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生称他当时就被“控制”在这扇门里两道铁门后的“双规室”。

目前张春生仍在继续“逃亡”。

　　南都记者逃跑近一个月后，法官张春生辗转多地去了北方，他住在不需要登记身份证的小旅馆里，几十元钱就可以过一晚。等到早上，他很早就出门了，坐着公交车在城市里乱转。到晚上七八点钟，他再找一家浴池，洗漱、睡觉。年关将至，张春生依旧沿袭着他的逃跑风格：在一个城市只停留很短的时间，基本不坐火车和飞机，不停更换手机号码。焦急地等待着蒙城县的消息，希望事情能很快有个结果。去年12月24日早晨，张春生从蒙城县纪委的“双规室”里跑了出来，开始了他口中的“逃亡”生活。

　　张春生是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审判委员会委员。去年12月，蒙城县纪委对他展开了调查。他声称自己被关在“双规室”里6天，纪委办案人员要求他交待材料。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精神很紧张，担心遭遇更严厉的情况，才有了上述的逃跑举动。不过蒙城县纪委既不认为对张春生实施了“双规”，也不认为他“逃跑”，官方使用的措辞是“擅自出走”。

　　不管怎样，张的行为使他本人和蒙城县纪委陷入到微妙的处境之中：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移交检察院立案，蒙城官方没法对张进行追逃。对于张春生来讲，在法律上他是个自由人，但他不得不选择“逃跑”，回到蒙城就意味着要重新接受纪委调查。

　　逃离“双规室”自称遭遇几日不眠不休式轮流问话

　　接到蒙城县纪委找他谈话的通知后，张春生没有在指定的时间赶到纪委，他先去了一趟省会合肥，目的是去找关系，希望能托人说情。

　　这一天是2013年12月17日。张春生告诉南都记者，他听说过“双规”期间一些干部的遭遇，其中包括他认识的前同事。去年，温州还发生了於其一“双规”期间死亡的事情。当纪委要求张春生去接受调查时，他感觉到了紧张。

　　合肥之行没能改变他被调查的命运。因为担心被人说成是“畏罪潜逃”，当晚他回到蒙城，第二天一早就去法院见了领导，表示愿意到纪委接受调查。

　　张春生认为自己没什么问题，顶多是违纪。法院的领导示意他安心，让他向组织如实交待。来到纪委大院后，蒙城县纪委书记孙同林在办公室里见到了张。

　　孙同林向南都记者证实，他要张春生有什么问题交待什么问题。张春生也回忆，孙要他实事求是，争取宽大处理。

　　蒙城县的“双规”地点设在纪委的院内，进入大院后，右侧一排楼房的一楼走廊里隔出一道铁门，上面贴着字条：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

　　张春生被带进铁门，里面还有一道铁门，然后他进入写着“双规室”字样的屋子。他回忆称房间很小，不足10平方米。墙上包裹着海绵，地上摆放着一张石凳和一张长方形桌子。里面没有床，有一个洗手间。

　　摄像头对准着他。纪委的办案人员把一支笔和纸放在他的桌子上，要求他坐在凳子上，不许乱动。

　　根据他的说法，纪委人员让他自己考虑，把任职以来的情况都写一下。这让他感到为难。

　　张春生1988年毕业于安徽省司法学校，被分配到了法院系统，他先是担任蒙城县法院的书记员，1994年成为助理审判员，1995年负责房地产审判庭的工作，等到1997年法院的执行庭庭长“出问题”后，他1999年被正式任命为执行庭的庭长。

　　在法院系统浸淫多年后，他提出退出执行庭的工作，现在成为审委会委员，工会主席。

　　多年的法院执行庭期间的经历，让他经手不少案子。这些案子成为纪委关注的焦点。

　　张春生回忆，办案人员分为4组，每组两人，24小时几乎不间断对他进行问话。看守的人员8人，也同样交替轮班。问话的方式基本类似：先“上政治课”，然后让他交待问题。

　　张春生说，在调查期间办案人员不停让他写材料。他写了一些材料后，被要求交待更多内容。轮流问话使他不能睡觉，也不许随便乱动，坚持了几天后，他觉得自己没有正常的思维了，只能按照要求反反复复写材料。

　　他声称交待了三四十万元的经济问题。按照他对南都记者的说法，这些多数是编的，纪委不可能找到当事人进一步调查。

　　但他承认，其中三四笔收钱的经历是存在的，每笔一万元左右不等，这些钱多是2002年前收的，并在当时退给了当事人。

　　最近的一次退钱经历是有人把钱塞到他的办公室，案件的当事人是他同学的亲戚。这起案件使当事人追回了镇政府的欠款。

　　他否认自己在这个案子中起了作用，并称当时给法院的纪检组长打了电话，在法院一名同事的见证下退了钱。这次退钱的事实得到了法院一名工作人员的证实。

　　当被要求交待更多材料时，他觉得坚持不住了，感到害怕，自称甚至受到过“坐老虎凳”的威胁，空调也关了。于是他准备“逃跑”。他先是观察过窗户，发现窗户有铁栏杆，不可能跑出去。因此开始寻找其他办法。

　　去年12月24日早晨，在里面6天后，他发现了一个机会：一个看守闭着眼睛打瞌睡，另一个看守不知去向。这时候因为工作人员进出，两道铁门也都打开了。他说，他当时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没有犹豫，迅速推开门，跑出了纪委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