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以前,网络上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帖子:
“假如一个国家穿了60年秋裤,就再也没可能脱下它了。”—1953年,苏联遗传学家李森科对斯大林说这句话的时候,数以亿计的秋裤没有经过任何论证,正源源不断地在中国强制推广……放眼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的人民穿着秋裤:中国和朝鲜……给人穿上保暖的衬裤,人双腿和关节的抗寒性就会在几代之后丧失,变得完全无法在高纬度地区活动。李森科期望穿秋裤导致中国人失去在苏联远东地区生存的遗传基础,并带来体质弱化等一系列副作用……从而巩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永久占领。
坦率地说,这个谣言能够传开,真的让我有点惊讶。别的暂且不论,秋裤作为一种保暖衣物和别的衣服有什么区别吗?如果穿上秋裤真的有损抗寒能力,那秋衣、毛裤、羽绒服、帽子、手套、棉靴难不成也都是阴谋?还有热炕、暖气和空调呢?
但既然它的的确确传开了,那么我们也就奉陪到底,好好分析一下它的内容。虽说它本身很荒谬,但里面倒是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
外国人也穿秋裤
日常谣言中最常见的“论据”就是“外国人都怎样,中国人却怎样”。当然这从逻辑上就是残缺的,中外差别本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更有趣的是,现实中外国人通常都不是流言所说的“那样”。
美国人其实吃转基因食品,而且消费量居全球前列;日本人其实吃鱼生也得寄生虫,而且海鱼寄生虫发病率遥遥领先;德国人其实没有宪法禁止学前教育,它取消的只是历史上的一种富人专属学校,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在秋裤这个例子里,也不例外。如果我们把秋裤定义为“长腿的、穿在外裤里面的衣物”,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秋裤绝对不是上世纪50年代才发明的,也不是只有中国和朝鲜人在穿。事实上,穿两层裤子这种行为在西方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那时的欧洲人因为骑马的方便已经普遍抛弃了罗马式的袍子。服装史学家称那时在里面的裤子为“drawer”,外面的则称为“breech”。
今天的这种略带紧身、以保暖为目的的秋衣秋裤在英语里一般合称为Long underwear或者Long johns。这种样式的秋裤可能最早于17世纪在英国出现,到18世纪的时候成为流行的睡衣,后来也成了保暖用内衣。只需搜索一下“Long underwear”这个词就可以看到大量穿秋裤的老外。
不过,当下在欧美寒冷地区的人们穿秋裤的比例的确要低一些,但主要原因是良好的室内保暖条件以及“以车代步”的生活方式的普及。很多欧美秋裤广告上都会指出他们的产品适合户外工作时穿着,其实和我们的秋裤定位也相差无几。
抗寒力由何而来
所谓抗寒,就是面对外界寒冷环境,保持自身体温不下降的能力。人体本来就有相当不错的体温调节能力,这些能力还可能一定程度上得到“锻炼”,有些人还会因为遗传因素比别人更抗寒,这三个因素构成了人的抗寒能力。打个不严谨的比方,这就像是路上开车,有些人是习惯性开快车,有些人是技术好能比别人开得快,有些人就是车子引擎好。
先说第一个因素。人类是“温血动物”,不但自身能产热,还能通过调节血液流量等方式改变热量的分布。穿同样的衣服,10℃如果没事儿,5℃也没事儿。只不过每个人都会养成个人习惯,在什么温度下穿什么衣服,身体感觉有多冷的时候该喊“冷”了。这都是心理上的习惯,改变起来也不难,完全不是大事儿。
有趣的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北方人往往比南方人更“不习惯”冷。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样:人在感觉到冷的时候,会减少血液向四肢的流量,因为四肢的相对表面积比较大,散热更快。有些人冬天手脚冰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这样做虽然减少了散热,却也影响了四肢末端的正常运作,如果外界温度降到很低,可能会导致冻伤甚至坏死。对于南方人来说无所谓,环境几乎不会冷到冻伤的程度;但北方人可是真真切切面临这个危险。北方小孩小时候出去打雪仗,家长总是要备好厚厚的手套、靴子和帽子,正是要重点照顾手、脚和耳朵这些危险的边缘区。很可能是出于这一习惯,让北方人对环境降温在心理上更敏感、更倾向于添衣服。类似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冬天血液流向四肢的量会明显减少,爱斯基摩人却不采用这种策略,而是穿厚衣服、大块吃肉。
第二个因素就不光是心理作用了,而是生理发生的改变,术语叫“驯化作用”—但不是把野生动物驯化成家养的那个驯化,而是指生物面临一段时间的环境改变后,调节自己的整体生理状态使之更适合环境。不过这也不能叫“适应”,因为遗传物质没有改变,也不会传给下一代。
驯化作用在人类里其实没有特别良好的记录,都有衣服有房子了,谁闲得没事让自己长期挨冻啊。但我们在很多动物身上都观察到了明确的现象。比如,实验者让动物在寒冷环境中暴露几天到几个星期。一开始它们靠打冷战来取暖,但逐渐地它们的棕色脂肪组织就开始增加,这些脂肪的主要作用是直接产生热量。与此同时,它们体内的儿茶酚胺类激素的分泌大幅增加,特别是去甲肾上激素;不但数量增加,就连敏感度也随之提升。就算让它们离开寒冷环境,这些特征也不会立即消失。这就是驯化作用的力量。
我们日常听得更多的可能是“贴秋膘”,到了冬天就积累更多的脂肪,但人类是不是这样依然有争议—的确一般人冬天都会变重一点儿,但这恐怕是因为冬天人们变得更宅、吃得更多,而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感觉到冷所以主动添加保暖脂肪。
而第三个因素,就是遗传作用了。不得不承认,的确有些人天生就比别人更耐冷——也许是他们产热能力更强,隔热能力更好。
但幸运的是,前两个因素可能因为秋裤而改变,却不能遗传给后代;第三个因素能遗传,却不会因为秋裤而改变。就像你开车时可以改变习惯开得更快,也可以训练提高车技开得更快,但你能留给孩子的唯一东西—车本身—却不会因为你开快车而变得更强。
器官能“锻炼”吗?
流言里说,“给人穿上保暖的衬裤,人双腿和关节的抗寒性就会在几代之后丧失”。显然,这是在说拉马克的用进废退遗传学—认为锻炼而来的生理改变可以传给后代。可惜,这个观点早已被推翻了。还记得中学课本上的长颈鹿吗?长颈鹿就算天天伸直了脖子去够树叶,也不会因此让后代的脖子更长。
其实把用进废退栽到拉马克头上有点不公平,因为“越用越发达,越不用越退化”的想法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而在19世纪初,这几乎是“常识”了,甚至连达尔文都没有否认这一点。拉马克的学术研究不在于提出了用进废退,而是把它和获得性遗传结合起来用来解释物种发生变化的原因,这个才是他的独创。
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了。
首先,“越用越发达”这个说法只对某些特例成立。人类的肌肉和骨骼的确可以因为合理锻炼使用而变得强大,但不正确的使用也可以导致受伤甚至报废。接触某些病原体可以起到免疫的效果,但是除非是专门设计的疫苗,不然往往得不偿失。相当一部分其他器官则完全没有这回事,比如多数毒药长期接触不会产生耐受性,只能导致慢性中毒(砒霜恐怕是少有的几个例外之一)。事实上几乎所有器官的使用都伴随着损耗,只不过对于肌肉和免疫系统这些领域,人体生理采取了近似于“预备队”的机制,哪里出现需求就往哪里投入资源。但这些是特例,不能随便外推的。
其次,就算是那些可以“锻炼”的器官,也没有什么简单机制能让它传给后代。拉马克时代人们对遗传的具体机制一无所知,只能想当然地觉得一个人的一切身体属性都会传给后代;但是后续的科学进展证明并非如此。孟德尔发现决定性状的因子是离散的,不是一团糨糊的连续体;随后魏斯曼提出了种质学说,指出生殖细胞和体细胞是分离的,后者就算发生改变也不会自动影响到前者;最后则是由克里克提出了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指出信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由DNA向外传递,而不能反过来。
这些年我们对遗传学又有了新的理解—表观遗传学领域。虽然DNA本身序列不能以获得性的方式改变,但针对DNA的修饰却可以。而这些修饰看起来甚至能部分地打破生殖细胞和体细胞的分割,并部分地影响后代—不幸的是,这些修饰作用相当有限,而且还在逐渐衰退,维持几代之后就没有了,不能固定到DNA里面成为真正的遗传基础。表观遗传学是热门的新领域,它在发育上非常重要,但几乎所有人都对它在演化上的意义很不乐观—如果它能在演化上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早就该发现了。
总而言之,在秋裤这个案例上,是不能指望获得性遗传的。
顺便说一下,流言里提到的李森科,他倒真是主张用进废退,而且借政治势力成功上位了,但结果就是几乎毁灭了苏联遗传学界,也对苏联农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抗冻与人类文明
但是,保暖衣物还真的是有一条可能途径来影响人的抗寒能力的,这就是通过自然选择。不过,走这条途径可是很麻烦的。
基本原理也简单:当天气足够冷、穿的衣服足够少的时候,总是会冻死人的。如果存在某个“抗冻基因”让人不容易冻死,那么每冻死一个人,“抗冻基因”所占的比例就在人群中多了一点儿,天长地久,也许经过成百上千年的积累,整体人群就都变得更抗冻了—好吧,这就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
可惜,要达成这个“美好”的前景并不那么容易。现实中天冷会冻死多少人呢?大部分人一觉得冷就穿上衣服、迁徙到温暖的南方或者整天躲在屋里不出来,于是毫无效果。更何况,这个过程所花的时间实在太过漫长,假如一个没有“抗冻基因”的人有1%的概率在生孩子之前就被冻死,那么这个基因扩散到全部人群大概需要1000代,这对人类而言就是两万年。到那个时候人类文明还存不存在,都是未知数呢。
更要命的是,在这则流言中,李森科试图采用的办法是消极的:通过推广秋裤来阻断这个自然选择过程。假定这个“抗冻基因”没有任何坏处,而秋裤又让它不能发挥好处,那只能等待它随机漂变,以及被突变破坏了。这两种方式都十分不靠谱:随机漂变顾名思义是完全随机的,越漂越多也完全有可能,而且总的来说人群越大漂得越慢;突变更是不能指望,人类碱基突变率大概是每代三千万分之一,那么每一代平均每个人在某个特定基因上发生突变的概率大概是万分之一左右,而且这个突变还不一定有效果。刚才1%的选择都要花两万年,现在这万分之一的突变真得等到沧海桑田了。为这么遥远的事情计算,这也未免太高瞻远瞩了一点儿吧……
我们不必讨论这些莫须有的可能性,因为同样的过程正真真切切地在我们生活中起作用。在文明之前的人类,死掉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跑得稍慢一点儿就是死,力气偏小一点儿也是死,免疫力略差一点儿还是死;但现在我们有了分工,有了农业,有了卫生,有了医学,有了社会保障,有了绿色革命,有了遗传工程,这些要求都放宽了,自然选择的淘汰力量也大大减弱了。以前会死的那些人,现在很多都能活下来了。
这是人类在退化吗?我不这样认为。自然选择固然可以提升某些指标,但每一次选择都要以一些人死掉为代价。我们可以放弃现代文明,这样会有很多身体脆弱、免疫力低下、有先天缺陷的人死掉,但谁知道其中有多少聪明的人、敏锐的人、高尚的人、伟大的人呢?谁又能预言未来跑得快的人一定更适应世界,画画好的人就一定不适应呢?
自然选择最大的缺点就在于不能预料未来的环境,一旦环境剧变就抓瞎;而人类文明虽然减弱了自然选择的效果,却大大提升了多样性。某种意义上,掌握着文明多样化的人类才是适应力最强的物种,而用石器时代的“好”标准来要求现代人类,未免太过狭隘、太过短视了。
也许说到底,一边在改变我们的环境,一边又在帮我们应对这个变化中的环境的,其实是人类的文化,而和我们的生物演化、我们的躯体特质没有多少关系。也许决定文明兴衰、人类存续的核心因素,不是谁更耐寒冷,而是谁创造的文化更加辉煌。
从这个意义上说,穿不穿秋裤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违背事实常理的谣言广泛流传,恐怕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