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向记者展示他的房产证

　　垃圾、大坏蛋、死儿子……恶毒的形容词如同最锐利的子弹，从67岁的杨德志口中，高频次地发射出来。

　　它们不约而同地指向大儿子杨子龙——杨德志在中华遗嘱库保存的遗嘱上，重重写下一句：杨子龙没有继承我财产的任何权利，他太坏了。

　　6年以前，担心儿子变卖挥霍，他把一套57.7平方米房子的房产证，日夜拴在腰上；6年以后，遗嘱，成为这个将自己与儿子的关系形容为“阶级斗争”的老人，最后的战胜利器。

　　不到书写的一刻，你不会明白自己最放不下的是什么。杨德志以外，老人们的内心牵挂，如同缤纷的万花筒，在中华遗嘱库，这个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联合发起、3月21日刚刚新生的公益项目中一一上演。

　　财产绝对不能由我的长子继承

　　“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及本人意愿，订立遗嘱如下：“我去世以后，我的以下遗产(属于我的份额)由次子继承，房产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号，其中属于我的份额及我可能继承的份额……”

　　2013年4月1日，西方愚人节，在西交民巷73号的中华遗嘱库第一登记处，摄像、录音、公证员公证，67岁的“老北京”杨德志，郑重立下遗嘱。“如果前述继承人或受赠人先我去世或者他放弃丧失继承权，则本应由其继承的这份财产由我另作规定。但这些财产绝对不能由我的长子继承，我宣布我的长子丧失了对我遗产的继承权。杨子龙没有继承我财产的任何权利……”在这句话的末尾，他特意加上四个字——他(指长子)太坏了。杨德志知道，这份遗嘱将留存，直至他去世。

　　“上述人员继承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本遗嘱是我目前的唯一遗嘱，我从来(没有)订立过其他遗嘱。”声明完毕，杨德志向遗嘱录入员递上自己的身份证和手写遗嘱，登记了姓名、曾用名、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录入员扫描了他的身份证。接着，他伸出了自己的右手食指，摁在指纹扫描仪上，留下了自己的三枚指纹。看着摄像头，他大声回答了工作人员的询问。“我叫杨德志，手机号码是……现在的居住地址就是户口本上登记的地址，继承人是我的小儿子，我去世以后我的财产全由他继承。”录入员做这一步，是为证明遗嘱人订立遗嘱时头脑清醒，遗嘱是个人意志的体现。20分钟的登记流程，远比杨德志与大儿子几十年的恩怨要短暂、清晰得多。

　　儿子从小没和父母一起生活

　　时光倒流，“文革”将至尾声，近而立之年的杨德志在北京第一百货公司担任仓库保管员。因一个偶然，他认识了农村出身的初中数学老师王秀兰，两人相爱了。1977年，大儿子杨子龙降生，这让32岁的杨德志喜出望外。无奈，他工作很忙，妻子又在乡下教书。而王秀兰的姐姐膝下无子，于是，夫妇俩把儿子送给大姨家抚养。即使在今天看来，杨德志依然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他大姨夫做珐琅工艺，一个月能挣136块，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才80多块。”每月，夫妇俩会拿出其中一个人的工资，交给孩子姨家，“这样儿子能生活得更好一些”。

　　与儿子长久的恩怨与隔膜，是否源自于小时候儿子与亲生父母的疏离？杨德志至今不承认。

　　每天忙完工作，杨德志会过来看看儿子。而在不多的相处里，王秀兰常常抱着小人书来看儿子。1毛钱一本的小人书，在当时看来近乎奢侈品，她一买就是十多本。时至今日，儿子小时候的样子，王秀兰仍历历在目。“这是猫爸爸，这是猫奶奶，这是猫儿子……”王秀兰模仿着儿子当年看小人书的语气，脸上泛出笑意。有一度，杨德志也开始思考起幸福的意义。那是1998年，妻子早已回到城里，没考上大学的杨子龙，找到一份在银行上班的好工作，工作地点位于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二儿子顺利考上大学，虽然，那是一所杨德志瞧不上的外地二本院校。他问自己，真的就得到幸福了么？可他似乎又有预感：“就像盖大厦一样，看着地基不稳，就想着，大厦会不会哪一天忽然倒塌了。”那段时间，他隐约觉得，大儿子会走上邪路。从初中开始，他常常问父母伸手要钱，到最后，数额越来越大，理由也越来越五花八门。

　　我就是啃你们的怎么着

　　2000年，抚养杨子龙长大的大姨因食道癌去世。杨德志渐渐听到了大厦倾颓的声音。那时起，大儿子杨子龙不好好工作了。他三天两头不上班，后来就干脆辞职了。王秀兰不知道，是否是大姨的去世，对儿子产生了影响。有那么半年，杨子龙待在家里，无所事事。有时，他坐在大姨去世的屋子里，捂着脸，沉默不语。她试着去开导，但儿子只是重重地叹息，说：“妈妈，我怎么觉得我走不出来了？”另一方面，同一屋檐下，搬过来与父母同住的杨子龙，却和父亲的矛盾急剧激化。“不劳动，伸手要钱，高消费，有时一个月能花一万多元……”杨德志数落儿子。他还记得，有次，看到电视上出现“啃老一族”的新词，儿子看看父亲，脖子一硬，“我就是啃你们的，怎么着？”甚至，要不到钱，杨子龙开始动手了。一次，杨子龙顶撞了妈妈。妈妈打了他一下后，杨子龙对妈妈挥舞起拳头。

　　这样的状况，以后又出现了三四次。有次，看到妈妈在喝酸奶，无来由地，杨子龙一把夺过酸奶瓶，狠狠地摔在地上。王秀兰哭了。小时候，有次杨子龙和弟弟拿了她给的零花钱，买了较贵的雪糕，她打了不听话的杨子龙，这是唯一的一次。而在成年后，杨子龙将当年挨的打，一次一次加倍还回去。这个瘦削的老师，曾在被学生打伤后选择息事宁人，在儿子的拳头面前，也选择了隐忍。

　　房产证是命

　　2006年，有次回家，杨德志意外地发现，家门被撬了。失去的，除了冰箱、洗衣机、彩电，还有杨德志柜子里的衣服。“全被他当破烂一样卖掉了。”杨德志认定，杨子龙拿去卖了“破烂”，接着挥霍掉了。“我不能和他相处下去了，这样下去，不是他死就是我死。打不过他，我躲还不行吗？”2007年4月，杨德志忍无可忍，带着他玉林里的房产证，开始了一场“逃离”。

　　这是一套位于北京二环边上的房子，原本是单位分的福利房。按照北京飙升的房价，这套房子很快就过百万了。虽然把房子让给杨子龙居住，杨德志却担心，儿子最终会打房子的主意。从中间拦腰一折，再从右边掀起4分之一，红色的皮质封面并不听话，杨德志使劲一压——他满意了，房产证被折成了和户口本大小相仿的模样。从此，他把它封进塑料袋，揣进兜里。

　　此后6年，无论白天或黑夜，杨德志总把它放在一眼就能看见的位置。白天，是贴近他肋骨的外套口袋；晚上睡觉，就把它拴在腰上。杨德志总要摸一摸，感觉到它硌着自己的硬度才踏实。也就从那时开始，杨德志打定主意：不让儿子拿到自己一分钱财产，迫使儿子去劳动，自食其力。

　　今年5月2日，有电视台记者找到杨德志。面对镜头，杨德志展示了他的房产证。原本透明的塑料袋，已呈现出复杂的色泽。杨德志一层一层地将塑料袋拆开，小心地拎出房产证。“房产证是命！”杨德志突然抬高声调，翻开房产证的内页，示意记者拍摄。那里有一个鲜红的公章。“别看这个证破，可都是真的！”

　　捡瓶子供孩子留学

　　5月2日，杨德志录完电视台的节目，骑着电动车，回到他和王秀兰现在居住的地方。从一块“分钟寺欢迎你”的路牌进去，穿过密布川菜馆、东北菜馆、播放高分贝音乐的2元店的主街，再往东进入一条垃圾遍地的胡同，杨德志熟练地穿梭其中。这原本是一间13.8平方米的教师宿舍，位于南三环外城中村分钟寺内。6年前，老两口搬来这里。茶几上，是一把已经发黑、开始往外溢水的香蕉，10元3包、临近保质期的雪饼，还有一台2元钱买来的收音机。就是这台收音机，让杨德志听到中华遗嘱库建立的消息。当时，他激动得半宿没睡着觉。他劝说妻子，也去立份内容相同的遗嘱，王秀兰却还在踌躇。与丈夫相比，她还能和儿子勉强说上几句话。但“犟脾气”的丈夫和“不争气”的儿子，让她夹在其中左右为难。“你看我们家正常吗？吃最便宜的，用最便宜的，别管东西有用没用，逮着便宜的就往家里抱。”王秀兰叹息。

　　这远不是他们最窘迫的时候。2003年，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加上杨子龙的强硬要求，并不宽裕的夫妇俩，想送儿子赴荷兰留学。前前后后，他们一共花了15万元。“在当时，那可是一套房子的价钱。”杨德志抽了口“红梅”，这烟3元一包。那时，他们的生活，节俭得近乎捉襟见肘。王秀兰在地上看见个瓶子，就会捡起来，一天捡上十个八个，只能挣个几毛钱。但在王秀兰看来，这都是钱。事与愿违。2006年9月，杨子龙被遣返回国，并没能带回一纸文凭。时至今日，“海归”的他，依然靠打零工混日。

　　把儿子的照片捆起来

　　杨子龙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样子？“都是被钱‘烧’的，再加上出外留学，他被改革开放以后进来的‘苍蝇蚊子’带坏了。”杨德志认为。退休高级教师王秀兰育才无数，却对大儿子的现状百思不解。她开始关心起电视上教育失败的案例，想从中寻觅答案。好在，夫妇俩还有他们带大的二儿子。看到妈妈挨打，他会跳起来，和大哥急。怕大哥来骚扰父母，有一年，他特意搬来分钟寺，守在爸妈身边。

　　都市快报记者一直试图联系杨子龙，但也许是出于种种顾虑，无论是杨德志还是王秀兰，都拒绝提供两个儿子的联系方式。记者来到杨子龙居住的玉林里，但房内一直无人应答。一个邻居说，这套房子早在一两年前就租了出去。而在杨德志的房间里，两张并排单人床上，他藏着一个连妻子都不知的秘密。那是一个玻璃相框，镶嵌着杨子龙小时候的照片。杨德志用蓝色的布条，一层层地把相框捆绑起来，打了一个十字结。“我不想看到他，免得我自己腻歪(厌烦)。”相框的位置，正在他每天睡觉时躺下的位置，一伸脚，就能蹬到。这张照片上的儿子，清秀的相貌里透着乖巧。6年前，从家里“逃”出时，杨德志将它与房产证一起带出。6年了，一直没丢弃。

　　（都市快报 黄小星 陈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