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绍基向记者展示医院开具的“出院健康指导”

　　精神科医生的困惑

　　黄自超留在了精神科的那间病房里，和六七名患有其他精神病症的病友同住一屋。日常程序仍然在走，墙上的排风扇照旧在转。

　　按照精神病院与家属签订的“知情同意书”的规定，轻症精神病人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出门活动，但这所医院的精神科达不到这样的看管条件。

　　县卫生局局长刘羡杰坦言，作为乡镇中心医院的一个科室，精神科及其病房还达不到精神病专科医院的标准。位于医院后院的三层病房楼，只是按照一个科室去落实的业务用楼，没有医疗区、康复区的区别，没有轻、重症患者的区分，精神分裂症、精神发育迟滞、癫痫等病人之间也没有隔离，不排除病人相互产生影响的可能。

　　最要紧的还是床位。这个前身为传染科的业务用楼，最早的床位容量只有120个，改建后扩充到了260个，但还是不能满足全县精神病患的需要。在我国大力推行公共卫生服务政策的大背景下，从2010年开始，藤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始了对重症精神病人的排查，加强监管。对轻症患者采取随访治疗的对策，而重症患者则在家属意愿之下被送往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从2010年至今，该院精神科增多了200多名病人。目前，藤县周边各县市的精神病院——岑溪市、蒙山县也一样全部满员(岑溪市的精神病院条件更糟，甚至有七八十个病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大开间)，梧州市的病院倒是有富余，但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规定，在市区医院的报销比例要低于县城，起付的费用也要高。所以，县卫生局对于家属们“向梧州分流”的动员根本收不到成效。现在的近300位病人，只有继续挤在这个黄自超嘴里“很窄”的精神科。

　　在藤县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胡超云看来，家属不配合分流还只是个小问题。近来还有更多复杂、没有头绪的问题在困扰着这位精神专科医生。比如，按照新《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入院、出院等一切都遵从病人及家属意愿，那么当医院诊断病人基本康复或可以出院归家继续服药治疗，而家属不同意接收病人，要怎么办？胡超云甚至向蜂拥而来的全国媒体记者们提出了这些问题。

　　没有人能解答。

　　回不去的那个家

　　现年70岁的黄位荣老人拎起沾满泥浆的裤管——刚刚在那5亩需自己打理的稻田里沾来的——点上一支烟，望着窗外独坐在竹椅的小孙女。他所坐着的硬木板沙发，就是他晚上的卧榻。包括那孙女在内的10个孙辈孩子分占了几个卧室的床。

　　以上那些问题，只会讲白话的他连理解起来都有困难。他只是明白一点：不能让大儿子回来。弟弟黄位森翻译他的话道：他只当没生过这个儿子。黄自超的大女儿和他的堂妹年龄相仿。据堂妹黄锦华介绍，黄自超的大女儿已多年没提过父亲，不但没有过去看望的想法，甚至还刻意回避着同学们的目光。

　　“精神病在农村很受歧视的，所以他(黄自超)也很凄凉。”卫生局局长刘羡杰说。另据胡超云副院长介绍，在藤县农村，有些人考虑到病人的隐私，不选择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有的精神病人一旦入院，今后就会遭到歧视，出去找工作都会有困难。

　　从现实角度来讲，黄进金倒是明白自己堂侄不能回家的道理。“医院可以让他回来，在家里用药物治疗，”黄进金指指一屋子的孩子，“但是，这个家里面不是老人就是小孩，谁懂得让自超按时吃药治疗？如果再反复发作起来，怎么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