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功的案件暴露了延安当时一个人人心里都明白、人人都不愿意直说的问题——男女比例失调。《延安文人》一书中这样写道：1938年前后，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男女比例为30∶1。到1941年前后，男女比例稍有缓解，为18∶1。1944年4月，男女比例为8∶1。男女比例的巨大悬殊，让那些来自全国的青年女性成为延安街头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烈群在《大公报》上这样描述1938年新年时延安街头的景象：

    各机关都放假了，冷静的小街上，行人格外地增多了，……尤其是一些女军人，看来更加出神，她们谈着，笑着，一点没有什么拘泥；她们穿着那庞大的灰布棉衣，鸡婆似地跳着，怪天真的，谁敢说女人比不上男人呢！

    由于延安火热的革命氛围，当年延安的女性不论装束还是性格，确有一股像男人般的豪放。时边区婚姻法虽规定男女婚恋年龄为男20岁，女18岁，但很多青年女性不愿因过早婚恋而影响工作和进步。

    刘茜就是因此而拒绝了黄克功。她原名董秋月，改名刘茜，是因茜草为红色染料，表达了她对革命的向往。她在生前给黄克功的信中言：

    我们还是讲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多的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爱我吗？而你更应爱大众！

    曾是新闻记者的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回忆：

    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娇柔的做作。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但在表面寡欲的背后，一些青年男女也在窑洞里悄悄成就了他们的红色恋情。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这样描述延安青年的恋爱：

    在公开谈论中是不赞成搞两性关系的，但在漫长冬夜温暖的窑洞里却是人们经常谈及的话题。

    曾在延安评剧院工作的任均与鲁艺同学王一达就在延安恋爱、成家。任均这样回忆她与王一达在延安结婚时的情景：

    我们分配到了一个小窑洞，……只有我拿来了从家里带到延安的被子褥子，和一个小柳条箱子，一达却没有。他只有件光板的陕北老羊皮袄和一块破布单子，连被子都没有。……虽然家徒四壁，我还是为结婚而认真地做了一个枕套——没有那么多布做一对枕套。这是我们结婚时，家里唯一的新东西。

    相比任均、王一达夫妇，很多新婚男女却因条件限制，依旧分住在集体宿舍，只有周末才能申请到窑洞建成的“青年宿舍”团聚。当年延安公职人员的住宿虽一律免费，夫妻周末在“青年宿舍”团聚却要缴费。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在回忆录中写道：

    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不开饭，住一次交5毛钱。每到周六，小两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装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

    然而，即使这种露水夫妻，也让延安很多光棍们羡慕不已。特别是那些像黄克功一样，走过长征两万里，屡立战功的老红军、青壮年干部，更把目光盯上了那些来自大城市的文化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