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那连成历史：中国改革的50个经典瞬间文|马俊岩

    这一年的除夕夜，身为中央实验话剧团美工和摄影师的李晓斌和同事盖晓玲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除夕晚会。盖晓玲翻箱倒柜，找出一件自己喜欢的浅黄色毛衣穿在身上。这和前几年一身蓝灰绿的服装可是大不相同了。同时，她还第一次穿上了高跟鞋。作为实验话剧团的演员，盖晓玲主要是要陪老干部们跳舞的。

    人民大会堂的除夕晚会已经中断了15年。而1979年的这个除夕，彭真来了，王震来了，廖承志来了，王任重来了，薄一波来了，陆定一也来了。他们都是在文革中被打倒和受迫害的老同志。

    老同志中间有一些人跳起了舞，也有的人相互打招呼，脸上露出放松的笑意，他们已经压抑太久了。

    盖晓玲也和一个高大、英俊的舞伴跳起舞来。李晓斌将这个场景用镜头捕捉下来，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禁舞初开最有力注脚之一。盖晓玲后来改名盖克，成为著名的演员，参演了《高山上的花环》等影视作品。

    这场除夕晚会举办一个多月以前，也就是1978年12月，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羊城选美大赛

    从1979年的除夕舞会说开，整个社会风气顿开。被禁闭多年的人们对外来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牛仔裤、蛤蟆镜和各种花花绿绿的时尚走进人们的生活空间，同时，人们开始恶补文化知识、做买卖、看电影、谈恋爱，一切都试图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然而随着跳舞之风在全国蔓延，各种禁忌逐步放开，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流氓行为”及烧杀抢掠行为。于是，政府下令严打，很多人被处以极刑，社会气氛一度变得紧张。

    即使在严打期间，广东仍得风气之先。1985年初，广州市团委为了配合“两个文明建设”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策划了一次选美活动，叫做“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这在新中国的大城市还是第一次。摄影师安哥对整个比赛进行了全纪录。

    在他的记忆中，本次选美分成预赛和决赛两个部分。预赛不仅面试形体仪容，还要笔试文化知识。笔试时间为一小时。要求回答的内容，包括政治、时事、文学、历史、地理、哲学、政治经济学、数学、化学等共五十条填充题。

    初赛之后，选美比赛便遭到非议，官司一直打到北京去。老先生们议论纷纷，他们中很多人认为广州搞选美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说广州人只讲穿着打扮，不要艰苦奋斗。经主办单位多方努力，才使比赛免于夭折。这场比赛是由在市团委工作的朱小丹组织的，当年挨了批，现在他是广东省省长。

    个性飞扬胡耀邦

    在摄影师贺延光的记忆中，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领袖的照片都是毛泽东式的，你很难看出人物性格。

    但是贺延光发现，胡耀邦不一样。他总是在公众场合展现自己鲜明的个性，愿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你能够感受到他是有血有肉的人。

    “我就想如果我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胡耀邦的个性通过照片表达出来。”

    机会很快就来了。1984年9月30日，胡耀邦在首都体育馆向来访的3000名日本青年演讲，他神采飞扬。

    贺延光抓拍到了这个瞬间，可惜当时未能刊发。

    五年后，胡耀邦去世。当年的4月22日，人民大会堂为胡耀邦主办追悼大会。 当天，这张照片放在了《中国青年报》头版，图片说明只有八个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倒闭后的滋味

    随着农村改革取得成效，城市改革被提上日程。国企改革首当其冲。1986年8月2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布破产。这是新中国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倒闭的公有制企业。

    摄影记者郑鸣当时还在西安采访，获知这一信息后，连夜赶赴沈阳去采访。8月25日上午，当郑鸣找到沈阳防爆器械厂时，“大失所望”。他原本期待能看到上千工人排队领取救济金的场面。但现实是，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面积还不如北京一座四合院大的平房院子。“这破地儿能拍什么片子？”郑鸣犯了嘀咕。

    此时，进门右手边的平房里传出的争吵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原来，恰巧原厂长石永阶来办救济金证，但保险公司的人说他的问题正在调查中，暂不能发证。他先是大发雷霆，然后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对面的窗边坐下来，开始抽闷烟。

    “当时我意识到，要把这个人拍下来。”郑鸣回忆说。

    为了不引起被拍者的注意，郑鸣从屋内绕到屋外。窗前停放着两辆自行车，一辆车的后座上放着一只纸箱，他估计了一下高度和角度，便随手将傻瓜相机依托在纸箱上，眼睛也没有瞄准取景框，悄悄地按下了快门。

    1986年9月3日，这张照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的头版上。石永阶因为《倒闭后的滋味》以“倒闭厂长”的名号闻名全国，这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他曾以侵犯肖像权的名义起诉中国青年报社，最终败诉。因为不甘心被骂是“无能厂长”，他重又创业，带领全家人再次干起防爆器械生产，后又开起了豆腐坊。

    第一次公开发表反对意见

    贺延光另一幅反映改革的代表作是《民主的进程》。

    1988年3月28日，贺延光到人民大会堂拍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我走进会场，看见走道上每隔10米、20米就竖着的一个麦克风，不知道有什么用。”

    那天，贺延光有点儿高烧，他坐在主席台附近的地板上。上午的会即将结束，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时，一位西装笔挺的老先生突然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说“我反对！”

    贺延光赶紧将镜头对准他。

    他大声说：周老先生虽然德高望重，但已八十有九，他应该好好休息，应该把这个位子让给更年轻的人。

    他发言完毕，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不同声音。

    那一刻，贺延光都不知道这位老者的名字。后来才知道他叫黄顺兴，来自台湾代表团。他反对的周老先生是周谷城，一位历史学家、农工党的领袖。

    贺延光不仅拍到了黄顺兴说“我反对”，还迅速地掉转镜头，拍下了主席台上的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全神贯注地倾听意见的情景。

    而此时，一些跑过“两会”的记者根据以往经验，在大会进行到表决程序时就提早离开了会场。经济日报记者邓维早走了5分钟，错过这条大新闻，追悔莫及。

    在人民大会堂过道里放麦克风，贺延光印象中只有这一次。他个人认为，在他参加的会议报道中，七届全国人大的民主风气令人印象难于磨灭。

    农民向城市的远征

    改革开放后，人口可以进行流动了。许多农民放弃家乡的土地，到城市里打工寻觅出路。出生自四川的摄影师张新民就将镜头对准了到深圳打工的农村青年男女。

    1997年初，张新民来到地处深圳和东莞交界处的万丰村，很多外商、台商、港商投资设厂。很多年轻人来到这里打工赚钱。

    张新民发现这里有个棚屋区。这个棚屋区顺着一条污水沟，一间又一间连成了一条街，一共93间。当时在深圳，有很多“团结户”，为了省钱，三两家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共租一屋。

    然而，在万丰村的棚屋区，一间10余平方米的棚屋里，却住了20个人。他们中有5对夫妻、1对姐妹、4对朋友。

    93间棚屋，按平均每间20人计，大约1800多人。他们全是从内地来深圳的打工者，其中90%来自四川。

    在小屋里，5张单人木架床叠成上下层，靠着墙围成一圈，中间1平方米空档正好放一张小方桌。上下床两个铺，每铺两人睡觉。每张床都挂上塑料布做帘子，男女隐私全在关起的帘子里。个人隐私，对于棚屋房客们来说，根本就无从谈起。生存，压倒了一切。

    张新民很想给这20个人的大家庭拍张全家福，却始终没能把人等齐。他们中有的白天上班，有的晚上上班，很难凑到一起。

    “1997年5月份我再去万丰村的时候，棚屋已经被拆了，以后再也没找着那些房客，我的那些四川老乡。”张新民说。

    改革，道阻且长

    同样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在贺延光拍摄《民主的进程》之后15年，2003年3月6日，摄影师雍和也拍了一张。那天，是上海各区的统一选举日。雍和来到浦东白莲泾，看到两个工作人员等待选民上门投票。

    “那一天，来投票的人寥寥无几”，雍和说，“我们也都明白，选民的热情不高。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相当成功的，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我们的党也承认这一点。”那一年，全国好多地方爆出独立候选人，使一些原来内定的干部在人代会上意外落马。

    他说，改革确实让城市和乡村旧貌变新颜，但是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文物保护、教育、农民工问题、动拆迁等问题。

    作为摄影师，雍和认为一定要注重这些问题，不能回避。“这就像坐在高铁上看风景，你不能只看好风景，遇到不好的风景就把眼睛闭上。否则，早晚有一天，列车会出轨，每个人都会遭殃。”雍和说。

    本文参考资料

    《定格改革最阵痛的表情》 包丽敏文

    《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 张新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