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自超唯一的朋友——护工曾超忠

一个人照看家里的5亩稻田，黄自超70岁的父亲黄位荣裤管上经常沾满泥

陈绍基向记者展示医院开具的“出院健康指导”

黄位森指着当年侄子砍杀发妻的地方

　　广西42名精神病人集体脱逃事件真相还原———

　　黄自超既不是领导“被精神病者”逃出医院的反抗首领，也不是出于“天气过热”之苦而出走的逃难者。

　　7月5日，广西藤县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的42名病人集体暴力脱管，带头者黄自超脱管的动力和方向，只是一个“家”字。

　　5年医院生活后，黄自超在三重门外享受到了4小时自由，向着家的方向，走完了1/10的路程。

　　从脱管到被送回病房，4个小时并不足以让他到达目的地。非受制于医院的搜寻，而是无处容身。

　　被困住的灵魂

　　“我可能一世不得回家了。”

　　在藤县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的病房里，病人黄自超用广西白话对护工曾超忠说道。

　　曾超忠在这个病房里工作了7年，黄自超在病房里住了5年，两人是共处时间最久的一对朋友——尽管不那么肯定，但曾超忠仍用这个词来形容两人的关系。因为如果他本人不能算是黄自超的朋友的话，那么这所病房里可能再无他人能够担当这样的角色。

　　在“喹的平”、“奋乃静”等药物的长期作用下，黄自超在多数时间里保持安详静默，与正常人无异。每当这时候，他会和曾超忠谈谈心。曾超忠在多数情况下也是个淡漠的人，与人交流过程中，时常会陷入片刻令人难以预料的缄默。这样的两个人谈起天来，常常像《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希腊精神病人和他的哑巴朋友，很小的信息量会分摊到很长的时间跨度中去。

　　黄自超偶尔会借曾超忠的手机打几个电话，打给家里，但每次聊不了太长时间就会挂掉。“为什么我的弟弟们不来看我？”他有两次这样对曾超忠表达过。曾无以回答。身边的病友们常有家人来探望，送钱，送水果，嘘寒问暖。他还注意到，今年5月以后，还时常有病人告诉家属自己“病好了”之后就被接出医院。黄自超也常常说自己“病好了”，不过只有说给病友、护工和自己听。

　　看着身边的人来了又去，黄自超就会说出那句话——“我可能一世不得回家了”。有一次曾超忠接过黄自超还回来的手机，问，为什么你不得回家？他的回答是，他爸不会让他回来。

　　在最清醒、暂时度过头脑中的精神荒漠的时候，他会跟他的护工朋友吐露最真实的心声。他会说，他真的好后悔杀掉了自己的老婆啊。

　　另一种“被精神病”

　　2008年以前，黄自超住在位于藤县太平镇善庆村的家里，和父母、妻子、儿子、闺女以及弟弟、妹妹们亲密往来。在堂妹黄锦华看来，这位堂哥平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说到头就是更为沉默一些。

　　但这一切都在2007年底逐渐起了变化。在没有明显诱因起病的情况下，黄自超开始出现自言自语且内容紊乱的症状。有时他说“有人害他”、感到害怕。他晚上睡眠差，还常在房间里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因经济条件有限，家人未予重视，黄的症状反复发作，时轻时重。直到2008年4月，他提起了菜刀，无故把正在院子外面晾衣服的妻子砍倒在了血泊中。当家人发现这一幕的时候，黄手中的刀还在向自己的头、脸上挥着。偏远静僻的小山村里，谁也没有见过这样骇人的一幕。

　　广西南宁第五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将黄评定为：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经家属同意，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协助将黄自超送到了藤县第三人民医院治疗。

　　家庭破碎。时年65岁的黄位荣老人在一天之内就失去了大儿子和大儿媳，加上另两个儿子外出打工，留给他们老两口的，是10个孙辈的孩子和5亩稻田。突然变故的惊悚、失去亲人之苦以及生活负重一齐压向这个家庭。黄父又哀又恨，从2008年大儿子被送到精神病院开始，他就从未期待过大儿子能回来。堂叔黄进金总是决断地说：自超的病肯定治不好的。

　　60公里以外，黄自超开始了精神病院里的生活。刚进来时，他的暴力倾向仍然在病房里释散着，连护工曾超忠看到了也会害怕。“他们发作起来不认人的，常常说一些打啊杀啊的。”他说。在发病期，日常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会荡然消失，唯一所能依靠的方法就是药物“镇压”。在按规律服用一些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后，黄自超和其他病人一样，渐渐静寂，也渐渐清醒。

　　几年过去，精神科对黄自超出具了新的诊断证明：未见明显乱语，行为紊乱的症状已基本消失，他能够协助他人干力所能及的工作，与病友相处还算融洽。但是，和家属联系沟通后，医院“领回去继续服药治疗”的建议却没有得到同意——没有一个家人希望黄自超回家去。

　　没办法，医院只得继续收容他。一位精神科的护工在和记者聊天时苦笑说，能出院却出不了院，这是不是也算你们要找的“被精神病”？

　　三重门外的4小时

　　在清醒的时候，日常的住院时光会显得更加漫长。

　　起床，吃饭，活动，吃药；打牌，下棋，看电视，散步。如同乡镇景象一样，晚9点，这里即关灯、关门，病人们须上床睡去，停止活动。万籁俱寂，只有病房墙上的排风扇和清醒状态下的思维还在转动。6月底的晚上，黄自超时常对来“望”(巡视)的曾超忠说上几句话。要么就是“太热，这里又太窄，睡不着”，要么就是“我病好了，我想回家看看小孩”。

　　终于，“怨念”在7月5日晚上落在了实处。20时许，就在护士刚刚送来药、曾超忠准备锁上病区的门时，黄自超对他的护工朋友采取了行动。他从后面搂住曾超忠，呼喊着同病房的病友来抢夺这名护工身上的钥匙——用来打开横亘在他面前的三重门、手机——用来联系家人的工具、钱——用作回家的盘缠。事后，藤县卫生局局长证明黄自超当时清醒，而曾超忠却为黄辩护说他是“一时冲动”。而事实上当晚所发生的是：黄自超拿过抢来的一千元钱，只留一百，余下的当场返还给了曾超忠。

　　没有来得及对他的护工朋友说句话，黄自超带头跑出病房，身后跟着的是同屋的6名病友——这就是事后被定义为“肇事肇祸”的精神病院群体。看到大门洞开后，又有35名病人明白过来，叫着好便跟了出去。一时间42名精神病人浩浩荡荡地走出精神科病房。值晚班的几个医生、护士根本不敢拦。

　　从藤县第三人民医院门口出来，这群病人一拨向东，去往梧州市方向；一拨向西，去往藤州县城。医院门口的摩托车机修店里，店主陈强正在洗涮收拾，突然间看到眼前十几个人正在排成一列兀自向西走，有些人行动迟缓，走路甚至不摆臂。等陈强明白过来出事的时候，“各种当官的”和警车已经纷至沓来了。市县领导们坐镇医院指挥部，200名警察、县城管、打违队、县镇村各级干部400名全部出动，一场搜寻行动正式拉开序幕。

　　黄自超走对了方向，要回太平镇，所途经之路就是向西走的藤州大道。然而5年没有出过门的他，在飞速发展的藤县县城里有些迷失。当搜寻人员在午夜12点发现他时，他还在县城的文化广场看大家唱歌、跳舞的热闹，这是他5年来没有看过的景象。此处距离精神病房只有约6公里，这只是到他太平镇善庆村家里路程的十分之一。

　　黄自超向往着家，而远在60公里之外，善庆村的家人们也得到了消息。只不过黄自超的堂妹第一反应是：“我听到之后都怕死了！”她非常惧怕这个堂兄回来以后会对家人造成威胁。

　　逃出病房4个小时后，黄自超回到了这里，又看到了护工曾超忠。“对不住啊，犯病了。”曾超忠没有说什么。

　　后来他们听说，有一个逃到梧州市区的病友，想要向在那里的弟弟借点钱，结果后者怕哥哥闹事，直接打电话向医院告发了哥哥的所在地。直到次日清晨来临、搜寻人员在梧州市太阳广场的早点摊位上找到这位病友之前，他还觉得自己可能从此自由了。在这位病人家属的帮助下，最后一拨脱管病人被找到，搜寻工作至此收网。

　　精神科医生的困惑

　　黄自超留在了精神科的那间病房里，和六七名患有其他精神病症的病友同住一屋。日常程序仍然在走，墙上的排风扇照旧在转。

　　按照精神病院与家属签订的“知情同意书”的规定，轻症精神病人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出门活动，但这所医院的精神科达不到这样的看管条件。

　　县卫生局局长刘羡杰坦言，作为乡镇中心医院的一个科室，精神科及其病房还达不到精神病专科医院的标准。位于医院后院的三层病房楼，只是按照一个科室去落实的业务用楼，没有医疗区、康复区的区别，没有轻、重症患者的区分，精神分裂症、精神发育迟滞、癫痫等病人之间也没有隔离，不排除病人相互产生影响的可能。

　　最要紧的还是床位。这个前身为传染科的业务用楼，最早的床位容量只有120个，改建后扩充到了260个，但还是不能满足全县精神病患的需要。在我国大力推行公共卫生服务政策的大背景下，从2010年开始，藤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始了对重症精神病人的排查，加强监管。对轻症患者采取随访治疗的对策，而重症患者则在家属意愿之下被送往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从2010年至今，该院精神科增多了200多名病人。目前，藤县周边各县市的精神病院——岑溪市、蒙山县也一样全部满员(岑溪市的精神病院条件更糟，甚至有七八十个病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大开间)，梧州市的病院倒是有富余，但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规定，在市区医院的报销比例要低于县城，起付的费用也要高。所以，县卫生局对于家属们“向梧州分流”的动员根本收不到成效。现在的近300位病人，只有继续挤在这个黄自超嘴里“很窄”的精神科。

　　在藤县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胡超云看来，家属不配合分流还只是个小问题。近来还有更多复杂、没有头绪的问题在困扰着这位精神专科医生。比如，按照新《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入院、出院等一切都遵从病人及家属意愿，那么当医院诊断病人基本康复或可以出院归家继续服药治疗，而家属不同意接收病人，要怎么办？胡超云甚至向蜂拥而来的全国媒体记者们提出了这些问题。

　　没有人能解答。

　　回不去的那个家

　　现年70岁的黄位荣老人拎起沾满泥浆的裤管——刚刚在那5亩需自己打理的稻田里沾来的——点上一支烟，望着窗外独坐在竹椅的小孙女。他所坐着的硬木板沙发，就是他晚上的卧榻。包括那孙女在内的10个孙辈孩子分占了几个卧室的床。

　　以上那些问题，只会讲白话的他连理解起来都有困难。他只是明白一点：不能让大儿子回来。弟弟黄位森翻译他的话道：他只当没生过这个儿子。黄自超的大女儿和他的堂妹年龄相仿。据堂妹黄锦华介绍，黄自超的大女儿已多年没提过父亲，不但没有过去看望的想法，甚至还刻意回避着同学们的目光。

　　“精神病在农村很受歧视的，所以他(黄自超)也很凄凉。”卫生局局长刘羡杰说。另据胡超云副院长介绍，在藤县农村，有些人考虑到病人的隐私，不选择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有的精神病人一旦入院，今后就会遭到歧视，出去找工作都会有困难。

　　从现实角度来讲，黄进金倒是明白自己堂侄不能回家的道理。“医院可以让他回来，在家里用药物治疗，”黄进金指指一屋子的孩子，“但是，这个家里面不是老人就是小孩，谁懂得让自超按时吃药治疗？如果再反复发作起来，怎么得了？”

　　重回精神科病房

　　7月9日和10日，有13个病人陆陆续续出院了。12日一下午的工夫，又有3名病人在家人的陪伴下离开了病房。

　　72岁的陈绍基拎着一包药走了出来，身旁，35岁的儿子步履跟他一样迟缓。陈绍基说，他儿子的情况属于可以在家继续治疗。他拿出医院开具的“出院健康指导”来，上面明确写着“对病人”和“对家属”的7点指导意见。意见要求家属做到“督促患者按时服药”、“不要过分照顾以免挫伤自尊心”、“培养乐观向上的精神，对取得成绩给予鼓励”等。身为中西医医生，陈绍基微笑着，一脸轻松地将儿子接回了太平镇。

　　而在医院大门口，40岁的李先生小心地把兄弟扶上摩托车，结束了他这段4个月的住院治疗生活。不久前，当李先生再次来探望时，他的弟弟主动对他表示，感觉自己已康复了，可以出院继续接受治疗。

　　这一天，藤县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的门口多了4台空调——两台空调外机、两台柜式空调，刚刚运来，还没有安装。同时，卫生局局长刘羡杰正在医院三楼的会议室里和工程方磋商着医院的改造方案，试图实行住院病房人性化管理。当然，如果他们向自治区申请建立专科医院能够获批，那就可以重新选址建设一个具有规模的精神病院了。

　　但在这一切背后，三重门之内的黄自超还是只有吃药、散步、看电视，夜晚听着墙上的排风扇呼呼转动。迄今，黄自超在精神科病房里待了5年有余，是300名病人中最久的一个。

　　对他来说唯一不同的是，这几天连护工曾超忠也不理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