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翠的观海山半坡处，一条环形小路迤逦而行。走在这条路上，看着路旁那些墙体斑驳的旧式楼院，凝神静听，似乎还有当年聚集于此的青年才子们的谈笑声在萦绕。

    如今在外乡人看来不过是一条老城区旧街的观海二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却因居住着著名的“二王”而辉煌一时——被誉为“近百年来罕见学者”的王献唐和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先驱”的王统照，以他们各自特色鲜明的影响力，在青岛的文化史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斯人已逝，当日的“文化殿堂”、“文学圣地”落寞成无言诉说的旧房子，只有门外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名人故居”挂牌，还在提醒着路人这里曾经拥有的浓郁的书卷气。

    在寻访王献唐故居之前，记者先找到了王献唐的三儿媳安可行女士。安可行如今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她告诉记者，王献唐当年在青岛时虽然年纪尚轻，但已有两个儿子，拖家带口的，急需一处宅第安置，便与友人一同在观海山半山坡上选址自建了几间平房（今观海二路13号甲）。“那时邻居中还有王统照、闻一多、臧克家等人，他们几人隔几天就要相互走动走动。”在安女士的记忆里，院子里有柏树和藤萝，还有一个小亭子。

    在青医附院平原路出口的马路对面，有一段石阶可以直通观海二路，石阶尽头观海山公园脚下的老宅便是王献唐故居。虽然王献唐的后人如今多数都在青岛生活，但故居早已易主。透过紧锁的红色漆门，只能依稀看到院里的一方青翠，却不见了亭子的影子，而当年知名的王献唐的书斋“双行精舍”更是无缘得见。

    王献唐，山东日照人，著名的考古学家、图书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精通文字、音韵、金石学，又通典籍，兼长诗文，并且还是公认的书画家和篆刻家、国学大师。安可行拿出一封我国著名学者张政烺的手笺给记者看，上面称赞王献唐是“山东近几百年来罕见的学者”。而据了解，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叶圣陶、顾颉刚、夏鼐、唐兰等人也都曾撰文给予王献唐同样的评价。

    这位在各个文化门类中兼收并蓄的大家，在青岛留下了一段深深的印迹。

    1907年，11岁的王献唐就来到青岛，入学礼贤书院，之后考入青岛特别高等学堂（德华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未能完成学业。因德文出色，王献唐肄业后曾应天津《正义报》之约赴津翻译德文小说。1918年，王献唐任济南《商务时报》、《山东日报》编辑，第二年，他便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回到了青岛，在此长居。1922年，青岛被中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王献唐作为接收代表之一，留任胶澳督办公署帮办秘书，此后又任青岛财政局股长，直至1925年离青赴京。

    王献唐的大儿子、二儿子在战火中牺牲，三儿子也早在“文革”期间过世，唯一在世的四儿子在南京潜心教书，不问世事。于是，年迈的安女士带着孙辈成为整理王献唐各种著作、遗墨和研究成果的主力。由于观海二路的故居早已易主，他们最终选择在大学路7号青岛市美术馆院内成立了“王献唐研究会”。

    “老先生为保存齐鲁文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年在青岛还成立过中德学社，想方设法截留了日本人企图运走的秦汉砖瓦，搜集‘山左先哲遗书’，写就《公孙龙子悬解》……”安女士说，作为后辈人，他们有义务不让一代大师的历史功绩和思想精髓湮灭于黄土之中。

    “文学圣殿”破败惨淡

    在记者走访的名人故居当中，王统照的故居大约是光景最为惨淡的一处。

    王统照的学生、友人，无不对观海二路49号这座小院怀有深深的感情与清晰的印象，因为这里曾经是青岛一代文学青年的启蒙殿堂和登攀阶梯。然而，当年的“文学青年聚集地”，如今已被一面锈迹斑驳的铁门从里面反锁上了，记者趴在门锁上方的一处孔洞努力向里面望进去，看到主建筑已经破败得相当厉害，房顶洞穿，发黑腐朽的几根屋梁都露出来了，似乎随时会坍塌的样子。而房子旁边一棵不知何时因何故躺倒的大树，几乎要将这摇摇欲坠的房屋压垮。

    有外地的背包客从此经过，看到记者的流连也凑过来观望，惊讶得不由得脱口而出：“原来这是一处名人故居啊！”随后，惋惜的表情从他们脸上流露出来，让记者也有些赧然。

    人们对王统照的熟知，是因为他是我国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社团——文学研究会的组织者，是知名长篇小说《一叶》、《黄昏》和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新诗集《童心》的作者。可以说，他是中国新文学第一批成名的作家。而作为“五四”前后名噪京华的唯一一位山东籍作家，他对青岛的贡献在于对这座城市现代文学的启蒙。

    青岛大学退休教授刘增人是研究王统照的权威学者，据他介绍，王统照的母亲早年就在青岛的上海路、陵县路一带买下过一处房产，但王统照接手后，觉得原有的房舍地脚一般，且地势低洼，便在观海山西坡近山顶处买下十多亩地，建成一座小院。他把自己的书房自名为“望海楼”，还在书房外特地修了一个小平台，叫做“望海台”，不时与朋友们登台望海，品茗话旧，畅谈社会人生与学术文艺。1927年，王统照又把宅子进行翻修，当时这处住宅门牌号为观海二路19号，后来改为49号。

    刘增人在他的著作《王统照传》里对王统照在青岛的故居有详细描述：门口竖立着两堵用粗糙的白石砌成的墙柱，朴素稚拙，凝重沉静。进得门来，是一道又高又陡的石头阶梯，两边有红漆木制扶手。沿石阶走上去，右边是三间敞亮的客房。如鱼脊般横贯小院的，是一系列居室，包括王统照夫妇的卧室、孩子们的卧室、仆人的卧室……上世纪50年代，王统照曾在友人寄给他的49号寓所照片上题诗：“卅载定居地，秋晖共依栏。双榆仍健在，大海自安澜。风雨昔年梦，童孙今日欢。夕阳绚金彩，天宇动奇观。”

    但是，这样的景致再也见不到了。

    刘增人也十分痛心地告诉记者，前些年他曾多次造访这所具有青岛现代文学“发源地”美誉的故居，有时是带着外地慕名而来的友人同往，但从来就未能如愿——不仅有 “铁将军”把门，门内还有一猛犬狂吠驱赶。他绕到故居背后的观海山上俯瞰，发现故居早已形同废墟，里面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混在一起，让人看着心寒，从此再也没去过。回想起他曾和王统照的两个儿子就在故居里品茶闲话，畅想着把故居打造成一处纪念馆，如今物是人非，心头不禁涌起无尽的沧桑之感。

    名人纪事

    “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

    王献唐

    当年，叶圣陶等学界名人曾开玩笑地称呼王献唐为“地头蛇”，皆因他固守山东，耗尽毕生精力“欲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

    豁出命去传承齐鲁文脉

    王献唐一生著述颇丰，专著暨论文就达近百种。他的国学成就无需赘述，而在其儿媳安可行女士对记者的讲述中，一代国学大师嗜书如命、严谨治学、固穷守约的鲜明个性，却是最打动人的。

    安可行说，当年叶圣陶等学界名人曾开玩笑地称呼王献唐为“地头蛇”，皆因他固守山东，耗尽毕生精力“欲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

    王献唐对山东历史文化的功绩不仅仅是在研究方面，更在于他肯“豁出命去”为齐鲁文化的传承留下重要血脉。自1929年担任省立图书馆馆长后，他便四处奔走搜求，以富典藏，使山东图书馆在全国仅次于北平图书馆；1929年，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被日本人掠夺，是他四处奔走，抢救尚存文脉；1931年，日本商人从青岛偷运潍县高氏秦汉砖瓦出关，是他竭力阻止，使这一批文物免于流失；1937年济南沦陷，是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将重要文献护送南迁，路上险些丧生于敌机狂轰滥炸之中……

    而他与青岛也始终有着割不断的缘分。当年，他的第一部著述《公孙龙子悬解》是在青岛完成的，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也是在青岛开始撰写的。他曾考证青岛古代有不族、其族，汉代建县称“不其县”；他还领导了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确定青岛夏庄李家宅头为龙山文化遗址；1956年夏，时年60岁的王献唐与山东大学考古系师生赴青岛流亭古代遗址考察，指挥发掘汉墓，他因病只能在地面上指挥，而出土文物位置竟与其指挥极为吻合。

    三十岁折服日本学者

    安可行家中，至今存有一些手稿，是日本知名汉学家高田忠周请求王献唐“校验”的文章。这其中，有一段小故事。

    上世纪20年代，高田忠周根据流传至日本的一些中国古文献，撰写了一篇有关中国古文字研究的论述《古籀篇》（注：大致相当于秦汉以前的教材，当时在中国已失传）。高田忠周对自己的著述引以为傲，而他的“高傲”令中国学界颇为震动。自己的民族文化居然成为别人的研究成果，毕生都秉承着“为中华民族续命”这一使命的王献唐为此辗转难眠。他废寝忘食一个多星期，仔细阅读高田忠周的著作，然后根据自己多年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一一比对，最终写出了《评高田忠周之古籀篇》，对《古籀篇》中诸多错误的古文字考释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文章发表后，高田忠周输得心服口服，立即带着儿孙来到青岛，一进门就要 “跪拜”王献唐为师。“那一年，高田忠周已经六十多岁了，而我家老先生还不到三十岁呢。”安可行说，事后高田忠周每每写成有关汉文字的书稿都要寄来请王献唐帮忙校验，王献唐把这个故事讲给后人听，希望他们学习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而在后人心目中，却不由得滋生出一种民族自豪感。

    既抠门又大方的大儒

    在安可行的记忆中，王献唐家中的日子一直是颇为拮据的，老先生把一切积蓄和收入都用来买书和搜集文物，为公家的事可以倾尽资力，给家中每个月寄来的生活费却总是捉襟见肘，“我们家连块表都没有，老先生一直是看天定时间。”安可行说，家里的用度都非常节俭，老先生的大褂不穿破是绝不会换新的。

    那时候，达官显贵来求字画，王献唐一般都是“冷处理”，把别人送来的纸搁在一旁，几天也不动笔，直到最后人家明白他的拒绝之意。而路遇街头卖菜的小贩，怯生生地问：“王先生，能不能给写幅字？”他保证第二天就给写好送去。有一次，王献唐发现那个小贩几天都没来市场，终于遇着了便主动上前询问，原来小贩的母亲患了眼疾，“看医生了吗？”“没呢，家里没钱。”王献唐转头就让妻子赶紧给小贩把钱送去。

    就是这个一生淡泊名利，自己节衣缩食却把别人的苦难放在心上的大儒，在解放后，为支援国家的博物馆建设事业，捐献出越王勾践剑、李自成闯王印等珍贵文物8000多件，以及珍贵古籍5万余册。(王娉)

    甘做文学青年攀登阶梯

    王统照

    定居青岛后，王统照的居所成为文学青年的活动中心，他曾大力扶植过臧克家、于黑丁、杜宇、吴伯箫、王亚平等文学爱好者

    定居青岛成为“文学磁石”

    王统照定居青岛后，如同一块“磁石”，吸附了众多“文人墨客”，他的居所长时间成为文学青年和作家们的活动中心，闻一多、老舍、朱自清、吴伯箫、洪深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吴伯箫曾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提到：“在观海二路的书斋里，同你（王统照）送走过多少度无限好的夕阳，迎接过多少回山上山下的万家灯火。”

    青岛大学退休教授刘增人认为，王统照定居青岛时，正是他情绪的低谷，因为多年相依为命的母亲遽然辞世，风起云涌的京华文学生涯瞬间消退，又处于风云变幻、血雨腥风的政治局势笼罩之中，于是敏感而脆弱的诗人，心底笼罩上了排解不开的浓重阴云。但这时候，也恰恰是他文学活动另一阶段的起始。

    据了解，在青岛，王统照创作了以青岛和山东腹地为内容的短篇小说 《沉船》、长篇小说《山雨》以及散文《海浴之后》、《海滨微语》、《青岛素描》等知名文学作品；创办了青岛第一个新文学期刊《青潮》，此后还参与主编了《青痕》、《潮音》等文学刊物，非常具有青岛特色；还与老舍等友人合办过影响广远的文学副刊《避暑录话》。

    资助臧克家出版《烙印》

    据刘增人介绍，王统照曾在49号院里大力扶植过臧克家、于黑丁、杜宇、吴伯箫、王亚平等文学爱好者。当年，臧克家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后转入中文系成为闻一多的弟子。那时，他常去王统照家造访，一进大门便喊“剑叔”（注：王统照字剑三），倘若王统照恰在客房，便扶着扶手飞快地下来，如鸟之临空，与来客在石阶中间“会师”，然后一边说笑一边走回客房。

    1933年，臧克家的新诗经过闻一多、王统照的悉心指点，已经自成风格，并且在不少重要报刊发表，有了一定影响。作为初露头角的文学青年，他很想出一本自己的诗集，但当时没有书店肯为这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出书。后来，王统照、闻一多等人共同出资，又帮忙审定诗稿，终于帮助臧克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瞬间，臧克家成为“1933年的文学新人”。

    书房“有所应有所不应”

    刘增人在介绍王统照的书房“规矩”时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这几间书房，家人特别是孩子，一般是不许入内的。每天晨起，王统照便提起他外出时必带的手杖，手臂上悬一件外衣，沿着环山的马路散步，不是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从不中断。早饭后便告诉夫人，今天可能有什么客人来，请他们在客厅少等；什么人若来，则说我已经外出，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若是某某人来了，即刻到书房来通知……于是夫人就把他反锁起来，至少半天，甚至一天。

    显然，王统照的书房是“有所应有所不应”，文史学者鲁海曾有幸走进过他的书房。1947年，15岁的鲁海还是名热血文学青年，他听说朋友吕环（解放后曾任青岛日报文化部主任）要去请王统照为杂志 《海风》撰稿，便兴冲冲地跟着去了。而彼时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王统照，因为支持学生进行反蒋争取民主的运动，令当局不满，处境艰难。他委婉地表示，自己不便再发表什么文章。

    这次见面之后没多久，王统照便被校方开除了。