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的毕业季可以说千差万别，如今的大学毕业生，十分向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毕业分配，不管什么学历，都能保证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等着自己，最不济也是个“国家干部”。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随着时代发展，毕业包分配已经成为历史，但不论哪个年代，都有一批人能从人堆里脱颖而出，即使包分配，也不见得人人可成才。1981年、1991年、1998年这三个时代的毕业生有什么共同点和区别，记者采访了三名不同时代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经历无一不显示出努力的重要性，至于机遇，也都是努力后的一种结果。

　　于晓红：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主任

　　年代：1981年毕业于泰山医学院

　　一毕业便拿45元高薪

　　于晓红是高考制度恢复之后的第二批高考生，1978年她考入泰山医学院学医，1981年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到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如今已经是该院的眼科主任，说起当年的高考与毕业，她感慨赶上了好时代。

　　“我是恢复高考第二年的学生，那个年代大学生很少，别说研究生，就是专科生也十分稀罕！”于晓红说，可以说那时候能上大学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在家人眼里几乎是鲤鱼跳龙门了。谈到当时高考的情况，于晓红有种万幸的感觉，据她介绍，当时参加高考的人很多，但是大学招生很少，差不多相当于 “万人争过独木桥”，所以在当时考上大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对大学充满了向往，所以就努力学习。”于晓红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学生是全社会都羡慕、争抢的“香饽饽”。“很多单位都想要大学生，但是那时候我们是国家包分配，用人单位不一定都能招到大学生。”于晓红说，毕业分配制度强调的就是服从国家，大学生虽然无法按自己的特长、能力选择职业，但是毕业以后就可以捧上“铁饭碗”，不用为工作的事发愁。刚到医院上班，于晓红的月工资就达到了45元，而当时的工人，能拿到十几元的工资就不错了。“那时候刚参加工作，也没有工作经验，经过多年的工作积累，工资已经大幅增加，和刚毕业时相比，工作的责任心、水平都有了更大提高。”而对于自己其他同学的工作情况，于晓红说，她当时的大学同学，大部分都分配在各个医院、疗养院，也有些有条件的同学去了国外，“大家发展得都很不错，有一些已经是眼科学术界的知名专家。”

　　当谈到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时，于晓红认为，现在大学生数量多，大学文凭没有以前那么值钱了，归根结底还是毕业生是否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不可否认，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一批，但每个时代的机遇不同，根本没法直接比较。”于晓红说。

　　谢广文：青岛科技大学材料学院副院长，教授

　　年代：1991年硕士毕业于原青岛化工学院

　　“跳槽”是件人生大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硕士，含金量之高绝非现在可以想象，1985年毕业于原青岛化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的谢广文，在工作3年后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我在当时算是很特殊的，因为是工作着考研，考研后必须离职，可由于学校需要，我又被转成了‘在职研究生’，和现在的说法不一样，相当于既工作又读书，压力之大难以想象。”谢广文教授如今是青岛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而本科刚毕业时，他的分配去向是留校当辅导员，“那个年代，学习好的才能留校，我是全级部第一名，平均分过90分。”

　　“我考研成功后，正巧赶上学校筹建化工设备设计研究院，需要一批人干活，我本来已经读研了，按理说好好上学就行，可学校领导找我去帮忙，而且要转成‘在职’，这在当时全国都少有。”谢教授回忆说，自己本来想拒绝的，因为担心影响学业，“组织上的要求，怎么能拒绝，我们接受的传统教育，让我们学会了服从，那个年代有些事情考虑得很单纯，所以我什么条件都没提，就同意了！”谢广文说，自己的毕业季相对简单，本科毕业后分配留校，读研时又被转成“在职研究生”，硕士毕业后自然而然留在研究院工作，至于工资则大约是110元，这在当时已经不算是高薪了。

　　谢广文告诉记者，他的同学多数进了高校，也有一部分进了机关工作，但绝大多数都在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自己虽然也有机会被分配到化工部、国防科工委工作，但学校希望他留校，最终没能去成北京。说起换工作，谢广文表示在计划经济时代，“跳槽”是一件比结婚还重要的人生大事，就算某个人找到了下家，但原单位如果不同意，这个调动也不可能完成，因为那个时代，工作变动必须经过原单位组织同意，接收单位意愿再强也白搭！谢广文也曾有机会“跳槽”，但经过考虑，他拒绝了一家单位递来的橄榄枝，“除了嫌麻烦外，我也实在喜欢学校的工作，现在不也挺好嘛！”谢广文说。

　　除了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外，身为材料学院副院长的谢广文，在2007年还拿到了博士学位，这距离他本科毕业已经22年。

　　于学君：青岛丰承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年代：1998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

　　买门票进招聘会求职

　　“我本科就读于西安财经学院，学习国际贸易。之后学校被西安交通大学合并，因此毕业的时候拿到的是西安交大的毕业证。”于学君告诉记者，自1998年开始，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已经不再包分配，这让当时的大学生感觉很失落。

　　大学毕业后，于学君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做对外贸易的工作。“虽然国家不包分配，但年轻人总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于学君说，江浙一带的工业起步早，在当时就发展得较为充分，因此能够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再加上手里握着大学毕业证书，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并不难。在上海工作4年后，于学君回到青岛工作。“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青岛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连专业对口的工作都很难找到，就更别说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了。当时我找工作的标准就是“能够生存”。

　　“求职也是从我们那一届开始的，之前都是分配，所以到人才市场找工作，成了一件新鲜事。”于学君说，青岛当时的求职市场并不火，市场竞争很大，甚至进招聘会还要买门票，企业招聘很有气势，每个摊位前都排着长队。回青工作三四年后，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和人脉，于学君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年轻人有本钱，趁年轻就是要闯一闯，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他说，“我并没有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一个圈子里，而是发散出去，在做食品生意的同时也搞工程，我做的生意 ‘比较杂’。”

　　“现在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我常常听到大学毕业生抱怨就业难，找不到适合自己或自己喜欢的工作。”于学君认为，如今的问题是，大学生不应当先考虑自己要做什么，而应首先考虑自己做什么事情才能够做好。

　　于学君提醒大学生，最重要的是发掘自身优势和潜力，在工作几年之后，有了经验上的积累，才能够慢慢认清自己，走向适合自己的位置。因此，在步入职场的前几年，要以积累经验、得到锻炼为目的，而并不是一味地寻找与专业对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