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鸭的中国之旅27日正式结束。这两天网友们在微博上纷纷发起“跟鸭说再见”话题，送别这只陪伴了大家一个多月的庞然大物。

　　从9月初进驻园博园，再来到颐和园，大黄鸭在北京的展出引发了众多公众话题，而当它即将结束此次使命，再次踏上环球之旅的时候，我们不禁发问，大黄鸭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大黄鸭“游”进昆明湖。

　　来京一月多 吸金超两亿

　　在京50天，大黄鸭所到之处，总是受到很大关注，为当地旅游及零售业带来了极大的商业价值，这次在北京自然也不例外。

　　据主办方估计，仅以园博园及颐和园为例，按照两所公园公布的入园人流量，在各自展示期间，包括门票、游船、餐饮等相关收入预计可达上亿元的水平，总收入或超两亿元。

　　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副主任曾辉在接受光明网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大黄鸭在京展出期间，给其所在地园博园及颐和园带来了包括门票、衍生品售卖、餐饮、游船在内的各类相关收入。同时，各地游客涌入北京观赏大黄鸭的背后，也为衍生品售卖、餐饮、住宿、交通等周边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就拿其衍生品“小黄鸭”来说，原计划第一批上市的3万只小黄鸭在国庆期间已基本售罄，其后加订2万只，预计在大黄鸭离京前也将全部售空。据统计，多项衍生品的售卖至少带来近700万的进账。

　　在谈到版权费的时候曾辉表示，版权费和商业运作是两个概念：“活动本身是一个公益的艺术巡展，任何的设计都有版权费用，设计的版权评价指数国际上也有不同的标准，我只能说我们的版权费用标准在国际上还是偏低的。”他指出，将大黄鸭版权引进的结果是，能给每一个展示的地方带来商业价值，带动了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消费，而这，“是当代艺术对一个区域的经济、文化、旅游带来的增长，也是当代艺术的价值所在。”

　　这也引发了公众对“公共艺术是否该收费”的探讨。尽管主办方一再强调“门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序疏导人群，保证安全”，但对于收取门票的做法，一些市民还是有所诟病。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也认为，公共艺术与商业艺术应作出区分，公共艺术不同于商业艺术，不能做商业收费，如果收费，就是放弃了公共属性。

　　“圈到公园里肯定是商业行为。”戴斌说。但他同时也强调：“知识产权是有价值的，对大黄鸭的版权拥有者来说，自然需要实现他的商业价值。那么两种方式，要么老百姓自己买单，要么当地政府买单，或者当地政府组织人员创作相应的公共艺术品，总得有其一，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大黄鸭与颐和园的铜牛遥遥相望。

　　围观大黄鸭，我们在看什么？

　　除了支付一笔版权费用，请进大黄鸭的两处园方也为此进行过不小的投入。

　　不同于香港维港展出需要向海事处申请一份“浮动构筑物许可证”，在北京，由政府主导的大型活动虽省去了申请许可的步骤，却更多地增加了对人流疏导、交通、安全等多个方面的顾虑，造成了园方在这些方面所下的功夫。

　　当然，这样的投入也带来了回报。曾辉在展出之前曾预计，大黄鸭在北京地区的观看人流量将会比香港更多。

　　事实的确如此，一份数据显示，10月2日至10月5日国庆放假期间每天前来参观大黄鸭的观众人数都超过10万，10月3日更是创造了13.3万人的年度最高纪录。

　　记者在两次大黄鸭入园首日都曾在现场，目睹了参观者的热情。很多人一大早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只为一探大黄鸭的“真容”。

　　“大黄鸭承载着童年记忆，象征着喜悦和幸福，我希望通过它能把全世界的心情连接在一起，同样把快乐、幸福和友情也带到北京。”谈及为何大家喜欢大黄鸭，设计者霍夫曼曾如此表示。

　　而游客康静的感受或许代表了更多普通参观者的心声：“城市的生活节奏比较忙碌，在这里看到大黄鸭，大家会感觉内心更加充实愉快，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看见它会很兴奋、很开心，我觉得这就够了。”

　　“人人都有一颗童心，喜欢干净、单纯的形象。”曾辉说，当代艺术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手法，多样化才能带来独特的视觉感受。“相对可爱的、玩具的一个形象，突然被放大化，感受是新奇的，这就是人们喜欢它的一个重要理由。”

　　“有些人说，一个大黄鸭，不就是个橡皮鸭子么，为什么大家追着看？我想是因为我们缺个东西，就是面向市民阶层的快乐的东西。”戴斌感叹道，中国不乏优秀的设计，但有的设计被赋予太多沉重的内容，恨不得一件作品要把5000年厚重历史都囊括，缺少一种在轻松快乐中陶冶性情的东西。

　　“现在的老百姓真正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现实幸福？我想不是满大街去问‘你幸福吗’，而是真正给予他们触手可及的温暖和温情。大黄鸭的可爱、萌呆，反映了城市中市民的压力，他们既不想要高高在上的说教，也不想要乱哄哄的‘表演’，就是给他们能放松一下、发发呆的东西，就很好了。”戴斌说。

　　本土创意产业的启示录

　　这一次，走红的不仅仅是大黄鸭，还有全国各地它的“小伙伴们”。比如，玉渊潭公园的“绿梦鸭”和那七颗鸭蛋，以及其他国内城市一夜之间冒出的造型雷人的各式鸭子。近日更闻浙江将推出“大白鹅”，称其“体型秒杀大黄鸭”，旨在宣传义乌文化。

　　对此，戴斌颇感无奈：“我们不能总跟着形式，而是要看国外的文化创意是怎么做的。一个鸟叔和他的骑马舞为什么能够风靡世界？你再出一个‘骑驴舞’，那肯定风靡不起来，因为你已经走在后面了。”

　　而众多山寨版本的风靡，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大黄鸭真的火了，但这火，并不是没有理由，在给大家带来一波又一波公共话题的同时，专家眼中，这只“萌物”至少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几个启示：

　　其一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创意文化。“大黄鸭这个载体像镜子一样，反衬我们原始创意的一种匮乏。普通人喜欢小清新，享受幸福，不希望太多的宏大叙事，或者意识的虚无主义，说白了，希望回到生活的本质上来。”戴斌说，这对我们的各级相关部门是有启发的，那就是“奔着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去做文章，为他们提供可触摸、可感知的本土文化创意产品，使其成为核心价值观的载体。

　　其二是，我们的文化消费如何借力城市景观。这些年，在推进文化建设、刺激文化消费的进程中，各地政府绞尽脑汁，大显神通，其中不乏成功者，但多数成效不大。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表示，好的创意景观首先要和城市的发展形成深刻的互动，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周边环境和谐统一，与当地文化特色相适应，才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此外，要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娱乐性，能唤起游客的好奇心，激发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潜力。

　　其三是，唤醒了对设计的版权保护意识。从一只鸭子变出千式百样的造型，大黄鸭此行可谓“尴尬”颇多。“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必须加强。”戴斌强调，跟风、低劣模仿是对知识产权的践踏，不管是公共艺术还是商业艺术都有知识产权，除非知识产权所有人放弃相关权利，而“目前我国‘山寨’泛滥的现状，长期下去将对国家形象不利”。

　　“大黄鸭带着钱走了，留下多少澡盆。”这是网友“娃娃皮皮”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出的一句“调侃”。在他看来，大黄鸭的离开，“留下颐和园这个‘大澡盆’，显得空荡荡的”，但“好在大黄鸭走了，‘澡盆’还在”。

　　那么，是不是会有人考虑，在里面装点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我们究竟能装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