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二

    蔡荣生先后任至少七家公司独董

    根据上市公司的公开资料显示，蔡荣生生于1965年，籍贯为吉林长春。除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外，其还是贸易经济系的教授、硕导、博导，并曾担任或正在担任至少七家公司的独立董事，被坊间评价为“政商学”通吃。

    曾获“全国就业先进工作者”称号

    公开的资料显示，蔡荣生198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后回到长春一汽集团任助理工程师。1989年，蔡荣生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毕业后到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工作，直到2003年。同时，他在1999年再入人大商学院，攻读在职博士，师从人大原校长纪宝成，并于2002年毕业。2003年，蔡荣生回到人大，担任招生就业处处长。2012年，蔡荣生获得“全国就业先进工作者”称号，到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

    先后担任至少七家公司独立董事

    多次亲自出席北京一公司董事会

    除了行政和教研方面的成绩，蔡荣生还曾担任或正在担任至少七家公司的独立董事。这七家公司包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华合创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中融汇信期货有限公司。

    国内独立董事的年薪从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独立董事不持有股份，但需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和能力，能对公司的董事和经理以及有关问题独立地做出判断和发表有价值的意见。

    公开的上市公司信息显示，蔡荣生最早担任上市公司独董从2006年开始。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其中北京本地注册的企业“北京东华合创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在2009年变更名称为“东华软件”，是深交所上市公司。据其2008年披露的数据显示，当年支付给蔡荣生的薪酬是3.33万。

    蔡荣生的独董述职报告自述，2006年应出席董事会9次，亲自出席8次，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二届二十三次董事会。2007年，其亲自出席了公司召开的200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因出差，未能参加200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08年度，蔡荣生参加了11次董事会，没有缺席情况，两次股东大会没有参加。2009年度，东华软件11次董事会蔡荣生全部出席。

    2009年，蔡荣生开始担任高鸿股份和龙江交通的独立董事，从两家上市公司领取的年薪分别为6万元和8.57万元。

    从高鸿股份的公告来看，蔡荣生2009年度应出席董事会次数8次，亲自出席7次。2010年蔡荣生应出席董事会次数7次，亲自出席7次。2011年，蔡荣生参加了全部10次董事会，2012年同样参加了全部13次董事会。从龙江交通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来看，2011年，蔡荣生出席董事会9次，缺席两次。

    记者昨天致电上述两家公司，高鸿股份证券办人员称，到目前为止公司尚未得到有关蔡荣生被调查的正式消息，也没有联系上他本人，因此对于董事会否因此缺编、会否更换独董等，暂时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龙江交通工作人员则表示不方便评论，之后匆匆挂断电话。

    拥有行政职务领导受上市公司青睐

    蔡荣生为何能成为众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昨天其在任的两家上市公司均未给出答案。不过据了解，独立董事（外部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指的是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内部任职，并与公司或公司经营管理者没有重要的业务联系或专业联系，并对公司事务做出独立判断的董事。A股上市公司引进独立董事以来，高校学者一直是独董候选人最大来源。据不完全统计，两市近四成独立董事为高校教授和专家，其中，大量高校教师尤其是拥有行政职务的领导更受青睐。上市公司缘何对高校学者情有独钟？有业内人士分析，高校的教师独立性更强一些，而且经常从事理论研究，理性和逻辑性更强，看问题更加宏观，也更具有战略性。此外除了专业素质，独董的声望和社会关系等因素也是上市公司考虑的问题，若能将一些知名学者或“特别”人士引入麾下，对于公司来说还是一笔无形的资产。

    学生印象

    有一种能“镇”住人的气场

    据一名曾听过蔡荣生做报告的学生回忆，蔡荣生留着平头，给她的印象是“看起来很干练，讲话也有条理，有一种能镇住人的气场”。

    据一名人大学生介绍，蔡荣生每年都会为本科毕业生做职业规划指导。他曾提出，人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不要盲目往大城市扎堆，“好儿女志在四方”。

    在一些接触过蔡荣生的学生眼里，除了招生就业工作以外，其科研方面也屡有成果。通过在知网上的搜索，北青报记者发现，能查询到的蔡荣生发表的论文有23篇，大部分都是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的身份发表，内容从信息安全、劳动力到文化产业以及高校专业建设，涉及多个方面，23篇论文中只有两篇蔡荣生并非第一作者。

    对话

    制约教育腐败不能指望行政领导自觉“把关”

    对话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

    北青报：为什么自主招生总是与“黑幕”、“腐败”联系在一起？

    熊丙奇：现在的自主招生，只是有限地扩大学校的招生自主权，给学生一定的录取分数优惠，却没有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学生获得自主招生资格之后，必须填报志愿，把该学校填报在第一志愿位置或者A志愿位置（针对平行志愿），高考成绩达到录取优惠条件后方被录取，这种自主招生，与高考加分没有多大不同，学校处于强势地位，一方面把自主招生变为抢生源的手段，另一方面则制造权力寻租空间，高考加分有腐败，“自主招生”也就难幸免。

    北青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招考分离”，有些专家解读为扩大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力，这样会不会加深自主招生的腐败？

    熊丙奇：目前的高校自主招生，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而且高校也没有针对自主招生建立新的学校管理体系，由此滋生招生腐败。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是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一名学生可以拿到若干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按照这种自主招生机制，受教育者拥有充分的教育、学校选择权，进而也就拥有对学校的监督和评价权，这要求学校必须公开、透明地招生，对自身的教育声誉负责。遏制高校的教育腐败，不是不要推进改革，而是以动真格的改革来铲除贪腐的土壤。

    北青报：怎样才算是“动真格”的改革？

    熊丙奇：要制约高校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不能指望行政领导自觉“把关”，而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有效制约学校行政的权力。这就必须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学校内部治理改革。在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方面，核心是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大学校长应该从行政任命变为公开遴选且取消行政级别，这样遴选的校长才会对学校办学负责，而不是对上级部门负责。具体到招生中，就应该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制订学校的招生标准，并监督职能部门具体实施。学校领导不能对招生指手画脚，更不能干涉招生结果，否则校长将面临教授委员会的不信任，直至被罢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