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互殴局长”辞职当律师

　　三年前卷入“局长互殴风波”的廖曜中于去年12月10日正式辞去公职，加入了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我做副县长时，有个案子不符合程序，我建议撤案，但重要领导希望维持；我说，撤案后把法律手续完善下不是更好吗？对方说撤案很没面子，我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分管这个法制办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拒绝签字，因为这个，直接导致我被调走。”

　　早报记者于松邱萧芜

　　发自湖南衡阳

　　思想“斗争”了2年后，廖曜中最终还是辞职了。

　　2013年12月10日，中共衡阳市委组织部将廖曜中的人事关系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才交流培训中心，这标志着他正式辞去公职。

　　廖曜中称，辞职后一是做学问，二是代人维权。日前，他加入了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在读博士后的中国社科院旁租下一套房子(每月3000多元)，跻身“北漂”行列。

　　廖曜中，1970年8月6日生，湖南衡南县人，现年44岁，曾任湖南衡阳市衡阳县副县长、市司法局副局长、中国国际商会衡阳商会副会长，副处级干部。2011年10月10日，他与时任衡阳市司法局局长万春生在“进干部”人选上产生分歧，继而在党委会上“互殴”，引发关注。

　　廖曜中是这样描述自己25年的公职生涯的：从农村乡镇干起，坚持自学成才，对中国基层政权建设非常熟悉；有着县级领导的行政管理及经济管理经验；学习、研究、工作两不误，理论实践相结合，成绩显著。同时，他又是这样总结自己官场感受的：拉不下面子，送不了礼，书呆子一个。

　　“这种性格，谁敢要你”

　　东方早报：还记得三年前“互殴”的场景？

　　廖曜中：记得，他(万春生)辱骂、挥拳打我，其他人拉偏架，有人抱住我不让我还手，只能挨他打，挨了10多拳，还被踢了几脚，我只还了一脚。事后，我打110报警，他向组织部告状；1小时后，组织部副部长来到司法局，训斥我俩。一般来说，组织是压副职，为正职撑腰的，当时我很被动，委屈。

　　(编者注：据报道，2011年10月10日，湖南衡阳市司法局召开党委会，时任局长万春生与副局长廖曜中在“进人”问题上发生争执。万春生为强迫廖曜中接受意见，大打出手。廖曜中当时对媒体称“在交锋的第一回合，他打了我一拳之后，我当即起身，一把就将他推倒在地。”而万春生称是廖曜中先动手而引发冲突。经衡阳市纪委对两人立案调查，10月14日决定万春生停职检查。)

　　东方早报：事发第三天，你与万春生“握手言和”的声明是如何出台的？

　　廖曜中：这事经媒体报道后，组织部的负责人就来找我们，说这事在网上炒开了，影响很不好，撮合我俩握手言和。我起初是想握手言和的，但在签字时，他(万春生)改了两个字，那两个字很关键，本来是他向我道歉，但改完后变成我也向他道了歉，两个人抵消了，没有谁对谁错了。

　　东方早报：你公然吐槽“握手言和”声明“是小孩的玩意儿”、“被逼的，废纸一张”，想到后果吗？

　　廖曜中：别人会说我出尔反尔，不地道；但我认为在那种情景下，来个不地道也无可厚非。(互殴事件)过了几个月后，组织部想调我到衡阳商会，我提议能不能换个部门，但一名领导说其他单位都不敢要我，并说“人家不想与你为伍，你这种性格，人家谁敢要你”。

　　东方早报：然后呢？

　　廖曜中：我当时感觉人格极端受贬低，有“受辱到极点”的感觉，感觉在他们眼里就像狗屎一样。我忍不住与领导顶撞了起来，甩下一句话“大不了，我辞职走人”。

　　“素质低的博士干部”

　　东方早报：辞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廖曜中：我自认在体制内没有多大发展前途；我是学法律的，一次又一次想用上(法律知识)，但周围的环境不允许，有时组织干预，有时领导干预；一部分领导不懂法或不依法，这就意味着，我在体制内呆下去意义不大，我也不想占着茅坑不拉屎。

　　东方早报：能否举几个实例？

　　廖曜中：第一例，我做副县长时，有个案子不符合程序，我建议撤案，但重要领导(比我官大)希望维持；我说，撤案后把法律手续完善下不是更好吗？对方说撤案很没面子，我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分管这个法制办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拒绝签字，因为这个，直接导致我被调走。第二例，客运办钓鱼执法，当事人找到了我，我说执法程序不对，但客运办不买账，还状告到县领导那里，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人家始终没听我的。

　　东方早报：通过这些事情，他们怎样评价你的？

　　廖曜中：这些事发生后不久，我就被调走了。在这些问题上，我得罪了很多人，他们说我是书呆子，但我宁愿做书呆子，也不做违背良知、基本官德的事。现在一些干部没有基本的良心、起码的官德，有的简直就“疯狂”了。

　　东方早报：2007年由副县长调为市司法局副局长并非主动？

　　廖曜中：是的。市委组织部欲调我回市直机关任职，我说回市里任职有难处，一是老婆的工作问题，二是市里没房，当时组织部的人承诺，3个月内解决我老婆工作问题。可事后却不是这么办的，我多次跑到组织部门“讲理”，被某些干部说是“素质低的博士干部”。

　　东方早报：25年公职生涯，是否总结过自己的“不足”？

　　廖曜中：我跟过领导，但是跟得不紧，总感觉领导与你保持着一段距离。想跟得紧吧，又下不了手，人格尊严上做不来，良心也过不去，也没本钱去搞关系，再说法律不允许。曾经有几个领导跟我的关系非常好，但跟领导汇报时提出的正当要求，不是拖，就是不给正面答复，反正就是实现不了。开始我想不通，我们关系那么好，大都是10多年的关系，平时他们把我当老弟看，对我很客气、很认可，总是说“我们是好朋友”。

　　东方早报：25年来是否给领导送过礼？

　　廖曜中：给领导送过水果等，只是礼节性的，不是重礼。在领导眼里我是有学术身份的，基于这一点，再送礼就显得那个(俗)了，感觉我送了他们也不会收。这事就如同你坐上高铁，再想换乘飞机，“想换挡”来不及了。

　　谈官场：努力过坚持过

　　东方早报：回过头来，如何看待自己的辞职？

　　廖曜中：在官场，我努力过，奋斗过，坚持了，也释然了；赖在官场，副处级干部是有保障，但工资一年也就5万元左右，可做学问和做律师，不仅挣钱，还可实现心中所想。有些人从体制上看问题，我是异类，这伤了我的心，辞职下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东方早报：“中途”是否曾想脱离过？

　　廖曜中：1995年7月我中央党校硕士毕业后，曾去深圳找工作，别人一看我的毕业证，就开玩笑说中央首长给你毕业证签章，你应该去做副县长，打什么工呀；回到衡阳几年后，我果真考上了副县长。当时衡阳市研究生、博士副县长屈指可数，而我只有33岁，还是有实职的副处级干部。

　　东方早报：25年公职生涯，有何较深的感触和遗憾？

　　廖曜中：以前一直想写一篇关于殡葬改革收费问题的文章，但想到自己官员的身份，文章不仅会挨同僚骂，还会影响仕途，就搁置了。现在离开体制了，以前做不了的研究，现在可以放开手研究了，以前不能说的话，也不必顾忌身份了。

　　东方早报：当初为何选择了法律？

　　廖曜中：我本来是学农的，自学法律，认为法律将来大有作为。另外，法律便于自学，不需要老师教，自己(背诵法条)记得住。

　　东方早报：你做过兼职律师，曾为农民工维权，代理案件几十起，能否谈谈对法院的一些看法？

　　廖曜中：法院的一些法官，对法律把握不准或在行政干预的情况下，判决千差万别，明明是1＋1等于2的事情，他通过1＋100＋1000，再减去多少，转几个弯，结果算下来1＋1就不等于2了。

　　东方早报：作为过来人，如何看待公务员热？

　　廖曜中：过多的精英人才削尖了脑袋往公务员队伍里挤，会带来人力资源的浪费，(公务员)岗位普通人群就能做，只要按照规章制度去做就行；高智商的人才全都留在公务员队伍干吗呢？

　　不排除再进事业单位

　　东方早报：为何“1个月辞职”，最终却拖了2年？

　　廖曜中：当初是下定决心辞职的，但可能是太压抑，后来肠胃一直不好，生病入院；我曾做过胆囊手术，医生说10年内患大肠癌的几率是普通人的50倍，那段时间(互殴事件后)被打击和打压，心情非常压抑，各种毛病就出来了，每天晚上呕吐，感觉自己就是得肠癌了，有时痛得睡不着觉，2012年春节后开始陆陆续续住院，住到2012年10月；2013年春节后，我到北京读博士后，通过中医扎针治疗，病情才有了缓解。我当时想，身体都这样了，还辞职干吗，等死算了。

　　东方早报：啥时去读的博士后，为何没有当成农人？

　　廖曜中：2012年12月，收到的博士后录取通知书，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攻土地所有权及征收问题的研究。我辞职后最理想的职业是做农人，但没有本钱，做不了农民了。

　　东方早报：谈下辞职的过程吧。

　　廖曜中：身体康复后，我开始主动辞职，辞职前我和组织部门沟通了好多次、打了报告的，希望组织能给我解决正处级。2013年5月，单位主动打电话给我，表示任命我做副会长领导岗位，给我解决正处级。但2013年10月份我下定决心，正式辞职了，组织部门又说解决不了，说我(因“正副局长互殴”)受过警告处分，有影响。我说警告处分在一年之内有影响，过了这么多年了，已没有影响了，但组织部门没有理我。

　　东方早报：辞职前转为正处(调研员)有什么好处？

　　廖曜中：将来评职称，行政级别大一点会好一点，或者将来政策变化有可能进事业单位，是正处级的职务，就有个好的起点。

　　东方早报：不排除日后重回体制内？

　　廖曜中：是的，将来不排除进入事业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