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华新关系调整协议书目录。

▲日华新关系调整协议书机密详解事项。

▲汪精卫与梁鸿志（右）、王克敏（左）。

▲青岛会谈预订实施计划。

    1940年1月下旬，在日本一手操控下，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三个汉奸头目群聚青岛，谈判确定成立伪中央政权，史称“青岛会谈”。这次会谈之所以选在青岛召开，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汪精卫成为头号大汉奸

    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一面对中国军队发动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在华扶持汉奸政权，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实施“以华治华”政治阴谋。1937年12月24日，华北日军扶持王克敏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华中日军扶持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9月1日，日本人扶植德王在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但是，由于这些汉奸均非在中国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难以达到彻底分化和瓦解国民党政权的目的，日本加紧了在国民党内部寻找代理人的步伐。

    汪精卫被日本作为诱降的主要目标不是偶然的。抗战爆发后，汪精卫一直鼓吹“和平救国”的思想。1937年12月6日，民国政府在汉口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在会上公开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占领南京。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强硬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企图彻底瓦解国民政府。

    但是，到1938年10月，日军在武汉战役未达到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目标，日本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战略企图彻底破产。11月3日，近卫首相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表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表达了以承认重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下野为前提尽快结束战争的意愿，以促使国民党政权内部产生分化，进而瓦解国民党政权。

    此时，国民党内部也确有人与日本暗地交往，这些活动得到包括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人员支持。1938年2月，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来到日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会谈；其后，经蒋介石同意，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到上海进行所谓“秘密外交”。但高宗武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脚本行事，1938年6月他擅自去日本，在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会谈中，提出由汪精卫出马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1938年8月29日至9月4日，军委会政略部秘书主任梅思平接替高宗武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了五次谈判。日本政府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条件，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对此，汪精卫表示同意。1938年11月12日，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日方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8天讨价还价， 11月20日，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二）承认（默认）满洲国；（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达成协议后，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以外出演讲为名飞往昆明，策动云南王龙云支持和平运动。19日，汪精卫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河内，迈出了其汉奸生涯的关键一步。22日，近卫发出第三次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表示不侵占中国领土、不要军费赔偿及尊重中国主权、考虑废除治外法权和归还租界等姿态，以期“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

    1938年12月28日，汪精卫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要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认真考虑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 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了所谓“艳电”，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希望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以近卫声明为谈判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进行和平谈判。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等人乘日轮“北光丸号”由河内到上海。途中，汪精卫向陪同的影佐祯昭提出建立中央政府的要求。5月26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高级干部会议，拟订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为赴日本谈判的基础。提出∶先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重新制定政纲及政策，授权汪精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国民政府以及“还都南京”。5月31日，汪精卫等十一人秘密飞往东京。

    1939年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定《新中央政府建立方针》，就支持汪精卫成立新政府达成以下共识：1、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既成政权及改变政策的重庆政府等组成；2、根据日华新关系调整原则，正式调整两国国家关系；3、新中央政府建立时期应从全局考虑适应战争指导的阶段性需要，为使之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应具备必要的人的要素和基础实力；4、中国未来的政治形态应体现分治合作主义，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将华北（蒙疆为特别的防共自治区域）为日华国防及经济高度结合地带，长江下游为经济高度结合地带，并赋予华南沿岸特定岛屿特殊地位；5、在抛弃容共抗日，改为亲日满防共方针的情况下，不妨允许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存在；6、重庆政府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及更换重要人员等条件下，可以成为新中央政府的一分子。

    得到日本认同后，汪精卫开始筹组中央政府。1939年9月19日，汪精卫和王克敏、梁鸿志在南京召开三方参加的第一次会议，商谈成立伪中央政府事宜。但是，三方除了原则上表示“支持”、“合作”外，在具体问题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939年10月底开始，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在上海进行了两个月谈判，1939年12月30日，签署《日华新关系调整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就《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下简称《要纲》）等一揽子文件达成秘密协议，为组建所谓“新中央政府”奠定基础。

    卖国的《日华新关系调整协议书》

    汪日谈判过程中，日本提出的要求比当年的“二十一条”要求更为恶毒和阴险，汪精卫居然几近全盘照收。《协议书》由《要纲》及2项“别纸”内容、8项“秘密谅解事项”、3项“另册机密事项”组成。《协议书》主要内容为：《要纲》三款是原则要求。第一条规定日华两国政府以“别纸”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原则为准则，调整新国家关系；第二条规定新政府继承既有政府经办事项；第三条规定双方对事变进程中可能存在特殊事态予以谅解。

    “别纸第一”是《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其核心内容包括：一是汪伪政权承认民国政府一直不予承认的“满洲国”，日、华、满三国按照“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原则处理国家间关系；二是华北及蒙疆地区作为日华国防及经济上的“紧密合作地带”，并以防备苏联为借口，赋予蒙疆地区军事和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实际上是逼迫汪伪政权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半独立地位；三是在长江下游地带，日华在经济上应紧密结合，即要求汪精卫将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下游经济纳入日本战时经济的体系；四是在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日华应在军事上紧密合作，即同意日本在军事上控制使用厦门、海南岛等华南岛屿，使之成为日军控制华南和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基地。

    “别纸第二”是《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关于“善邻友好”原则，具体规定了处理日、华、满三国关系的要求，包括承认“满洲国”、消除全方位相互合作的消极因素、协调外交等内容；关于“共同防共”原则，具体规定了三国共同防共（含联合防备苏联之意）、铲除各自国内共产党、日本在华蒙疆及华北驻军等内容；关于“经济提携”原则，具体规定了掠夺中国资源、将中国经济纳入日本战时经济体系的种种所谓“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办法。

    “秘密谅解事项”涉及汪记“中央政府”与临时、维新等“既成政府”的关系、金融财政、经济、交通、长江下游地区的日华合作、聘用日本顾问、“尊重”中国主权、其他等8项内容，其丧权辱国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以聘用日本顾问为例，日本要求汪记“中央政府”聘用财政、经济、自然科学顾问，最高军事机关聘用军事顾问，中国军队、警察的教育机关聘用教练、教官，中央直属机构应聘用教授、教官；在关于尊重中国主权的秘密谅解中，虽声称汪记“中央政府”不聘用政治顾问，但却规定日本政府在华与汪记“中央政府”的“协议”事项，由日本驻华大使担当，实质上赋予日本大使以特殊的角色。

    “另册机密谅解事项”涉及日本以“防共”为名在华驻兵的地域、垄断华北铁路事业、华南沿海岛屿军事机密等3项内容。

    《协议书》对中国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损害，远甚于1915年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不仅将中国置于日本的附属国，而且通过满洲独立、蒙疆半独立、华北自治、控制华中、渗透华南等举措，为分裂中国埋下伏笔。汪精卫打着“和平救国”的旗帜，为换取所谓的“中央政权”，居然接受这些令人发指的卖国条款，其汉奸嘴脸昭然若揭，卖国罪行无可置疑。

    “三巨头”汇聚青岛

    逼汪精卫彻底就范后，1940年1月6日，日本专门处理中国事务的兴亚院会议通过《与中央政权树立的关联事项对处要纲》。规定：中央政府成立必须遵循《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协议书》所规定的事项和1939年12月8日兴亚院决定的《中央政府树立工作的相关规定》；日本“以新中央政府为对手，正式开始国家关系调整的开始时间和国家关系调整的条件”，要据该政府的“发育”及视内外形势再做决定；汪精卫政府经济建设的重点，必须围绕日本战时经济展开和调整；要求将汪精卫政府协力日本的努力要指向屈服重庆方面。

    1940年1月8日，日本政府公开发表谈话，对汪精卫准备成立新政府给予肯定，表示要倾注全力，以支持援助其成立与发展。在此背景之下，召开青岛会谈，筹建汪记中央政府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青岛之所以成为会谈地点，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一是政治因素。1939年9月，第一次“三巨头”会谈在华中日军控制的南京举行，从安抚华北日军及王克敏集团考虑，将汪伪集团主导筹组中央政府的会谈安排在青岛召开，是各方容易接受的方案。

    二是宣传因素。青岛二次被日本侵占，日本在青岛大量移民，竭力扩张经济势力，另外青岛城市风貌素来为世人称道，且受战争破坏有限，在比较繁华的青岛召开会议，可以世人特别是外国记者炫耀日本的治理能力，为其侵略行径涂脂抹粉。

    三是地理因素。青岛至南京、北平交通方便，位置适中，出席会议人员往来方便。

    为了给会议定调子，专门做汪精卫工作的日本梅机关1940年1月15日制定了《青岛会谈要领》。《要领》将青岛会谈定位于“中央政治会议的准备会议”，“以中央政府建立大纲及与之关联的内政问题中的与既成政府的调整事项为重点”，相互磋商以求“意见的一致”，并就“日华间的相关问题在取得王、梁的一致谅解的基础上，完全委托汪精卫办理”。会期计划3天，但是由于担心三方发生争执，将第4天作为预备。还决定会议事项分为内定（指留待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决定及谅解事项。

    会议的主基调确定后，1月15日，汪精卫邀请王克敏、梁鸿志出席青岛会谈，得到各方的响应。1月21日上午，汪精卫及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等代表，搭乘日轮“奉天丸”从上海起航，于22日下午抵达青岛；“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及随从人员一同到达。“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及随从齐燮元、王揖唐、朱深等，于21日乘飞机抵达青岛。“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代表李守信也于22日上午抵达。

    为做好会务接待和安全保卫，日本方面可谓煞费苦心。为保密，日本将汪精卫集团称为“竹内”一行，安排其入住迎宾馆；日本上海方面军出席会议人员及日军记者、华北日军联络部及王克敏一行、华中日军联络部及梁鸿志一行入住太平路大饭店，日本侵华部队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华北方面军出席会议人员及东京军部人员入住韶关路日本东洋饭店。并规定迎宾馆的服务人员全部由大饭店选调日本雇员充任；各处出入人员必须佩戴兴亚院配发的带有“兴”字的臂章，新闻记者一般只允许到大饭店的新闻发布室，特许进入会议场所者除要在左臂带有“记者”标志的臂章外，还要持盖有新闻官个人印章的名片，并携带印有兴亚院青岛出张所公章的许可证。为保障会议用车，共准备了35辆汽车，其中从兴亚院青岛出张所调用3辆、从市公署调用7辆，从市内租用25辆，并规定“三巨头”一律使用兴亚院的汽车。

    为加强安全警戒，安排日本海军驻青部队及宪兵队负责警戒迎宾馆，日本宪兵队负责警戒大饭店，日本陆军驻青部队负责警戒东洋饭店。还责成日军青岛宪兵队负责指挥中国警察及日本驻青领事馆警察，统一协调保卫力量。

    日本操纵汪精卫成立傀儡政府的举动，受到各方舆论的强烈抨击。为争夺话语权，欺骗中国民众，为汪伪政权披上合法的外衣，日本内阁情报部1940年1月10日专门制定了《报纸指导要领》。其中的《关于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报纸新闻处置方针》要求报纸宣传应突出以下主旨：一是新政府真心与日本政府提携是为了“推进东亚新秩序建设”；二是新政府继承了中华民国政府法统的“正当政府”；三是使人们彻底理解新政府成立使处理事变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四是借机使人们对东亚新秩序建设的意义进行再认识。意图借助媒体将汪记中央政府塑造成坚持正确主张、具有法统的合法政府，将汪精卫的国民党塑造成“纯正国民党”，起到为汪伪政权收买人心以巩固其基础、促进重庆政府瓦解及与其他国关系的“调和”等作用。对汪精卫等万一发出有违日本意旨的言论，《方针》明确规定应予以“驳论”，以促其“反省”。为营造尊重汪精卫的气氛，《方针》甚至规定新闻稿提到汪精卫之处应称其“精卫”而不称“兆铭”。

    日本支那派遣军报道部制定了《青岛会谈宣传报道要领案》，不仅规定了宣传方针，编制了宣传报道计划表，还起草了全套新闻通稿，以充分表达日本的意图。如其提前起草的报道李守信将在会议期间来青的《新政权与蒙疆关系》一文，将李守信此行说成是应汪精卫之邀，代表蒙疆联合政府“通报蒙疆的特殊情况”，协商蒙疆联合政府参加中央政治会议的有关事项。以特殊情况强调蒙疆联合政府高度自治的必要性，以协商出席会议强调其尚未脱离中央政府，既逼迫汪伪政权吞下蒙疆联合政府半独立的苦果，又避免留下日本操控蒙疆独立的口实。

    重庆国民政府事先已侦悉“三巨头”将来青岛开会的情报，令军统华北区青岛站站长傅胜兰制裁汪精卫。傅胜兰侦知会谈地点是迎宾馆后，便部署狙击力量。但在汪精卫抵青前夕，军统华北区副区长王天木叛变，泄漏了秘密。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闻讯后急率王天木赶到青岛，先后抓捕傅胜兰等十几名军统人员，并起获电台、武器等，使暗杀计划流产。

    会谈筹备工作看似一帆风顺，但却突然吹来一股强烈的龙卷风，令日本和汪精卫集团难堪至极。欲知后事，请看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