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花人老高家的情况见报后，很多读者发来短信表达同情，而凤阳县红心镇出来的其他卖花家庭是什么样子？当地是不是很多人都出来卖花等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安徽省滁州地区凤阳县的红心镇，家长带孩子出去卖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2005年前后达到顶峰。“那时候有人卖花赚钱回来了，大家就都跟风出去卖花。”第一代卖花童代乐的父亲说，后来走出去的人多了，也知道了很多其他打工赚钱的方式，加上现在的家长都心疼孩子，近年来，外出卖花的人已越来越少。

　　首批卖花童如今已成年

　　红心镇最早出去的一批卖花童现在都已经成年了，他们中多数人已经结婚，并且都在外地发展，虽然目前从事的行业不同，但不管是打工、上学还是自己当老板，至少这些人家里都盖起了两层小洋楼。外出卖花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昨日，记者多方打听试图找到红心镇最早一批外出卖花的孩子，但得到的结论是，这些孩子几乎没有在家的。“全国各地都有，他们都过得很好，一般只有过年才回来。”镇上一家商店的老板说。

　　经过打听了解到，红心镇驻地的“乐乐大浴场”老板代玉利家的几个孩子在2000年前后都出去卖过花。记者来到这个浴场的时候，大门关着，只有代玉利86岁的母亲钱老太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乘凉。老人现在和大儿子代玉利一起住在这里，43岁的小儿子代玉胜仍住在他们的老家大谢庄。看到有人来了，因脑梗塞导致身体残疾的老人弓着腰，一只手扶着小板凳慢慢地挪回住处。

　　“小儿子家里困难，孙子还不到4岁的时候，儿媳妇死了。后来大儿子带着孩子到辽宁锦州卖花赚到钱了，俺又叫他带上了小儿子家的孙子，好帮帮小儿子家。”钱老太颇有些骄傲地说，现在两家都过得挺好，几个孙女都在外地赚钱，这个小孙子也考上了大学好几年了，都很有出息，这还是靠卖花赚钱了。

　　给老爸投资开澡堂

　　“以前家里日子都非常苦，饭都吃不上，现在日子好过了，当年出去卖花的几个孙女给家里盖起了大房子，还给大儿子出钱开了这个浴场，平时大儿子在家坐着烧烧锅炉就能赚到钱了。”钱老太说，现在的生活是以前不敢想的。

　　钱老太热情地让记者参观她儿子的浴场，当地的“浴场”其实就是青岛的“澡堂子”，沿街的门头房是两层楼，一楼是麻将、棋牌等娱乐室和厨房洗手间，二楼是大儿子家的卧室，后院的两层小楼就是浴室，楼上女浴室，楼下男浴室，里面桑拿房等设施俱全。“今年春天开起来的，以后就不用愁了，每到冬天就会有很多客人。”钱老太说。

　　从钱老太带有浓重方言的讲述中，记者了解到，她大儿子的几个女儿都很孝顺，赚了钱后给家里盖起了这所房子，去年大孙女给老父亲投资几十万元，建了这个浴场，留给老父亲在家养老用。因为代玉利不在家，钱老太也不知道几个孙女目前到底是什么情况，只知道孩子们经常回来看她，给她带一些好吃的。

　　为了读书放弃卖花

　　记者随后在大谢庄临街的路上找到了钱老太的小儿子代玉胜家盖的二层楼，代玉胜当时正在自家楼对面的10多亩稻田里施肥。“这都是响应国家号召，将原来的老房子拆了变成耕地，我们把房子统一建到路边上来。”代玉胜指着一片绿油油的稻田说，以前家里的老房子位置现在已经变成了水稻田。

　　“儿子代乐今年19岁，在铜陵学院上大三，读的是机械制造自动化，目前放暑假，正在凤阳县城的安徽科技学院内复习考研。”代玉胜说，家里之前确实很困难，只有三亩地，一年下来也就赚个1000多块钱。就是2000年，儿子跟着大哥家出去卖花，一个暑假赚来1500元，比自己种地一年挣得还多。“孩子挣的钱我都给他攒起来，供他上学了。这让我那几年就没有太多负担了，并且还买上了自行车。不过代乐上中学的时候就给他骑着上学了。”代玉胜说，儿子从小学习成绩就好，出去卖花回来后更知道赚钱的不容易，不仅生活很节俭，读书也很刻苦，是因为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后来老代看到儿子愿意读书，学习成绩又好，就不让他再出去卖花了。

　　卖花的经历让他变成熟

　　昨日中午，记者赶到位于凤阳县城的安徽科技学院图书馆内见到了正在此备战考研的代乐。19岁的代乐长得非常帅气，只是身子稍显瘦弱。新学期就要读大四了，他决定考研究生。“我从小就喜欢学习，年龄也比同学有优势。”代乐说，他5岁就上小学一年级了，今年如果考不上研究生，明年再考。

　　被父亲“骗”出去卖花

　　回忆起自己童年外出卖花的经历，他有些感慨。“当时家里很困难，不出去卖花就不能继续上学。”代乐说，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是父亲“骗”他说，要他跟着伯父和姐姐们上大城市去玩，到了辽宁锦州才知道，是跟伯父和姐姐、哥哥一起出去卖花。

　　“当时，家里在辽宁锦州有亲戚，这样可以互相有个照应。”代乐说，那是2000年，姐姐们已经卖了两年的花，而他那时候只有6岁。刚开始卖花的时候张不开嘴，第一天晚上一枝花也没卖出去，后来他就跟着姐姐们学的嘴甜一些，也不再害羞，逐渐地就能卖出去花了。

　　因卖过花而自豪

　　“那时候也都是晚上出去卖花，一般从下午5点多卖到晚上11点多，当时花卖得很便宜，3元钱一枝，有时候遇到好心人，会把所有的花都买了，就是想让我早点回家睡觉。”代乐说，可是他和姐姐们总有卖不完的花，因为伯父和伯母都会提前准备很多，卖完了手里的会再给你另外一些。但好处是，不想卖的时候或者累了，跟伯父说一声，伯父就让他回家睡觉。不像当时遇见的其他大人带着的小伙伴们，每天要卖出两大盒花才能回家，要不然带他们的大人会不给饭吃，并且还可能挨打，他就见过一个来自南方的小伙伴因为有一天晚上没卖几枝花被大人打了一巴掌。

　　那年暑假过后，代乐重新回到学校上学，但他从没有对同学说自己在外面卖花的事。“当时觉着丢人，就怕让同学知道。现在长大了觉着无所谓了，还经常和大学同学说起我曾经有那么一段有些自豪的经历。”代乐笑笑说，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变得成熟起来，懂得只有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才能有出路。“我感觉家里如果有条件，还是不要让孩子出去卖花，虽然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能力，但复杂的社会会让孩子们吸收太多不应该在这个年纪就了解的东西。”代乐补充说，比如他那时候为了卖一枝花，让一个大人灌了一杯啤酒喝醉了，好在伯父赶紧将他送回了住处。

　　当年卖花童如今是老板

　　说起自己伯父家的姐姐们，代乐也是津津乐道。“大姐现在发展得最好，在宁波等地已经和别人合伙开了好几家珠宝店了，去年除了给伯父开起了浴场，自己也买上了奥迪A6轿车。”代乐说，到2005年前后，姐姐们就因为年龄大不再卖花了，不过他们都积累了很多做生意的经验，大姐先是在附近给人打工，后来自己开了个小店卖服装，如今大姐还不到30岁，已经算是“富婆”了，三姐也跟着大姐干，常年在外地做生意，二姐在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做置业顾问，伯父家最小的是哥哥，现在也在南方打工。

　　言谈中，代乐也流露出对自己目前状态的满意。“我大学的学费基本上都是自己赚出来的，在大学做兼职家教，每年能有1万多元收入，这些钱足够我交学费和生活用的。”代乐说。

　　“如果毕业不考研，找个一般的工作没问题，但我想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代乐对自己很有规划，一般的工作也就能普普通通生活下去，但研究生毕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特别是他学的机械行业，他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卖花童们大多沾亲带故

　　记者采访中发现，卖花童间大都沾亲带故，多是亲戚和同村的关系。冰冰父亲老高的妻子王艳和子芬的妈妈许红珍是一个村的老乡。许红艳是许红珍的堂妹，张莹则是许红珍的表弟媳妇。高纬兰是许红珍丈夫王利的表姐，高大山则是高纬兰的叔叔，高为兵又是王利的表哥。“大家都是亲戚带亲戚出去的，算来算去，都是一家人，也都因为家里条件比较差才带孩子出去卖花的，要不然谁愿意让孩子遭这个罪啊，就是穷帮穷。”许红珍说，现在红心镇外出卖花的就数他们家亲戚最多了。

　　姐姐带妹妹在青卖花

　　在青岛采访时，记者就注意到，大多数卖花的孩子都是由家长领出来的，只有12岁的高妍是跟着16岁的姐姐高雅一起来的。两姐妹性格非常内向，不愿多说话，即使在极地海洋世界游玩时，脸上的笑容也是稍纵即逝。“她们家里很困难，父亲出车祸留下了后遗症，丧失了劳动能力，整个家庭全靠母亲在外打工赚钱，养着5口人。”俩孩子的姑姑高纬兰向记者简单介绍了孩子家的基本情况。

　　昨日，记者经过一番打听，终于找到了高雅、高妍两姐妹的老家，凤阳县红心镇下乔村下汤队。虽然家里有一处大房子，但里面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和家电，唯一的一台立式电风扇还是邻居家淘汰下来送给他们的。

　　高雅的父亲高为兵今年40岁，在家里照顾8岁的小儿子高盛及年迈的母亲曾雪梅。“回到20年以前，家里经济条件还蛮好的。”曾雪梅说，可是造化弄人，16年前，老伴因病去世，这一走不仅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为治病还欠下了大量的外债。没过几年，在南京打工的高为兵又出了车祸。“好在儿媳妇是个重情重义的好人，独自一人在外打工，每年过年都把攒下的钱拿回来还债。”曾雪梅说。

　　记者注意到，在简陋的房子里，贴了几乎一面墙的奖状。有姐姐高雅的、有妹妹高妍的、也有小弟弟高盛的。“高雅今年也考上高中了，对家里人来说，既高兴又烦恼。这样，上学的花费又大了。”高为兵向记者展示了今年刚收到的凤阳中学录取通知书及缴费单据。

　　“高雅去年要准备考高中，怕耽误她学习就没让她出去卖花。今年考上学了，但年龄又大了，个子长高了，不好卖了，就让她带着妹妹一起去卖花，能赚一点是一点，自己赚个学费也好。”高为兵说。记者问如果高雅考上大学，会不会让她继续上学。高为兵想了很久才说：“我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想不了那么远。”

　　来青卖花当成“避暑”

　　还记得那个和白鲸 “亲密接触”的卖花女孩王子芬吗？14岁的子芬和子龙是一对龙凤双胞胎，今年暑假，他们跟着妈妈许红珍一起来青岛卖花。当记者在凤阳县红心镇荷塘村找到他们的父亲王利时，他正在地里拔野草。“你们是青岛来的啊？我知道，孩子他妈给我打电话说了，碰到好心人领着孩子们一起去极地海洋世界玩来，孩子每年暑假都去青岛，有四五年的时间了，俺都没舍得去一次。”王利说，自己除了在家种地，平时还干抹泥的活，这两天一直下雨，没有活干，他就到地里面转转。

　　“我没把这个事当成多么丢人的事，咱也不逼孩子，能卖多少是多少，家里蚊子这么多，就当是去青岛避暑了。”王利边说边打着围在身边嗡嗡叫的蚊子。王利家是村里较早在红心镇大街上盖起二层小楼的村民。“还不是早早出去打工沾光了，我17岁就离开老家到外面打工了，干过很多活，还在江苏种过菊花，倒腾过鲜花。”41岁的王利说，后来为了照顾家里，他从外面回到老家，在镇驻地盖起了房子。“家里条件算不上好，但还可以。”王利说，自己还有个大儿子，当时高考考上了三本，想想还不如不上，现在跟着他舅舅学修电脑。“靠孩子卖花赚不了多少钱，就是当成社会实践，多锻炼锻炼，让他们知道挣钱不容易。明年，子芬就上初中了，不让她出去了。”王利说。

　　父亲在家照顾一老一小

　　和冰冰住在同一家小旅馆的刘子彤是跟着妈妈张莹一起到青岛卖花的。记者在凤阳县红心镇上也打听到了子彤父亲刘登洋的暂住处。只有28岁的刘登洋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在家要边照顾两岁半的小女儿和患有抑郁症的母亲，还要照顾节能灯和水电安装的小生意。“街上的这个门面是租的，一年租金4000元，现在生意还行，一年下来能挣3万多块钱。”刘登洋说，四年前，为给患病住院的父亲治疗，家里借了十几万的外债，可钱花光了，也没能救回父亲的生命。父亲走了，此前在外打工的刘登洋只好回老家照顾母亲和外婆。“在家种地是不行了，只能出来想办法干点活挣钱。”刘登洋说，老家杨山村的老房子已经几年没回去过了，都不知道现在倒没倒。

　　“她们今年也是头一次出去，以前子彤小，不舍得让她出去，今年已经9周岁了，上二年级，放暑假在家也没事，就让她妈带着她跟着亲戚出去了。”刘登洋说，自己也很纠结，担心女儿在外遇到危险，每天都要给妻子打个电话。“听听子彤的声音，我心里也就踏实了。”刘登洋说，子彤不爱学习，在家贪玩，住的地方紧邻大街，车又多，很危险，不如让她出去“见见世面”。

　　别让孩子承担太多

　　“从城市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大家都不希望这个群体存在，但从这些孩子们的角度考虑，在老家呆着，父母有可能无钱供养他们继续读书，相比较外出乞讨来说，也许卖花已经是他们目前最好的出路了。”青岛市委党校教授刘文俭认为，只要是孩子自愿勤工俭学，希望通过自食其力来改善家庭生活，不偷不抢，不扰乱社会秩序，这种行为就无可厚非，但作为家长来说，也别让年幼的孩子承担过多的家庭责任。

　　“这个人群处于流动状态，很难整编。即使对他们开展社会援助，也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建议由社工介入，将他们的相关资料，包括身份、学习、生活情况排摸清楚，对这个群体进行网格化管理。”刘文俭说，遭受白眼、辱骂、推搡似乎已经成了卖花这项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小小年纪，他们必须要学习超出同龄人的经验和练就超凡的心理承受能力。无论是家长还是社会，最重要的是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别让孩子出现危险。

　　卖花童，撑起了家的孩子

　　在市民想象中，这些卖花童很可能是被人控制甚至拐卖，早报记者经过多日跟访，在民警核实这些孩子的身份后，发现他们都是因为生活所迫，在小小年纪就开始分担家庭的负担。曾经的你，或许因为这些卖花孩子的纠缠，对他们有一些看法，但当记者揭开隐藏在卖花人身后的故事，这个只有数十人、每年来青岛也只有两个月的小群体，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完全不同。

　　在离青岛近900公里远的安徽的小镇上，记者有些出乎意料的发现。“不好好学习就让你去卖花”成为当地家长教育孩子的口头禅。“出去卖花”曾是当地的普遍现象，如今也被大多数当地人所不屑，而对于这些还坚持出来卖花的家庭，却更多是无奈的选择。如果不出来卖花，或许他们家就没有更多的能力供孩子，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证，就像老高家，仍然过着家里没有电，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记者在红心镇探访的时候，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淳朴，打听谁家的情况，村民都会毫无遮掩地将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说出来。从他们的讲述中，记者了解了第一代卖花童代乐的故事，从一个卖花童成长为大学生，已成为当地卖花家庭的典范。“当年要不是去卖花，可能家里供不起我上学，我也不会体验到生活的艰难而努力学习。”代乐的这句话让人思考很久。

　　贫穷不是生活应有的样子，卖花也不是孩子应该拥有的童年，可像代乐这样的家庭，就是从卖花开始，将生活拉回了正轨——弟弟有了学费，如今考上大学、姐姐攒下了钱，有了创业的资本。这或许就是像冰冰这样的卖花童的榜样。“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卖花。”老高说这句话时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语气还颇为坚定。今后如果你又在路上遇到这些孩子，当他们向你推销手中的玫瑰花时，如果你手头还宽裕，是不是会买上这样一枝玫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