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赖追逐战
本报记者周有强
经过一道安检,将随身携带的水杯装进柜子,拿过一张小纸条,记者走上楼来。二层走廊各个执行法官办公室外的座椅上坐满了人。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执行庭的办公场所。在这个负责“执行实施”的部门,每个周一和周二,法官们都要在这里接待执行案件的当事人。
李金雷怀抱一摞材料,迎面走来。眼前的他,黑制服白衬衣,一头短发、戴一副金框眼镜。作为执行二庭的副庭长,他和执行二庭其他的12名法官最主要的日常工作就是,和老赖打交道。
在执行庭工作了8年,31岁的李金雷早已体会到“要钱比要命还难”的道理。有的老赖常年“跑路”,有的宁愿被拘留也不愿拿出钱来。
“执行难”,一直是困扰司法的一大问题,制约着正义从判决文书走向现实世界。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提出:“要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
一年半过后,全国法院执行案件的结案量快速上升,仅今年上半年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8%。
在追老赖这场“猫鼠游戏”中,李金雷和他的同事们也在加快步伐。有人千里奔波,有人斗智斗勇,有人无功而返,有人合上案卷。
“不用我们催,就自动来法院了”
见到李金雷时,他刚接待完一名当事人。2009年从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朝阳法院,并一步步从书记员、助理审判员成长为如今的副庭长、审判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官们查询财产只能依靠传统的人工手段。“查1000件案子就得做1000个列表,然后根据列表去各大银行网点、房管局进行现场查询。”在2016年之前,即使在网上查到了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要冻结、扣划也得到银行现场办理。
因此,外出成了执行法官的工作日常。除了每周的例会,人几乎就没有齐过,“刚来那会儿,每周有两天半的时间在外面跑。”
然而即使这样,执行法官们的步伐,依然追赶不上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的速度。几乎每个执行法官都有过千里奔袭,等到了现场已经人去楼空的经历。
2016年2月,人民法院网络查控功能上线,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实现了网络对接。法院对被执行人在全国任何一家银行的账户,都可以直接在网上查询、冻结,甚至扣划。
“之前几个月都查不清楚的账户,现在几秒钟就能在电脑屏幕上一览无余。”李金雷说。
多年的经验告诉李金雷,只要能找到被执行人,往往“要钱”就有可能。但现实中,找老赖一直是一大难题。他们要么躲得远远的,要么和申请人、执行法官玩起“猫鼠游戏”。
自从联合惩戒制度出台后,李金雷能明显感觉到,执行工作好开展了许多。“原来很多被执行人有恃无恐,觉得无所谓;现在,很多老赖发现自己坐不了高铁、住不了星级宾馆,不用我们催,就自动来法院了。”
“面对每个案件,都要细致再细致”
不过还是有“不怕事儿”的。3个月前,北京四惠附近的一家企业欠了员工8万多元工资,李金雷带着书记员和法警去现场传唤当事人。一走进企业就被10多个人围住,“老板躲在一间屋子里,门不让我们进”。
李金雷一遍遍地给他们讲拒不履行和妨碍执法的法律后果,“要是不履行,会上失信黑名单,这就意味着之后银行借贷、工程招投标都做不了;同时,还会被限制高消费,坐不了飞机和高铁;如果还不履行,那就可能因拒执被司法拘留。”
可眼前的这些人,就是无动于衷。没有办法,李金雷只好一边守在房间门口,不让那个老板跑了,一边请求支援。但老板还是跑了。李金雷将妨碍执法的3个人带了回来,给予3天拘留的处罚,还对企业罚款10万元。
直到这时,这个老板才害怕起来,赶紧让公司的法务人员把执行款和罚金交了。“很多人权利意识上来了,但责任和义务意识没有跟上。”李金雷说。
记者采访的这一天,李金雷共接待了30多个来访者。这还是中等水平,最忙的时候,从早上8点半开始,除了吃饭上厕所,就没有歇过。
可即便如此,堆积的卷宗还是越来越高。在李金雷的办公室内,目光所及处,除了伏案工作的人就是各种案卷。
来执行庭之前,李金雷以为执行就是跑个腿、追个账、贴个封条;来了之后才知道,执行工作涉及刑事、行政、民事、商事等各个领域,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当事人、各式各样的案情,“不仅需要丰富的执行经验、专业的法律素养和渊博的社会知识,在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时,还要有创新意识。”
今年年初,北京的一家超市由于经营困难濒临破产,亏欠几亿元的债款,涉及340多个债权人。这些债权人各自到朝阳法院起诉超市,目前进入诉讼程序的就有60多件,还有50多件已进入执行程序。
超市无力偿还。超市法人想通过债转股的方式进行资产重组,可债权人意见不一。双方一度陷入僵局。
为此,李金雷召开了一次实施听证会,把双方当事人都叫来,就财产申报、债转股、破产等事宜进行举证质证辩论,并就执行、破产等法律规定进行了仔细释明。众多债权人对此十分认可,超市也顺利进入了破产审查程序,案件因此取得了很大进展。
“面对每个案件,都要细致再细致,谨慎再谨慎。如果说司法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执行就是最后一道防线的最后一个环节,你责无旁贷。”李金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