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同志与儿子习远平合影。

　　1978年，我已考入洛阳外国语学院。因为是部队院校，管理甚严，暑假只有7天假期，我匆匆去广东探望父亲。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就给我出了题目，要我陪妈妈到深圳去，一路多看看，了解第一手资料，要大胆谈看法——一个年轻大学生的看法。沿途，我看到地里干活儿的几乎都是妇女，当家男人多数跑了，逃港了。我看到被抓的浑身湿漉漉的偷渡者，被铐着，武警牵狗押送着，因为当时偷渡是“敌我矛盾”。我看到深港两地的白昼：深圳这边，沉寂渔村，香港那边，繁华闹市；而两边的夜景，深圳这边，渔火昏暗，香港那边，灯光辉煌。强烈的反差，让我有了强烈的诉说冲动，父亲鼓励年轻大学生说看法，我是“匹夫有责”。

　　我回到父亲身边时，带去了所见所闻。我说，明摆着，这边贫穷，那边富裕，谁不向往美好生活呢？这边姓“社”，那边姓“资”，老一辈革命一生，要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还不如500多万人的香港呢！这类议论，也是当时社会上的私下话题。父亲听着，记着，沉思着。

　　后来我慢慢知道，父亲为了了解第一手资料，不仅跑遍了广东的23个市、县，还与秘书经常悄悄上街买菜，碰见谁，不管认识与否，就家长里短地与人聊天，多方面了解了广东当时的穷困：5500万人，1000万人吃不饱，“鱼米之乡”的老百姓几乎既没鱼吃也没米吃；粤北的主食是红薯，而吃的主菜是空心菜。这可不是今天我们吃的又细又嫩的空心菜，那时的空心菜，又粗又长，产量很高，却难以下咽，号称“无缝钢管”。同时，他也了解了“逃港潮”的一时泛滥，不只是沿海人觉悟出了问题，更是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父亲希望从不同方面得到最真实情况的印证，以形成自己的政治思考、政治决策。我探望父亲的假期之行，恰好被他抓了一个“飞差”。

　　今天，特区已经发展变化得认不出来原来的模样了。谁能想到，今天深圳第一家上市酒店深圳新都大酒店，当年只是贵州生猪出口基地；而处于更中心位置的深圳五星级阳光大酒店，当年则是湖南生猪出口基地。今天，“那边”，香港人络绎不绝迁居深圳，在深圳安家落户；而“这边”，美丽富足的深圳令民众乐居，“逃港潮”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当时，许多优秀企业家参与了改革，一批国有企业、股份企业、民营企业，现在都已成为享誉世界的企业航母。父亲的百年诞辰，他们纷纷表达哀思之情，共同的心声是：广东的先行改革开放，使他们和他们领导的企业提前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而改革开放的红利也给南粤大地带来巨变，无数年轻人享受了伴随巨变而至的稳定工作和舒适生活。我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面含微笑，注视着这一切。父亲当年实施广东先行开放的壮举，遭受过多少无形的政治压力，经历了怎样艰难的政治选择，父亲没有说过，我们亦无从猜测。但有一条是肯定的：父亲内心的使命感来自人民，人民的追求就是对父亲的命令，父亲只是又一次听从了人民的召唤而已。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人民是父亲的根。50周年国庆大典，父亲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焰火十分壮观。当璀璨的光彩一次次照亮父亲面庞时，陪同的领导同志说：“江山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下来的！”父亲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父亲一生，始终对得起毛主席给他的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父亲对人民的那个亲，人民对父亲的那个好，我有特别的记忆——

　　1975年，父亲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结论，在洛阳耐火材料厂“休息”。组织上安排了一套三室的房子给我家，在工人宿舍区。当时，家里热闹，不断人，“谈笑有乡邻，往来皆百姓”。工人们常来串门，谁家来客，我家里准多一份好吃的；我家里有了伙食改善，也短不了端给左邻右舍。至于厂里热气腾腾的大澡堂子，工人们喧哗嬉闹的声浪，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场景。当时，父亲有了一个泡澡的“癖好”：每天早晨9点，大澡堂子刚换上新水，他就下水泡着；只要我在他身边，就招呼我一起泡。一块儿泡着的，还有下夜班的几十个工人。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时是最快活的：额上挂满汗珠和水雾，身子泡得红红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大声与工友们说着工厂的事、家庭的事，还有国家的事。现在，改属中钢集团的洛阳耐火材料厂旧址还在，印象中，大澡堂子还热气腾腾地开着呢！回想起来，父亲的泡澡“癖好”其实是与人民“泡”在一起的“癖好”，是与人民坦诚相见、交流无碍的“癖好”。

　　我能感觉到：父亲鼓励、敦促乃至命令他的孩子们走近人民、与人民不离不弃、与人民同甘共苦，似乎是他内心本能的呼唤。无论什么时候，孩子们只要与最底层人民贴近了，他就特别高兴。记得父亲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时，我19岁，在北京服务机械厂当工人，先当翻砂工，后来改变工种当车工。当车工时，起先干16车床，后来“进步”了，干18车床、20车床，直至干30车床。30车床加工大部件，走刀时间稍长，走刀间隙，师徒俩够时间互相点颗烟。记得我节假日回到洛阳看父亲，很得意于自己的“进步”，告诉父亲说，终于干上30车床啦，我可以不那么累啦！父亲沉默半晌，语重心长地说：我看你去干翻砂工更好，在最脏最累的岗位上，才能与工人的心贴得更紧，知道幸福来之不易！

　　父亲的话，对我影响至深：当工人4年，一天没敢懈怠。师傅见我干活踏实，可每天只吃一盒白饭、一勺猪油、一撮盐加白菜，就常常把卷着大葱猪头肉的烙饼塞在我饭盒里。那4年，我几乎每年都评上先进生产者、师徒模范，至今，妈妈还珍藏着已发黄的当年的奖状。

　　为了让我这个小儿子离人民近些、再近些，父亲还对我提出很严苛的要求：1975年秋天，我和哥哥都回到洛阳看望父亲，待了没几天，父亲就撵我，说：“远平啊，让你哥带着，去他插队的梁家河看看吧。你当了工人，工资虽然低，比起你哥呆的地方，可幸福多了，陕北农村才是最苦的！顺路，去你大姑那儿看看，别忘了大姑一天一碗羊奶的情意！”大姑是父亲的亲妹。1968年，哥哥15岁，因父亲问题的牵连，被有关部门多次关押审查，出来时，身体非常虚弱，全身都是虱子。哥哥到关中富平老家大姑家里休息很长时间，大姑一天一碗鲜羊奶喂着，他才慢慢调养好。

　　我和哥哥先到了富平县城关镇大姑家，我至今不能忘记，见到父亲的亲妹妹大姑时心里的震撼：大姑一辈子在老家当农民，虽然才50多岁，但头发已经灰白，苍老得让人心酸。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富平地处八百里秦川，曾是汉高祖的粮仓，是陕西的富庶平安之地，当时也处于困厄之中。我们当时过得苦，可老家的农民更苦。这时，我也才理解了为什么父亲临行前，亲自张罗那么沉的礼物带给老家，好几瓶河南当时的名酒，都是父亲一点一点攒下的：鹿邑大曲啦，宝丰大曲啦，张弓大曲啦，林河大曲啦。他在对大姑表达救回哥哥生命的感激。同时，也是在尽自己当时能尽的最大努力，力图犒劳一下在我们一家艰难时伸出援手的老家乡亲们。父亲的礼物分给大姑和乡亲们的时候，真的激起了一片欢腾。可吃饭时，酒可不是一人一杯那么奢侈，而是倒在一个小盅里，一人一小口，转着圈喝。

　　接下来的行程让我体会了父亲催我陕西之行的深意：他老人家是要让他未到过黄土地的小儿子，认识陕北农民，认识陕北农民的生活。那时，从富平到铜川，坐两小时火车；从铜川到延安，坐一天长途汽车；从延安到延川，坐大半天汽车；从延安到文安驿公社再到梁家河大队，几十公里，徒步。这样的行程让我累得精疲力竭，早早睡下了。可一样行程的哥哥，到达梁家河的当晚，就召开大队党支部会议，直到深夜。陕北农时晚，7月麦收，正是农忙，也正是陕北农村支部书记们最忙的季节。

　　第二天，哥哥投入紧张的农活，我也上了“火线”。陕北土地贫瘠,广种薄收，村里最远的地远在10里路外。这时，我才发觉，与陕北农民相比、与哥哥相比，我差得太远啦！他们力气可真大啊，近百斤重的一捆麦子上了肩膀，10里山路要一气儿走下来，中途不能落地休息，一落地，麦子就散了。就这样，在黄土高原的山路上来来回回，扛着一捆捆麦子，像是小跑，一扛就是一天，直到天黑，衣服被汗湿得能拧出水来。

　　晚上，哥哥特意把窑洞里他的铺让给我睡，因为他的炕席下面撒了六六粉，可以防虱子、跳蚤、臭虫。可是第二天，我还是被咬了一身水泡，痒得没处抓挠。我问哥哥怎么样，因为他睡的炕席下面没撒六六粉。哥哥笑了，说：“我的皮肉已经被咬结实了，现在，任什么东西再咬，也咬不动啦！”

　　在梁家河乡亲们眼里，我是远道来的稀客，又是陕北“老革命”的亲子、本大队支部书记的亲弟，由此，我获得了最高礼遇：一家一家派着吃饭。乡亲们用白面馍款待我，而这是他们成年累月也吃不上一次的东西。我清楚地记得，即便是全村孩子最多、最穷的那一家，也用酱油膏煮了汤,下了十几个荷包蛋，做了白面饸饹来管我的饭。只有一件事，家家都是共同的：不上桌的老人妇女后生，吃的全是黑黑的糠馍。我心里流着泪，享受着陕北农民的崇高礼节和深厚情义。

　　父亲吩咐我的这次陕西之行，既让我终身难忘，也让我终身受益。此后，我不止一次回到陕西农村。我慢慢认识了陕西农民和他们的生活，再没有什么苦和难，能在我的眼里称得上是苦和难；也再没有任何障碍，能分离我与陕西老家乡亲们的血肉之情。父亲的葬礼上，我记得一个让我永难忘怀的特别画面：他静卧在鲜花丛中，遗体正前方安放着陕甘的小米、家乡的黄土，送他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