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市级医院中，医生和护士正在为孕妇进行计生检查。供图/CFP

　　二胎“梦断”的公务员夫妇

　　一个多月前，三十多岁的吴怡做了引产手术，孩子五个月大。

　　她一共怀孕三次，第一次儿子出生，第二次主动流产。最后这一次想偷偷留下来，被逼着“做掉”了。

　　她和丈夫郑彤都是小县城里的机关公务人员。这份在当地令人羡慕的工作，致使他俩失去了可能迎接的第二个孩子。意外怀孕后，两人试图以假离婚、假结婚的方式保住这条性命。但最终，他们在当地计生部门和双方单位的强大压力面前，败下阵来。

　　“你不能再流产了”

　　对吴怡夫妇而言，2013年可能真的是世界末日。

　　他们原本过着幸福的生活。吴怡在县城做公务员，工资虽然不高在当地也算稳定，郑彤是某局的小领导，收入比妻子高一些，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生于70年代的两人，有个九岁的儿子，每天朝九晚五，接送孩子上下学，日子平淡而踏实。

　　但正如吴怡的微信状态所言：“Single is simple，double is trouble。”这句话有了别样的意味：意为一个简单，两个麻烦。

　　2013年年初时，她意外怀孕，和丈夫商量后，主动去当地医院做了流产。那时，他们从没想过要个二胎，因为除了罚款之外，代价是沉重的。

　　当地执行和全国所有基层单位相同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票否决”制：涉事党员干部，将予以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的“双开”处分。同时，如果具体部门年度计生目标考核未达标，将被取消一切综合性先进、荣誉称号的评选资格，主要负责人不得提拔晋升，任期内被否决两次以上，将被降职或免职。

　　一位岁数很大的同事跟吴怡说过，自己曾参与了一件“挺吓人”的事儿。90年代某年，当地计划生育率超标。为达标，所有当年超生的，包括大月份孕妇，全都被拉到医院，强制引产。此事被当地人称为“大屠杀”。

　　郑彤也知道一些“前车之鉴”。有几个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试图隐瞒二胎情况，被发现后没等单位开除，自己主动辞职了。

　　此外，吴怡当时发生了些意外，出现流产不全的危险。事后医生告知，她不能再次流产了。“我们都是成年人。”郑彤自责地解释，两人平时很注意保护措施。

　　可几个月之后，吴怡又一次意外怀孕。

　　去当地医院检查，医生告知，吴怡的身体很难再承受第二次流产的压力，可能会面临大出血、胎盘粘连等风险，往严重了说，将再也无法生育。

　　除了医嘱，两人也考虑过家庭因素。

　　“再生一个，对小孩大人都有益处。孩子是独生子，比较孤单。往坏了说，以后万一有什么闪失或意外的话，我们年龄大了心理承受不了。”郑彤谈起当时的“私心”。前些日子有新闻报道，一位60岁失独母亲接受试管婴儿手术，生下了双胞胎。她认为，哪怕40岁再生，都已经太晚了。

　　生与不生，在郑彤心里原本占一半一半的分量，架不住妻子态度坚决，急哭了好几次。而双方的父母思想很传统，觉得多一个孩子没啥不好。最后，夫妻俩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他们显然低估了形势，在强大的计生压力下，一切侥幸心理都是螳臂挡车。

　　铤而走险

　　通过选择题加排除法，似乎出现了一线希望。

　　郑彤参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中，可以按时间间隔生育二胎的所有情况，包括“第一个子女为残疾儿(须经鉴定)”、“夫妻双方为双独”等七种严苛的情形。

　　两人各自有兄弟姐妹，孩子也很健康，均不符合条件。

　　身边多少耳闻了一些成功的案例。有人花了四、五万块钱，给孩子假办了残疾证，耗时费力地打通关系，最终获得了二胎资格。

　　“据我了解，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很健康。”吴怡说。

　　这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提前准备，并不适合临时抱佛脚的他们。后来，经过百度“计生”、“二胎”等贴吧，以及一些有同样需求家长的QQ群里的经验，郑彤决定采用“假结婚”的办法。根据规定，再婚夫妻，一方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按间隔可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前提是，他们需要先离婚，再找一个未婚男子和吴怡结婚，两个手续都得是货真价实的。

　　两人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离婚手续，四处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

　　“这不像人才市场，可以在报纸上、网上发个招聘信息。”作为“原配丈夫”，郑彤有点尴尬，“涉及男方的声誉，身边的朋友肯定不行。”

　　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以1万多元的酬金，找到了一位愿意做“假丈夫”的男子。郑彤出面，将真实情况和可能的后果都说清楚。对方很理解夫妻俩的不容易。只因为没结过婚，他并不清楚“一个小孩的意义有多大”。

　　郑彤陪着该男子去办理手续的时候，负责计生工作的大姐一眼就看出这是“假离婚”。但她说了句话：“你(指该男子)平时也不怎么会干事儿，但这次做了件好事儿。”大姐痛快地盖了章。这句话让郑彤觉得暖暖的。

　　结婚证顺利地拿下来了，到区里计生委办二胎申请的时候，卡了壳。

　　做体检的时候，吴怡被发现已经怀孕。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直接判断出这是钻法规空子的“假结婚”。并当场告诉吴怡，她这种造假情况，今年已经遇到三起，不久前刚有一位妇女被劝做了引产。

　　郑彤觉得之所以被怀疑，主要是因为离婚和结婚之间的间隔较短，妻子又已经怀孕了一段时间。“时间太仓促。”他分析，“至少也证明，我们不是早有预谋的。”

　　事情败露后，计生委拒绝了二胎申请。那一天，郑彤接到计生部门打来的电话，要求他把申报材料领回去，并自行带吴怡去做人工流产，“这个事儿就既往不咎了”。

　　他第一反应是不屑。所有的手续都是合法的，除非走法律程序起诉自己，可也没有明确的证据和理由啊。所以，过了一个星期，他根本就没理这茬儿。

　　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郑彤的想法“太天真、太单纯”了。

　　耻辱

　　“敬业”、“高效”和“过于强大”，这是夫妻俩对计生部门的评价。

　　如果继续坚持这次是真结婚，也不是没办法。工作人员告知，可以把孩子先生下来，然后我们去做DNA鉴定，看看“到底是你前夫的还是现任老公的”。只要被查出是和郑彤生的，就要算超生，结果按“双开”处理，交罚款。

　　计生委迅速而详细地调查了两人的社会关系，并电话通知了各自的部门领导和户籍所在地的计生部门。

　　首先发难的是吴怡的单位。

　　“这孩子你坚决不能要。”找她谈话的主管领导上来就说。并告知，要了，单位和其他同事的提拔会受影响，评优资格也都没有了，“就因为你一个人”。如果坚持，整个单位的人都记恨她。而且，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挺着个大肚子去上班，“全国都会知道”，“这个脸你丢大了”。

　　吴怡很难评价这是不是“威胁”。“我只不过想生个孩子，怎么就成罪人了？”她不服气，和领导顶撞起来。“大不了我辞职！”

　　几乎是同一时间，郑彤那天刚到单位，就有领导打来电话，要他去办公室。进了门，他就什么都明白了。平日里领导跟自己关系不错，话也说得很直白—如果不主动做掉孩子，就两种情况：一，主动辞职；二，以违反国家计生法规为理由被单位开除，而两者都得交纳数额不菲的社会抚养费。

　　“有什么能比一条命更重要呢？”当时，郑彤心里满是这个“冲动的想法”。

　　后来，单位派人“一遍又一遍”地敲警钟，郑彤心里动摇了。

　　他算了一笔账，按照计生法规，社会抚养费按家庭年收入的3到5倍处罚，自己和妻子每月工资加起来6千左右，保守估计得缴纳18万，多了就得20万开外。如果执意要这个孩子，两人都得被辞退，当地没有几家企业，30多岁的年龄也并不好找工作。

　　“一个孩子，已经有点吃紧。两个孩子，未来都要上大学，还要考虑生活成本。”他明白，一切都从头开始谈何容易。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时，妻子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平日里，吴怡性格文弱，即使受了委屈也都会把话藏在心里。两人少有地争吵起来。

　　“我得从维护家庭的长远利益考虑。收入非常重要，都丢了工作，你就是生下来还得考虑抚养的责任呢。你怎么承担？”郑彤的劝说，换来妻子直到深夜的低声哭泣。

　　这个时候，双方的老人也因同样担心的理由退缩了。

　　就连还在读小学的儿子都态度鲜明地反对。当时夫妻俩曾问他“想不想要一个弟弟妹妹？”孩子的回答是：“妈妈要是把工作丢了那(加重语气)，不能要！”孩子平时都是家里老人带着，估计也是听长辈们说的，此前他就不是很情愿。夫妻俩推测，可能因为是独生子女，五六个大人一直围着他团团转，担心“多一个孩子可能会抢夺大人对他的爱”。

　　“怀孕，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吴怡觉得很无力，“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坚持，仿佛成了耻辱。”

　　“这个歉我永远不会道的”

　　动了，又动了。

　　肚子里的孩子每动一下，吴怡的心也跟着颤一下。

　　因为发现时已经较晚，又忙前顾后地操办假结婚，已经拖到怀孕四个多月，孩子胎动很频繁了。

　　唯一的希望是，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她，以她三十多岁的年龄，以及上一次流产的过程，做这种大月份引产风险太大。建议她跟单位说一说，最好还是把孩子生下来。但大夫也说，相应情况只有在手术过程中才能下结论，所以不能提前写出相应的证明。

　　她抱着忐忑的心情，将医嘱告知领导，得到的回答是：那也不能要，如果担心当地的小医院有风险，可以去大医院，找好的医生。

　　言语间，透露着不信任。吴怡明白—因为自己的“前科”，现在说什么都被认为在故意撒谎。此前她已经照过B超，得知孩子长得很漂亮，是个男孩。

　　郑彤回忆，有位了解情况的同事告诉他，即使因身体情况，让你生了，结果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也是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来处理”。

　　经过愤怒、权衡、挣扎以及绝望，吴怡妥协了，同意去做引产。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她天天以泪洗面。

　　11月份的某天，他们早上五点多就出门，七点多钟到了省里的一家大医院。“去的时候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回来的时候，就没了。”郑彤一路都在想。

　　排队人多，吴怡身体吃不消，郑彤又托关系走了后门，试图提前办理手续。医生诊断后拒绝收治，因为这属于计划外怀孕的引产手术，没有相关部门出示证明就不能收。忙活了一上午，心情复杂地郑彤又赶回县里，找到计生委盖了个章，交给大夫才算了事。

　　“孩子很健康。你为什么不偷偷把孩子生下来呢？不要做这个手术了。”医生很遗憾。就连照顾她的护士也惋惜，护士的姐姐遇到相同的情况，最后辞职把孩子生了下来。

　　“可能我们跟她的情况不太一样吧。”吴怡苦笑。如果病人坚持，医生也只能劝到这份上了。“我多希望，医生跟我说，这个手术你不能做，坚决不能做。”

　　住院一天后，手术开始。吴怡记得，是下午五点进去的。

　　躺在床上，一旁的医生盯着B超，说动了动了，快扎。她清晰地记得，随后肚子上注射了某种液体，可能带有毒性。因为她感觉到，慢慢地，孩子的挣扎越来越微弱。

　　很难形容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好像小孩要跑，大人在后面追他，要弄死他。”她的意识到此中断了。

　　郑彤和丈母娘坐在门外，3个小时，没有任何交流。那扇门是如此熟悉，自己第一次做父亲的时候，曾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幸福。如今，天地之别。

　　门开了，吴怡被推出来。郑彤说，妻子看上去面无表情，“不痛不痒的”。丈母娘哇地哭了，他则在一旁宽慰，以后等条件成熟了，咱们再生，再生。

　　大夫拉住郑彤，询问孩子的遗骸是自己带走，还是留给医院。征询吴怡后，他选择了后者。他俩从没见过这个五个月的男孩，不敢看。

　　“我已经崩溃了，至今我还不理解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她怎么承受得了。”郑彤说。

　　两天住院休养期间，县计生委和吴怡的单位各自打来电话，催促把医院的引产手术证明送过去。后来，郑彤的领导曾主动表示关心，说“事情办得比较仓促”，也是没办法。

　　一个月后，吴怡开始上班。按照当地政策，因为没有准生证，怀孕后做引产或流产都是自费的，4000多元的费用不能报销。

　　如今，单位领导对她态度不冷不热的。有同事劝吴怡，领导现在对你意见挺大的，要不找个时间再去道个歉吧。

　　“道歉？”她笑了，“这个歉我永远不会道的。”

　　夫妻俩与其说是缓过来了，不如说是渐渐忘却，麻木了。时不时地想起来，心还会哆嗦那么一下。

　　郑彤希望，儿子长大以后，永远不要记得这件事儿。“我们老了以后，他会体会到的。”他解释，“对他而言，这将是个很残忍的真相。”

　　李敏一直想多要几个孩子。

　　在她看来，这可能是某种与生俱来的天性，无关财富、地位和工作性质。

　　但她自认为是整个社会里，最不能生二胎的那一类人。身为一名公务员，特别是在对计生工作有所接触的前提下，她深知多生一个孩子，将使自己的工作和前途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当“单独可生二胎”的消息传来时，她天天盼着北京出台具体的实施方案—她已经35岁，再晚一点，就来不及了。

　　“光欠”与“李八百”

　　“我们就你这一个孩子。”母亲曾对儿时的李敏反复强调。偶尔，还会补上一句，“而且是个女孩子。”

　　那时候，她并不理解这话背后的意义。只记得，父母加班的时候，自己便丧失了人身自由，被锁在房间里，哪也不能去。窗外是同龄人玩耍嬉戏的打闹声，她只能在“小黑屋”里写作业，眼巴巴地等待那扇门能打开。

　　“孤独，好像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她回忆。

　　当自己成为母亲后，李敏渐渐明白，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女儿。

　　李敏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母亲是位国企工人，父亲是位教师。两人结婚时，正值1970年代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那是一个无论党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都强调政治觉悟的年代，工人和教师同样要响应这个号召。

　　李敏的家乡，很多居民刚刚完成农转非，家里大多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在“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依然有不少人选择多要几个孩子。这种与政策相悖的选择，会招来一笔超出承担能力的罚款，或失去工作岗位的处分。

　　一些李敏同龄人的小名，能够反映出处罚措施的严厉：光倩，即“光欠”，孩子父母借钱交了罚款，一贫如洗又欠着外债；“李八百”，因为超生，被一口气罚掉800工分，对挣工分的农村家庭来说，好几个月白干了。

　　这种影响是沉重而持续的。一对在当地某国企当工人的夫妻，因为生了二胎，双双被开除公职，只得回老家靠几亩果林维持生计。如今两个孩子已经工作，一家四口的生活依然艰辛。

　　这样的大环境下，李敏的爸妈选择“只要一个孩儿”，她也因此成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

　　25岁那年，李敏正式成为一名公务员，在乡里的计生办办公。这不是她的主抓工作，但身边同事们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她多少“耳濡目染”，了解了具体计生工作的难处。

　　“一票否决制”

　　这显然是份费力不讨好的活儿。

　　计生工作一直是乡里的重点工作，有一项指标不达标，就会面临“一票否决”—失去参评优秀党委和优秀乡镇的机会。除了做好避孕节育知识宣传、免费发放计生用品等前期工作，还要联合村委会进行挨家挨户的孕期妇女普查，并即时上报。

　　一旦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将会面临一场“立体式”打击。

　　一位做计生工作的老同事说，多年前，也发生过荒唐事儿。

　　某村一位妇女已经超生两个女孩，这次好容易照了B超确定为男孩，人便东躲西藏。随后，乡长带队，乡里的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卫生部门与计生部门联合出动，来到该村民家进行劝说，希望做通思想工作，主动做掉孩子。

　　不出所料，大门紧闭，里面的人拒绝配合。半天过去，几十号人最终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任凭老人嚎、孩子哭，最终把藏匿孕妇的房子给拆了，以此对村里其他人起到警示作用。

　　该妇女被控制后，上厕所的时候跳窗而逃，并躲过层层“追捕”，最终生下了孩子。后来，这一户给男孩起了个小名，叫“狗追儿”。

　　计生工作人员下基层，家家户户都关起大门，“避瘟神似的”。早年间，如果实施强制引产，计生工作者会买好营养品、衣物甚至卫生用品，去卫生院安抚。那可是主动上门挨骂，一家子人会挑最难听的字眼，“问候”工作人员的好几代先人。

　　“老百姓不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李敏说。如今都是以说服教育为主，不允许再采用任何强制性手段。

　　李敏所在的单位，上至领导，下至科员，没有一个人选择生二胎，孩子都是清一色的独生子女。

　　这不仅仅是为了起示范带头作用。按计生法规，生二胎要缴纳一笔社会抚养费—因为多一个孩子，很多方面都要占用社会资源。这笔钱按照全市上一年公布的人均生活水平为基数(农业、非农户口基数不同)，以3至10倍的倍数进行处罚。“执行3倍的情况很少，一般是5至10倍。”一位负责人介绍，“18万是起步价，最多罚36万多。”

　　和普通老百姓不同，公务员群体要面临的不仅是金钱上的损失。胆敢以身试法，将会被“一票否决”，丢掉饭碗。

　　2003年9月1日《北京市人口计划生育条例》实施，对独生子女家庭做出具体的奖励规定，并明确了违法生育(没经过审批生二胎，便属于违法生育)的处罚：党员干部，要接受党纪处分，公务员开除公职。“也就是舆论常说的‘双开’，是全社会人群中后果最严重的。”该负责人说道。

　　“你连工作都丢了，生存都成了问题，还谈什么再生一个孩子，没人敢。”李敏评价，“公务员群体，是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的。”

　　再生一个的勇气

　　李敏认为，自己将是“单独可生二胎”政策最大的受益者。

　　多年前，她曾听闻过这样一个故事：临镇的某个小领导，为了再生一个孩子，又不被“双开”，妻子怀孕后一直瞒着外界。孩子出生后，户口悄悄挂在了别人家的户口本上，法律上并不认可其与亲生孩子的关系。即使这样，还成天担惊受怕。

　　在她看来，有本事生二胎的人群，根本不在乎多生几个：“有钱人”早就生了，无非多交点罚款，现在有能力还没生的，也就是公务员这一类人了。

　　收入稳定，是公务员最大的一个优势。虽然如今的奶粉钱越来越贵，但养活两个孩子对她而言还并不算吃紧。此外，他的丈夫经营一家小企业，如今两人在镇里住着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还有辆轿车。丈夫有一个姐姐，是非独生子女。两人的情况，正好符合眼下“单独可生二胎”大致的条件。

　　此前，北京市已放开了“双独”生二胎的政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女方满足生育间隔不少于4年，或者年龄不低于28周岁这两个条件之一，可以向计生部门申报，经过1个月左右的审批，以及一个月的公示期后，“就可以准备怀孕”了，不用再缴纳社会抚养费。

　　但李敏单位里满足“双独”的同龄人，都不打算生二胎。哪怕如今“单独生二胎”的政策逐渐明朗，很多“单独”的同事，也没做考虑。

　　李敏解释，工作升迁是个重要因素—一个本科生进入公务员队伍，经过考察转正，已经二十四五岁左右。熬到可以升副科的年头时，可能已经28岁左右，这时候大部分人会选择生育。接下来要花心思扑在工作上，努力争取正科的职位。到了30岁出头，好不容易熬到提副处的时间段，可能将面临去市里挂职或去偏远地区锻炼的情况，“如果这时候怀孕了，很可能就失去机会”。而这几年，也是女性最佳生育年龄的后期了。身边的几个同事，都选择以事业为重。

　　此外，多一个孩子的成本也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虽然小镇的消费水平比城里低了一截，但投入在子女教育等方面花费和精力，以及长大后就业、结婚方面的压力，令很多同事产生“一个孩子就够受的了，两个孩子活受罪”的想法。房子，更是个要命的问题。

　　李敏和大家想法不一样。儿子上一年级，她工作之外的主要责任就是带孩子参加课外班。她一直告诫儿子，不能凡事依赖父母，包括以后房子的问题，也得自己承担责任。哪怕有了第二个孩子，她也会灌输这种理念。

　　现在政策眼看松动了，夫妻俩有想法，两边的老人也都挺支持，就连自己7岁的儿子雷雷都催促，想要个弟弟或妹妹：“天天一个人玩没意思，我把自己的玩具分给他(她)。”

　　李敏想起了自己被关在“小黑屋”里的童年，她不想让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

　　“就怕自己赶不及了”

　　如今，李敏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过年。

　　每年年三十儿那晚，她带着孩子在三个家庭奔波：晚六点多，先去孩子奶奶家，吃顿饺子。到了九点多，丈夫留在父母家，她开车带着儿子去姥姥姥爷家—推开门，等候多时的两位老人，马上张罗烧水下锅，再吃一顿饺子。等到雷雷犯困的时候，还得坐上车跟妈妈赶回自己家的楼房，一家三口等待新年钟声敲响。

　　儿子很厌烦这种状态，认为太折腾。李敏开导他：“这样多好啊，你一个人可以放三次鞭炮，别的小朋友都会羡慕你的。”

　　最近，她看了一组报道，关于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感同身受。自己爷爷奶奶那一辈，有个头疼脑热，父亲兄弟几个可以轮番照看。而等父母老了的时候呢？一想到这儿，她现在就觉得喘不过气来。

　　失独问题同样是她关注的。她所在的这个小镇上，有案可查的，也已经有十来户失独家庭了。市里每月补贴二百多元，区里再补贴五百多元，初步制定的政策是，等他们老了，可以免费入住养老院。每想到这儿，李敏就会一身冷汗：“我能活到现在，是件多么幸运的事儿。爸妈生生担心了三十多年啊！”

　　现在，李敏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爸爸去哪儿》，她觉得育子是幸福，而不是负担，是一种享受。

　　明年，她就35岁了。身边一个岁数比她大的朋友，因为工作忙一直拖着没生孩子，后来做产检的时候，得知胎儿是先天畸形，一家人愁得不知所措。她解释，35岁是道坎儿，过了这岁数，晚一年，生下先天疾病或体质孱弱孩子的几率会翻倍增长。

　　“那时候再打掉，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儿。”她现在也忐忑不安，只盼着政策最好早一天到来。

　　早在几年前，她就有生二胎的打算，衡量了一下风险性，还是放弃了。虽然着急，可她不敢提前做怀孕的准备：“万一最后政策没出来呢！这孩子是生，还是打掉？”

　　“现在，就怕赶不及了啊！”李敏期待中带着忧虑。她深知，这也许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

　　(文中李敏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