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吃药最好不打针，能打针最好不挂水。”已经从医学院毕业5年的魏丽还记着在课堂上老师曾经传授的这句俗语。事实上这个道理各大医学院的课堂中，老师都会向在座学生传达，但是现实的治疗环境中输液的使用却和医学院中老师所教授的理念大相径庭。

　　目前，中国人均8瓶的输液量更是将发达国家抛在了身后。

　　事实上，输液超过一定的程度，就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并且可能让患者产生耐药性，严重的甚至会导致“重症感染无药可用”的危险境地。

　　这些在医疗上产生的影响在利益前面却变得异乎渺小，相比口服药更多的回扣让不少医院和医生铤而走险。

　　一年百亿瓶的输液大国

　　夏秋交替之际，早晚温差较大，不少人尤其是抵抗力较差的老年人和小孩极容易感染上感冒发烧等症状。

　　开学没有几天，王女士家的小孩受到学校同学的传染也感冒了，由于吃感冒药见效慢，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学习，王女士准备带着孩子到医院挂吊水。

　　“对于儿科的患者来说，输液的治疗方式确实可以更加快速帮助青少年患者痊愈。”一位市级儿童医院的邹医生向记者表示，“不过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使用点滴的方式进行治疗，有些患者或是患者的家属前来就医时就强烈要求进行点滴。”

　　上述病患的输液要求实际上就是行业内所俗称的“输液依赖”。

　　静脉输液在传入我国之后于上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由于其具有“给药直接”、“见效快”、“不过敏”等口服药不具备的优势，迅速被就医的病患所接受，随后静脉输液很快便替代了肌肉注射。

　　在经常发生感冒发烧的季节，医院急诊室的走廊上随处可见手持输液药品的病患。

　　“输液依赖”是造成过度输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某些医院和医生在这之中所起到的作用。

　　输液的疗效快是众所周知的，于是在某些医生们的最终诊断上往往会写上建议进行输液，同时医生们还会以一个专业人士的口吻告诉病患，目前最好的治疗方式非输液莫属，如果选择只是服用口服药物，很可能达不到快速治疗的效果。极个别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还会用无可质疑的语气告诉病患，口服药物可以开，但是只有输液才是唯一的治疗方式。

　　另一方面，一些医院也会根据例如输液等药品使用的数量，来考核医生的月度绩效，两方面的叠加让输液药品成为一些医生最常开出去的药物。

　　正是由于“输液依赖”和一些医生在其职权之中过多使用输液治疗，导致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输液大国。

　　有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大输液市场容量在100亿瓶（袋）以上，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人均2.5~3.3瓶的水平。

　　点滴背后的利益链

　　然而，“输液依赖”和过度输液的形成，最根本原因还是医院、医生和医药代表之间的利益驱动，一条由医院、医生、医药代表等构成的利益链也渐渐浮现。

　　2004年，国家医疗卫生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今后我国医院改革的重点将是市场化，允许多种产权和经营形式并存。外界也将2004年定义为“中国医院市场化年”。

　　在医院被推向市场的过程中，药品加成政策开始逐渐在全国各大医院中普遍推开。

　　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医院就开始实行“全额管理、定额补助、超支不补、结余留用”政策，由于政府所拨经费难以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行，药品收入便成为除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外医院的主要收入之一，并且迅速占据40%以上的份额。

　　一些医院给科室定任务，科室给医生定任务，在国内的医疗机构中，基层医疗机构的收入中药品收入更是占到整个收入的70%以上，很多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几乎等同于“输液室”。由于医疗知识的匮乏，和静脉输液较快的治疗效果，在医生的一定“诱导”之下，不少乡县甚至是城市患者都一度把输液当成了快速祛病的良方。（注：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3年主要工作安排》，提出启动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里面再次提到了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将进一步对过度医疗等不规范的医疗现象做出规范。）

　　“从收入方面来说输液能为医院和医生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在这个行业从事几年的医生应该非常清楚这个。”上海某医院科室高医生并不避讳目前医疗行业中的问题。一般而言，静脉药品的价格大多高于口服药品的价格，所以使用越多的静脉输液产品，医院就能够从中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

　　众所周知，知名大医院的床位总是很紧张的，但是一些二、三级医院的床位却总是出现病床使用率不高的情况，使用率不高就意味着不能产生后续的经济效应。

　　此时，医院可能会暗中授意医生将一些可住院可不住院的病人“留在医院”，而医疗输液，进行相关抗生素的使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不过输液仅仅是一个开始，在住院的一周时间内医生会尽可能多的让住院的病人进行各种身体检查，让病人的经济效应在短短几天的住院期间得到最大化的体现。

　　从医生方面来看，如果和医药代表有着相关的销售合作，医生就能够从中获取比口服药物更多的返点。高医生告诉记者，一般医药代表给合作医生的口服药返点在10%左右，输液药品的返点要高于口服药品大约在15%，而且小药厂或是小品牌的药品，给到相关合作医生的回扣比例还要更高，所以在口服药物和输液药物进行选择的时候，口服药品往往不被作为医院和医生的首选。

　　“不仅仅是回扣，如果某名医生和某品牌的医药代表合作一年或是半年下来相当愉快，该医生很有可能被请去国外或是海南等国内知名旅游胜地考察学习，时不时送个数码产品更是稀松平常的事情。”高医生说，“不过能被请出国玩的也是在医院科室内有一定职位的医生，医院领导也都知道‘考察学习’的目的，一般都会放行，这也算是行业内的‘潜规则’吧。”

　　虽然目前国内开始逐渐取消药品加成政策，但是对于改革初期的县乡级来说杜绝这样的事情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一位基层医院的医生向记者表示，医改的逐渐实施让医院对于过度医疗的情况有着很严格的管理。以该医院儿科为例，医院规定每个月的门诊输液量要控制在30%左右，不同的医院对于输液和检查相加所占的比重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如果超出比例将遭到扣罚。

　　但他表示尽管如此还是有个别医生会铤而走险，通过静脉点滴这个环节从医药代表处获得更多的利益。

　　“危险的”医疗输液

　　一位在澳大利亚的友人曾经向记者表示，在她所在的城市基本上很少在医院看到输液的情况，顶多医生会对症开些西药，并且在开药的同时不少医生也不主张病人过多服用药物。

　　而这一切都源于输液相比口服药物有着相当程度的危险性。

　　据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其中，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保守估计，每年我国最少有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

　　有业内人士曾经发文指出，“由于涉及直接入血的侵入性操作，输液与口服药物相比更难有挽回的余地，在出现差错的时候也会有更大的危险。如果输液所用的药品存在质量问题，会比口服药物更容易给患者带来伤害。”

　　不仅仅如此，在上述业内人士看来，假设药品完全不出现质量问题，输液依然比口服更容易出错。因为，与口服药相比，输液的准备过程更加复杂，不仅要从药房发出正确的药品，通常还要进行药液的配制，输液时护士也会有更多的操作步骤。尽管医务人员会谨慎地核对每一个步骤，但随着步骤的增加，出现医疗差错的风险也会随之累积。

　　输液医疗的危害还在于长期使用带来的恶性后果。

　　“如果过度输液,没有被杀死的病菌很容易自发成为。”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检验科主任张乐海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即使病菌耐药性突变率很小,且不会致病,但由于长期隐藏在体内,将产生更大的抗药性，长此以往输液治疗可能对于过度输液的病人来说疗效甚微。

　　张乐海认为,当新抗生素研发速度赶不上耐药性细菌的繁殖速度时,“重症感染无药可用”将不再是遥远的威胁。

　　事实上，目前医疗输液在国外采用的频率都要远远小于国内的医院。

　　在煤炭总医院医生郑山海看来，这是因为国外医院有着一套较为完善的医疗质量考核体系。如果某位医生的输液量过高，就立刻会有人与其交谈，让该医生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时，医疗保险机构也会介入调查，一旦医生不能作出符合医疗原则的解释，该医生很可能面临吊销医疗执照或者其处方不能得到医保报销的窘境。正因为在这样严格的制度监管之下，医生自然会谨慎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