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站在被强拆的院子前面。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一个人民警察，连自己的家都保护不了，还能保护老百姓么？”

　　当了几十年民警，王辉最害怕的事儿，是半夜听到狗叫。

　　一旦院子里那两条小土狗突然狂吠不止，他便会蹿下床，查看电脑上的实时监控画面，拿手电筒朝院子漫无目的地扫射，同时大声喊话，既为警示“来访者”，也给自己壮胆。

　　尽管四周林立的高档住宅楼早已入住居民，小区入口的门卫全天轮岗，但他依然战战兢兢。不怕小偷，就怕那些“打算拆他们房子的人”搞突然袭击。

　　3年前，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岳各庄民警家属院面临拆迁。因为没有达成拆迁协议，他和另一位邻居至今没有搬走，成为院子里最后的住户。

　　他是一名警察，也是个“钉子户”。

　　“违章建筑”

　　这是一幅不太和谐的画面。

　　位于岳各庄桥北的中堂小区，是个新建的商品房楼盘。爬上任意一栋20多层的楼，眺望小区内部，都会看到楼下整齐的绿化带、古色凉亭、鳞次栉比的轿车，以及一座杂草丛生、残垣断壁的小院子—王辉的家。

　　王辉驱车进入小区时，警卫亭身着红色西式礼服的保安，没有敬礼，反而投来警惕的目光。小区车道拐入他家的土路上，散落着碎砖和生活垃圾，几段凹陷处留下草草填补的痕迹。

　　“当时开发商要挖沟隔离院子，被我们阻止了。”他解释道。现在，院外西侧还立起一排蓝色铁板，阻挡着路人的视线。

　　这里如同震后废墟般荒凉破败。

　　掉漆的木质院门咧着大口子，旁边潮湿的墙砖，轻轻一扣，便像糟木头般簌簌掉渣；小院东侧屋子只剩拆后的残骸，唯一半堵摇摇欲坠的墙，还是他们后来捡废弃砖头和石块垒的；散落的二十多个大小不一的塑料桶，以及角落一套半新的柴油发电机，证明这里曾经断水断电；他屋子的墙壁，刚刚粉刷过，水渍却已经蔓延到床头—这里是小区地势最低的位置，一到下雨就会积水。

　　尽管过着“不是正常人能忍受”的生活，王辉和邻居大张目前还没有搬走的打算。

　　王辉介绍，他们所居住的岳各庄第九街区397号院，70年代成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岳各庄派出所办公地。90年代初派出所搬迁，院内的房子分配给分局住房困难的民警使用。

　　“这棵白蜡树，还有之前的核桃树，都是我家老爷子和同事亲手种的。”大张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父亲已经退休，曾是最早在这办公的民警，当时只有五间北房，以及煤棚、自行车棚和厕所。后来因民警入住需要，核桃树被砍，那棵已经几十年的白蜡树，如今依然枝繁叶茂。

　　90年代初，王辉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下辖的派出所。

　　因为没有居所，单位先后给他安排了家属院两间10多平米的屋子作为住房。当时，11间房里的9户，有8户是丰台区分局、各派出所民警及民警家属(另一户是因个人原因与后来一户民警换房的普通市民)。他出示了2000年左右单位补发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因为套着一层皮革外皮，民警们约定俗成地称之为“内部房本”。其中，出租方(甲方)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承租方(乙方)是王辉。

　　王辉说：“水费、电费、房租和后来的住房补贴，我们的工资单上都有记录。”作为无房职工，目前正科级的老王本应享受60平米的住房待遇，因为住房实际面积没有达到该标准，不够的面积，单位会折合成一定的金额补给他。按着他的理解，一旦真面临拆迁，也是他和单位之间通过内部协商解决。

　　直到2011年下半年，区里下发了会议文件，就岳各庄居住东区五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问题做出指示：区教委和区公安分局分别对地块内滞留的9户教委职工和2户分局民警继续做好动拆工作。如不能达成协议，由区城管大队依据相关规定，于“两会”后组织相关部门对违章建筑予以拆除。

　　其中的“2户分局民警”，指的就是王辉和大张的父亲。当时，民警院的其他住户都已经搬走，两家人成了滞留的“钉子户”。

　　“住了20多年，我又没有私搭乱建。”王辉说，“结果成了违章建筑。”

　　为什么当钉子户

　　作为老警察、老党员，王辉还是有觉悟的。

　　早在2000年，丰台分局东院的看守所搬走，留出的空地开始建民警家属楼。当时，王辉和妻儿、老人挤在一起，曾向分局主管领导反映居住紧张的情况，想申请一套楼房。负责人告诉他，因为他有了岳各庄民警院的房屋，不能再享受这一次的分房待遇，让他等待岳各庄的拆迁。他便安心工作，没再提这事儿。

　　2009年，儿女面临小升初。为了有个好点的学习环境，王辉又一次找到分局，希望把公租房退了，申请一套经济适用房的指标。分局的回复是：你就别管了，等拆迁进行房屋置换吧。这次，他留了电话录音。

　　“我毕竟受党教育这么多年，知道服从大局。”他描述当时的心态，“所以还是选择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到了2010年上半年，岳各庄一带开始拆迁。和领导谈话时才得知，自己住居房子的产权不是分局的，是卢沟桥乡的。但分局承诺会负责和各方协调安置。他觉得不对劲儿：“产权不是单位的，能给我们发内部房本，还给住房补贴？”他将疑惑提了出来，却并没有得到正面回复。

　　分局领导曾问他，想要多少钱，多少套房？他一直强调“按政策来”，绝不多要。

　　1990年代末，中国进行了房屋改革，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公务员、事业单位及国企工作人员，都可以付出少量现金，将单位租给自己的房子，化为自己的产权。当公租房被拆迁时，之前的租房户都会获得产权归属自己的房子。

　　但王辉多了个担心。私下里聊天时，有人告诉他，给民警的安置房，目前审批手续不全，产权方是岳各庄村委会，“都是小产权房”，而且要等几年之后才建成。他将很难拿到房产证。

　　王辉的担心，来自近年来北京市对于小产权房严厉的清查政策。“我是城镇居民，跟村民还不一样，如果哪天村里不让住了，我就无家可归啦。”

　　民警院的安置房距其1000多米，位于当地民岳家园小区外侧，是一幢10多层高的独楼。

　　9月底，《中国周刊》前往探访时看到，该楼已基本建成，但仍在施工，墙上写着“岳各庄西区回迁安置房工程”。

　　在岳各庄村委会，几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土地是村里的，应该是小产权房。

　　村委会隔壁，有一家村里办的地产开发公司。公司一名负责人称，关于民警院的拆迁安置工程，区里曾召开多次会议，他也曾到会旁听。据他所知，安置房还有一两个手续没办完，但应很快可办好。对于该安置房性质，他表示难以确认是否是小产权房。

　　《中国周刊》记者致电该安置房的开发商京大昆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一名王姓负责人称，据他所知，手续正在紧锣密鼓地办理，一办完就肯定就会有房产证，但何时能办完，他无法确认。

　　这种说法王辉在今年5月份也听到过，当时开发商与他谈判拆迁事宜时，也承认有部分手续没办完，正在紧锣密鼓地办理，何时能办完，则无法给出保证。王辉还录下了当时的对话。

　　王辉曾就产权问题，咨询过北京中润律师事务所的许荣律师。许荣介绍，此外，按目前法律规定，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小产权房是不允许面向城镇居民的。开发商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本末倒置，承诺补办手续，存在欺诈嫌疑。如果未达成一致，老王完全可拒绝离开。

　　就这样，王辉下定决心，当上了他们说的“钉子户”。

　　“你们连警察都敢打？”

　　如果这是一场拔河比赛，也早已分出胜负，哪怕绳子一端站着的是警察。

　　2010年8月6日下午3点左右，铲车和几十个手握木棍、铁链和铲子的大汉围在了民警院前。当时，还有多户民警因为没谈拢搬迁条件而在此居住。

　　事发时，大张正在屋子里，听到门外的声响，和另外两户邻居赶紧跑了出来。对方已经砸开院门，踹开几户住户的门锁。

　　来不及做出反应，有屋子里的家具物品就搬出了大半。有人窜上房，正拿大锤子砸屋顶。那是一位市局退休老干部的屋子，常年无人居住。对方似乎提前了解情况，先在此下手。

　　据大张回忆，最先赶到的邻居丰台西局派出所民警陈院刚，为阻止强拆，一边喝止一边坐在了该屋的窗台上。一个为首的大汉见状，下令：“弄他！”五六个手下冲上去把他拖走，用擒拿手法按着脑袋、背扣着双手，“如同警察押犯人一般”，拽到了空房的角落，拳脚并用，围起来殴打。

　　另一位住户看不下去，在几米外喊道：“还有没有王法，警察你们都敢打？！”没人理睬。

　　当值班的王辉急匆匆赶回来时，院子西侧的平房已经被铲车推掉了一半。而陈院刚屋子里的所有家什都被扔到了路边，打人者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一帮人正在拆西墙。老王要求出示手续，对方告知：“没有。”随后，接到110报警的警车到了。对方才渐渐散去，而且对打人一事拒不承认。警方告知双方，得先谈，谈不成去法院解决。眼看没法现场解决，他只得先带着陈院刚去取医院开诊断证明，随后又去派出所做伤检，录笔录。

　　第二天，《新京报》以《警方公房遭拆民警阻止被打》为题披露此事，并在头版醒目位置刊登标题。8月8日，《京华时报》第8版社会热点，以《警察住房遭强拆起冲突》为题进行了整版报道，称有目击者看到陈院刚被打是还穿着警服。人民网、新华网等各大媒体进行了转载。

　　“嘿！网上一片叫好声，有人留言，说狗咬狗，活该！”大张咧着嘴苦笑，“可见老姓心里，警察在拆迁的时候，扮演的不是啥光荣角色。”

　　京华时报记者曾联系上陈院刚，被告知，一切都需要由领导答复。而丰台分局对该记者表示，岳各庄民警家属院产权属于卢沟桥乡岳各庄大队所有，上世纪70年代暂借给派出所使用。派出所搬迁后，分局与村委会协商，房屋以租赁形式分配给住房困难的民警。随后记者又试图联系开发公司，未果。

　　接下来的几个月，包括挨打的陈院刚在内的4户住户，陆陆续续搬走了。

　　“有的人，拿了额外的6万元奖励，加上安置费、搬家费一共十多万；有的人担心自己另有多处房产，被分局调查；还有人得到提职称的口头承诺。”王辉说，“这是后来见面聊天才知道的。”一位民警拿着与开发商签署的安置房协议，去公证处公证，对方告诉他手续不全，没法公证。这位邻居曾与老王、大张谈起此事，后悔不已。

　　搬走的民警们基本都另有房产。王辉和大张家毫无退路，除了这里，他们再没有别的住处。

　　王辉那份租赁合同中曾专门增加了一条“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时，自房屋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本合同自动终止。”

　　“四周的楼房封顶入住后，我曾询问过多位中堂小区的业主，都得到确定回复，他们买的就是商品房。”他回答，“我认为商品房与城市建设、公共利益性质不同。如果真的(是公益)，那我二话不说，服从大局。”

　　《中国周刊》记者致电中堂小区售楼处询问。接线员告知，已建成的大部分楼盘都是商品住宅房，还有部分是商用写字楼。

　　曾接受过王辉咨询的北京中润律师事务所的许荣律师解释说，商品房开发不同于合同条款提及的情况。而且，即使是公益性质的征用，“也必须达成安置的一致意见，才能去拆(房子)”。

　　警察挨打事件后，王辉有种“被出卖了”的感觉。

　　大张说，快八十岁的父亲和分局领导谈话之后，失魂落魄的。嘴里一直念叨：“变了，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