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开的君联资本CEO CLUB第十三次活动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详解了改革的趋势和阻力，他表示，三中全会是中国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文化力量的权衡，企业家要研究现有决策力量的偏好和构成，学会对三中全会文件的解读，把文件变成真正的生意经。

　　周其仁将中国的改革概括成四个圆圈，第一个圆圈是“大家希望改革什么”，第二个圆圈是“期望能改什么”，第三个圆圈是“决定做什么”，第四个圆圈是“实际干了什么”。

　　第一个圈是范围最大的，现在全国人民每一个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都会觉得不改不行，而改革的共识达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显而易见第一个圈子十分重要。

　　大家希望改革什么？根据周其仁的调查，第一，经济形式很好，但面临的紧迫性问题很大，比如腐败。腐败风，是体制机制的问题。目前的贪腐没有技术含量，也不需要胆量，只需要在工作中完成就可以了，开开会就可以了。

　　“在审查刘铁男时，社会利益相关方送钱，国家发改委送钱。一个农民工在城市里打拼赚得十万块谈何容易，但社会贪腐这个数目就极其容易。其实贪官之前的出身都是很努力拼搏的人，但是一到一个位置就发生这样的问题，体制机制损害奋斗精神，给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太大。”周其仁感叹道。

　　希望改革的还有土地拆迁的问题、地价问题等。还有就是中国很多事情都在法律之外，罚款现象十分普遍，非法活动形成了产业链，法外世界存在资本自由进出、市场利率化等各种创新措施，但介于法规跟不上经济的节奏，缺乏配套措施与创新措施的真正落实。

　　“要吸纳法外的东西，纳入到法律框架中。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能力把对社会有贡献、稍有瑕疵的东西吸纳进来，将偏差用罚款来解决，只不过是将罚款的一半钱给了官员，一半钱进了国库，永远没有实际效果。而这些问题不系统从体制上解决，眼看着社会矛盾就会变得尖锐，社会安全稳定是第一位的，不然再繁荣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说。

　　第二个圈是“期望能改什么”，这个圈可大可小。周其仁表示，每次改革目标的范围之大、力度之深等，但关键问题都没有解决。根据过去十二年的经验，改革很难，因为很多东西改不动，期望只不过是还在脑海里的事情。

　　第三个圈，“决定做什么”。他认为，11月9号到12号的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是中国的政治利益、社会力量、经济力量的权衡。三中全会将根据各方面提交的意见作出决定，然而在审理环节上受到政的限制，有资格表态的人并不多，企业家需要研究现有决策力量的偏好和构成。

　　周其仁表示，重大任务由谁来讨论、如何形成共识，是十分微妙的过程。中央文件的起草修订的不公开过程就是社会利益均衡表达的过程。他说，“谁有权利去提意见、谁落笔、谁修订、谁传递、谁主政”，需要了解文件起草者和主政者的偏好，否则大多数意见虽然被提出，但没有任何回应和落实决定。

　　他举了个例子，国家曾经规定，高新技术产业的公司可以按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营销人员可以享受股权，这是建国以来在国有体制上公布的最高一项文件，但最终很多公司做不成，因为没有法规配套，不敢把原始股的一部分记在个人名义上。

　　最重要的是第四个圈子，实际干了什么。他提醒在座的企业家们，三中全会之后，最后行动了什么是最要紧的，而能地面作战，首先要有健全的司法体系。其次，企业家们可以从较为容易的领域开展探索，在法律限制小的层面，政策落地的速度就很快。

　　他总结，过去的经验证明，由于受到政治平台的制约，对改革的期望值越高，失望越大，但目前的形势来看还不错，因为民众期望低，最后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反而大。“三中全会具体什么内容不清楚，但文件出来后(你们企业家)读懂什么很重要，要着眼落地的领域。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是带来公民权利的改革，经济的成功改革是把文件变成真正的一门门生意。

　　”周其仁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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