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假期因为城管来得稍晚，沂水路上的早市又在早上7点之前出现了

上个月在本市一起拆违冲突中，城管郑清涛为搭救小贩被烧伤

    4月2日清晨5点的沂水路，天气微冷。水果小贩白军(化名)站在自己的面包车旁，看着远处的城管执法车。“今天还是不让摆摊。”他的妻子，正在后边搬一箱小西红柿，思考了一会儿，还是放回了车上。车里的水果摊是全家的生计。这将是艰难的一天。

    就在同一天，市政府召

开全市农贸市场整治提升年活动动员会 ，34处早夜市要被取缔，沂水路早市赫然在列。

    这天城管孙伟(化名)起得和白军一样早，他也来到了沂水路，打算一一劝退在这里摆摊的每一个像白军一样的人们。迎接他的，是小贩们的抱怨、哀求或者咒骂，这让他丝毫找不到执法者的尊严。他知道小贩们来这里只是为了生计，但他的工作同样与生计有关，还有职责。而舆论总是站在小贩们一边。对他来说，这也是艰难的一天。

    小贩与城管 ，两个如今都在自称“弱者”的群体，几乎天天都在全国各地上演这样的矛盾。

    3月20日，在青岛的大山宝城小区，在一起拆除违法建筑的执法行动中，一名商贩与一名城管双双被烧伤。

    3月17日，在广州，正在执法的城管队员苏家权被商贩连砍七刀，其中5刀伤在头部，最长一刀从耳朵伤到嘴角。

    3月6日，广州的女商贩李盛燕被城管掐住脖子的一组照片出现在网上 ，在旁边的还有她的女儿小欣欣，引起了全国网民的激愤……

    城管与商贩，何时才能前嫌尽弃平等对话？白军和孙伟，何时能不再只是彼此提防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哪是买菜，是偷菜”

    在不能摆摊的这几天里，白军开始到昌乐路进货。“进的量小，没必要跑一趟水果批发市场。”

    每天的五点钟左右，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开着他那辆银色的面包车来到沂水路。车上，载着他的妻子和水果 。在他来之前，城管的执法车早已停靠在路边。

    “什么时候才能摆啊？”白军显得很不耐烦。

    不能摆摊的第二天，在白军旁边卖肉的即墨人老孙，已经开始出去找工作了。“总得活着吧，万一真没有地方摆摊了，怎么办？”出去找了三天，老孙却发现自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没有这个城市需要的技能。

    大多数人还是跟白军一样，每天都到沂水路来，静观事态的变化。

    有些胆大的，悄悄打开面包车的后盖，偷偷地卖。“就跟地下党接头似的”，一位刚买完菜往回走的老太太说。

    “这哪是买菜，是偷菜！”老孙跟着起哄，大声喊着。

    白军在一旁不动声色，远远地看着在沂水路来回走动的城管。

    1992年，胶州人白军来到青岛，开始卖水果。那一年，他才22岁。初中毕业之后，已经在家里做了几年农活。

    刚来青岛时，白军发现，在这个城市，自己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工作。于是，和许多老乡一样，他开始摆摊卖水果，成为了本地人眼中的“流动摊贩”。

    1999年，就在白军搬到沂水路的第三年，当时27岁的孙伟正式成为了一名城管。他是青岛的第一批城管，在前一年，青岛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六个城市实行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城市之一。

    在报考城管之前，孙伟正在经商，“做进出口贸易”，在他当时的名片上，名字的下边写着“经理”两字。

    即使在报名时，孙伟也并不知道城管是干什么的，“父母觉得是事业编制，比较稳定。”孙伟的父母都是比较传统的人，觉得做买卖是“不务正业”，想让他找个“稳定的工作”。

    一句“稳定”，就让他干到了现在。

    无声的对峙

    在沂水路早市，没有多少人对城管有好印象。

    “这里的早市都二十多年了，怎么说取消就取消了。”83岁的武军过来激动地向记者诉说，住在附近的他几乎每天都来这个早市买菜，可是，早市被取缔后，他没有地方可以买菜了。

    “这附近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以买菜，取消了，让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上哪里去？”武军说，从中山公园一直到这里，没有一处农贸市场或者超市。

    “城管就是图省事，一清理就完事了，不管我们老百姓方不方便。”听说记者的身份，买菜的市民李大爷凑过来向记者表达他的不满。李大爷对城管的印象向来不咋样，在前些年，他不止一次地看到城管抢夺商贩的货物。

    白军对城管的印象也不好，即使他每次见到城管，都是态度友好地马上把摊子收起来 。这样无声的“对峙”，已经持续了10余年。

    虽然是“游商浮贩”，但白军有着自己摆摊的固定地点。在沂水路摆完早市后，他会把剩余的货拿到四方路和芝罘路附近去卖，在那里卖一天。

    为了能够“安安稳稳”地做买卖，他轻易不会和城管发生冲突。“我天天来，要是得罪了城管，就别想干了。”

    在遇到城管时，他多半会马上收拾东西离开。即使遇上城管扣他的货，他也会主动去交上罚款，而不是跟城管动手。

    他至今都不会忘记2005年，他在四方路和芝罘路路口摆摊卖菜的那一天，他连车带菜，被城管一锅端了。“他们什么也没说，上来就开始把菜往车上扔。”白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摔坏了不少西红柿。把菜都装到车上后，他们就开走了。“交了七百块钱罚款才赎回来。”白军用的字眼是“赎”，而不是交罚款，即使他知道，自己的确是“违法占路经营”。

    “在那个时候，城管跟你没道理讲。”白军曾经一次又一次听说或经历着躲避城管的惊险故事，有一次在芝罘路上，白军跑到了自己所租房子的楼上，城管依然上楼去找他。

    白军说，最怕一个人落单的时候，“他们不跟你叨叨，一上来就先抢电子秤”。一个就要一二百块钱的电子秤，显然要比几斤水果贵得多。

    他也想过给城管送点礼，“这样他能照顾照顾你。”他的一位老乡就是这么干的，遇上老乡一个人时，城管很少会管他。“碰到有大规模清理时，还能给他提提醒。”但白军又觉得不甘心，“反正我都是和人家一块儿摆，无所谓。”

    其实也不是所有城管都凶。当孙伟走过白军的摊位时，也只是说一声：“别卖了，快收起来吧。”语气早已由前些年的命令，变为了现在的劝说，甚至是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