能较弱等等，是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网络媒体、电话抽访等渠道归纳的。

　　车延高告诉记者，一年两次的电视问政正针对上述问题，年中“期中考”重点针对问题进行曝光，督促整改；年底“期末考”则侧重呈现、概述全年的成绩和不足，如明年需继续整改，有关部门再进行进一步调查。

　　官员“觊觎”的暗访短片

　　每年两次大考，暗访短片无疑是最令“考生”害怕的。而最让“考生”担心的还有节目的直播形式。“如果是录播，肯定会有官员要求删去一些东西，维护自身形象。”参与策划的副总制片人何志强告诉记者。

　　事实上，无论是直播还是播放暗访片，最初都曾遭遇阻力。2013年12月26日，“期末考”开考第二天下午，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临直播厅，“支持你们，给你们撑腰”。

　　这位市委书记是2011年年初走马上任的，随后展开了“治庸问责”、“电视问政”。

　　一位市委常委透露，有一次节目开始前，阮成发曾在直播厅试着连线前方记者。阮随口问记者在哪里，记者答“我现在不能告诉你”，阮成发问：“我问你都是保密的？”记者答：“就是保密的。”

　　在何志强看来，这是成功的保密工作。在节目直播之前，何志强多次遇到官员或官员的秘书向他打探消息。何志强均以各种理由婉拒。

　　从业6年的黄艳也说，当有人开始知道她参与电视问政，也会试着“挖内幕”。

　　“如果你告诉给了哪个单位，你就去那个单位上班。”武汉电视台一位领导曾向手下放过狠话。

　　漫长的制作周期加上众多的知情者，保密并不容易。一位编导告诉记者，她的一段暗访节目曾制作了3个月左右；而主持人有时能提前一周拿到部分短片，以熟悉情节、设计问题。

　　“作为被问政的人，总希望自己对某些问题能答得客观一些，征得社会各方的理解。”已两次被问政的车延高说，他每次依旧紧张，而上台的前一天，别人才会告诉他大概问哪些方面的情况，“但具体问什么问题是保密的。”

　　“要我提前去背一些东西，我做不到。没有时间，只能是你问我什么，我就按照平常工作中已掌握、消化的情况现场作出问答。”车延高说。

　　武汉市城管委主任干小明亦坦言，因为工作较忙，他没有太多时间考虑电视问政的问题，“有所准备，但准备的时间很少。有时间一定好好准备。”

　　中国新闻网报道显示，为了应对电视问政的暗访短片，曾有官员事先准备近200个问题，有单位对各种问题进行集中排查，甚至有单位提前模拟演练“电视问政”。

　　“威力特别大”

　　在电视问政的受益者刘海英看来，这档节目“威力特别大”。

　　刘海英与电视问政结缘于2012年。这位武汉市南湖新村经济适用房的居民发现，小区的屋顶、墙体、电梯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后久拖不决，她联系了武汉电视台。

　　刘海英知道电视问政这个节目，但不清楚自己的事情会上“电视问政”。7月，刘海英和几位居民应邀来到了直播现场。

　　她没想到的是，一位居民当晚离开直播厅还没到家，即接到家中来电，称已有人上门了解情况，“第二天早上，认识的、不认识的领导，区里的、市里的领导，都来小区了。”

　　参与报道此事的武汉电视台编导刘敏智告诉记者，电视问政与日常舆论监督报道的区别之一在于，前者能直接与一把手对话，让作出公开承诺的被监督对象无路可退。

　　在车延高看来，问政治庸针对的，是没有大到严重违规违纪、刑事责任，但属于作风建设中的普遍现象，且老百姓意见非常大的问题。“通过治庸，实际上是践行群众路线教育中所要求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治庸办抓的是‘小题大做’。但是，当你连苍蝇都不放过的时候，恐怕谁也不敢做老虎了。”身兼武汉市治庸办主任的车延高打了一个比方。

　　根据公开信息披露，武汉市2012年“治庸问责”已查处一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和损害发展环境的问题，全市全年共问责94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6人、组织处理774人，涉及局级干部7人、处级干部148人。

　　“事后发现，一些被问责的人，电视问政的表现都有些‘遮遮掩掩’。”一位关注多场电视问政的媒体人说。

　　争议中的转身

　　多位现场观众告诉记者，电视问政的“麻辣”程度不如以前。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武汉市纪委、武汉电视台多位负责人均坦言，电视问政正在从“问责”到“沟通”转向。

　　电视问政节目的主持人柳莺身兼武汉交通广播总监，不过，她连续两年向交管局局长问政。“照理这是很尴尬的事情。”柳莺说，但是，她是心平气和地探讨如何优化武汉的环境，“我不会想到站在哪一方，群众和交管本来就不是对立的。”

　　柳莺举了一个例子。武汉市某路段的护栏上连起了铁丝网，原因是很多人翻越护栏。翻越护栏自然给交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铁丝网显然不符合现代城市的治理理念。她认为，应该让双方对事情有基本理解之后再探讨问题，而非一味追求戏剧性和冲突。

　　后来，李顺年兴奋地给柳莺打了电话“跟您报告，这样行不行”。他的设想是，可试着把护栏升高，再搞些绿化，写几块提示牌。

　　在车延高看来，官员也想解决问题，但在解决过程中，新问题又会不断产生。“放大来看，有些问题是谁造成呢？平心而论，还是各个社会人。如果大家只对官员施加压力，而看不到社会问题，看不到造成问题的个体，有些问题还是难以根本解决。”

　　两次参与电视问政的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王国华发现，电视问政推行3年，一些官员显得较有经验，回答问题能对答如流，且态度比较认真。“我感觉，官员对期末考的准备比期中考更充分，更有应对策略”。

　　黄艳也说，一些官员逐渐明白在舞台上该如何表达，也懂得如何直接面对问题。

　　不过，不少观众的担心随之而来：问责转向沟通之后，官员进“台”赶考是否还能有压力？问政会不会逐步退化为温和的“表演”？会不会有“泄题”的行为发生？

　　“1、节目主办方笼子缩小了；2、主持人变温和搞平衡了；3、技术手段太重形式了；4、问政对象应对能力提升了；5、观众新鲜劲头过去了。”网友“我在蓝色天际”还在微博上归纳了5点观后感。

　　王国华坦言，在他的一些朋友看来，官员被问得直冒汗的确很解气解恨。但是，并非一定要把场面搞得火爆、充满刺激性。

　　他认为，公民与官员希望进一步沟通，但这很难体现在具体的栏目策划中。虽然目前有的问题暂时没问到点子上，有些话题暂时没全面研究，可电视问政的完善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我们还是有很多期待在里头。”

　　车延高解释，武汉市举办电视问政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让群众在干部转变的过程中，能对干部的清正、政府的清廉、政治的清明有所体验。

　　“作为党员干部，你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就应该把事做好。但是，这不应只是单纯的指责，而应该是通过由问责过渡到沟通，最终大家互相理解，形成一种社会的共力。”车延高说。

　　作为普通的创作人员，刘敏智对电视问政的前景比较乐观，尽管有人担心电视问政是否会“人走政息”。他认为，当电视问政变成一种制度安排，便不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那时，会形成社会共识，唤起公民意识。”

　　而作为体制内官员，干小明认为，未来电视问政的范围还可拓宽，比如加入教育、卫生、住房等问题。

　　“哪一件事情不敏感呢？你既然要改正作风，我觉得担心没必要。”这位城管委主任听说过一些人对扩大问政范围的担忧，“问政可以促进工作，难道，这些问题还要比质疑城管制度的还尖锐？”

　　本报武汉12月3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