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约90%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没有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最早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用来形象描述经济体特殊的停滞徘徊期的。它在比较全球不同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产生，属于在实证数据的比较中可明确观察到的一种统计现象。

    基于人均国民总收入这一指标，世行将全球各个经济体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划分标准的上下阀值逐年上升。从世行2014年最新发布的2012年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来看，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4270美元，站在了当年世行上、下中等收入分界值4085美元的上方，成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近50年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13个国家和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上中等收入上升为高收入经济体。从世行发布的2012年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来看，处于下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有49个，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有48个。目前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中，有20个已经居于其中超过16年，有的甚至达到了三四十年之久，未能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

    面对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约90%不能如愿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前车之鉴，我国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坚克难，升级发展，就难以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黄金发展期”的特征正在消退，而“矛盾凸显期”的特征日益显现

    当前，虽然我国已成功跨越了“下中等收入陷阱”而站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但“黄金发展期”的特征正在消退，而“矛盾凸显期”的特征日益显现，正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第一，技术赶超压力巨大。当下，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不断加速，我国后发赶超时间更加紧迫，越紧迫则越容易追赶不上，越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二，全球发展格局钳制，贸易摩擦制约接踵而至。发达经济体在贸易摩擦中的打压，以及需要按照先行发达者制定的“游戏规则”来发展，我国后发赶超势必会承受先行者的压力和排挤。第三，能源、资源、环境制约表现为“胡焕庸线”格局下的“三重叠加”，集约增长刻不容缓。必须以“非常之策”破解这个“非常之局”，我国才能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第四，未富先老，创新领军人才匮乏。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已明显老龄化，而且劳动力和整体人力资本结构不良，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发展需求存在不适应的问题。第五，制度创新亟待实质推进，管理技术创新空间迫切需要拓展，文化“软实力”也有待提升。如不能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化解“官本位”“行政化”对教育、科研的压抑而有效推进创新创造，我们将面临“劳动力低廉方面竞争不过低端经济体，高新技术与投资环境方面竞争不过高端经济体”的窘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经济进入新常态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经济增速要守住合理区间，既要“去产能、去杠杆”又要“保民生、稳就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要有效结合等等。粗放式发展模式显然不可持续，“帕累托改进”空间已大为缩小，改革已然进入深水区。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中国，惟有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引领新常态，成功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型升级，主要应在供给侧实现。“三驾马车”所强调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动力体系认知，只有联通至基于结构优化的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可能完整。而结构的优化机制，必须依托于以改革为核心的有效制度供给。必须全面深化改革，依靠有效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力量，加上有为、有限政府理性的政策供给，对经济结构进行升级。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为改革进入深水区后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寻求解决之道，从而释放制度红利，形成激发经济社会活力、潜力的有效制度供给长效机制。国际竞争现实已不允许我们再常规地、跟随式地经历以平均利润率机制主导的漫长的市场发育及自然的经济结构优化过程，这就需要我们从供给侧打造一种比自发的市场配置更强有力的机制——政府理性主导机制，并使之与市场机制叠加发力，同时整合技术后发优势，这样才能更好实现“追赶—赶超”。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将成为我国迈向现代化道路上进一步打开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空间的重要一招。立足“十三五”，放眼中长期，只要我们紧紧抓住供给侧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实质性的结构性改革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生产力，我国就能相对顺利地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